33、八卦与养生
众所周知，人生活在大自然中，生命的源泉取之于自然界，《周易》中的养生原则正是顺乎自然，也就是顺从四时气候的变化，使机体与自然环境协调，《周易·丰卦》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是讲四时的变化，有周期循环规律。因此，人们必须顺从这正常的自然变化。《周易·乾卦》还进一步指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我国养生学强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完全就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
稍后于《周易》的《内经》，就是根据《周易》中关于四时变化的理论，提出了四时万物生、长、收、藏的节律，来指导人们养生祛病。《内经·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中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则提醒人们须顺应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四气”变化特点来调摄精神，达到养生防病的目的，其中指出：
为了保持健康，适应春天的气候，人们可以稍迟睡觉，但要早起床。早晨可在院中缓缓散步，并要注意披散束发，松缓衣带，让形体舒展，使志意顺着春天开发之气而活动，这就适应了春天的养生之道。如果违背了这个道理，就要损伤肝气，容易患寒性病。
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应晚睡早起，不要厌恶夏天昼长天热，应该心情愉快，精神饱满旺盛，使体内的阳气宣发于外，以与夏天阳盛的环境相适应，这就是夏天的养生之道。如果违背了这个道理，就要损伤心气，到秋天更容易得疟疾。
秋季人们应该早睡早起，排除各种外来的干扰，保持安逸和宁静，早上随鸡鸣而起，收敛神气而不要外露，从而使肺气清肃。这就能适应秋天的养生之道，如果不这样，就要损伤肺气，到冬天还会发生不容易治疗的泄泻病，这也是没有根据秋天的特点来养生，从而削弱了人体对冬天的适应能力的原因。
冬季要注意保持阳气，做到早睡晚起，以待日光。并要保养精神，不能胡思乱想，以免扰乱阳气。同时要做到保持温暖，避免受寒，不要使皮肤过度出汗，导致闭藏的阳畦频频消耗，这就是冬天的养生之道。如果违反了这个道理，就要损伤肾气，到了来年春天，便会出现手足软弱逆冷的痿厥病。
《内经》中的这些养生观点，就是对《周易》中的“与四时合其序”的主张的进一步发展。
从我国养生学的精神实质来看，最关键的是贯彻保健预防的思想。为了保持健康，要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乐观通达，以达寿终天年。所以，《周易·艮卦》中认为：“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这里是说伤了脚趾这种小毛病，一般人不会去管它，但《周易》认为就是脚趾也要去保护，这样身体才不会出问题，健康才能得到长期的保证，这种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对后世的养生学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内经》就十分的重视未病先防对养生的意义，《素问·四时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内经》还很重视有病早治，《素问·八正神明论》说：“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病初起，易治；若病已成，甚至于外于垂危状况时，那么即使再好的医生也难以治愈了。
我国的养生学还十分注意精神的保养，精神好是人体健康必备的条件，精神不好则容易产生疾病，《周易》很早就注意到这一点，在《周易·履卦》中说：“履道坦坦”就是指要胸怀宽广，才能够保持健康。《周易·艮卦》还指出：“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就是说腿肚的肉是比较肥满的，而现在却消瘦下去了，原因就是因为精神不畅快。精神包括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态的变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中指出：“喜怒不节，生乃不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素问》在论述调节精神，保养真气，以求长寿的养生方法时，要求做到：“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金代医家李东垣说：“凡怒、忿、悲、思、恐、惧、皆伤元气。”《医钞内编》中说：“养生在凝神，神凝则气聚，气聚则形全，若日逐攘忧烦，神不守舍，则易于衰老。”这不仅说明人的精神状态与脏腑气血的功能互相影响，同时也有协调各个脏腑的主导作用，还说明情态剧烈变动，可以使人发病，所以养生要把调摄精神，放早首要的地位。
《周易》强调“形神合一”，就是形体与精神的统一。所谓形，是指物质基础；所谓神，是指精神意识、思维以及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神不能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形体强壮，必然精神饱满，生理活动正常；精神健旺，也能促进形体的健康。即使生了病，中医也强调要保持健康的心理。《周易·无妄卦》说：“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是说得了病不要胡思乱想，应该心情坦然，宁神静养，不吃药也会好转。这是对病后心理调养所要求的，良好平稳的心理对于疾病早愈有重要的作用，《周易》中的这些养生理论在今天仍然有极其的科学意义。
建筑是人类创造的最值得自豪的文明成果之一，因而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建筑观念和由此决定的建筑格局，在世界多种建筑文化体系中，它是最卓有成就的一种。形成中国古代建筑基本格局的原因主要是技术方法和思想体系。所谓技术方法，是指中国古代长期以木结构为主体，因而，由于材料的力学性能和尺度的限制，不利于向高层发展而需要形成平面展开、多重层进的布局特点。中国古代建筑以院为单位，由房舍、墙亘围成院，串接几组院成为群，乃至构成如同故宫这样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就是这种平面展开的最高代表作。但是，影响中国古代建筑格局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思想观念，特别是以《周易》八卦作为代表的思想体系，下面仅试举几例以证之。
如果你俯视隋唐时期长安的平面布局，一定会被它那规模宏大、正若棋盘的严谨格局所吸引，这种建筑的设计思想，就是《周易》中的“天人感应”的基本精神，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统一的亲密关系，其突出的特点是不把自然的“天”绝对神秘化、宗教化，而是认为“天”既有自然性，又有道德性，既带神学性，更带情感性、世俗性。基于这种“天人感应”论，长安的平面设计及宫殿、宗庙建筑，讲究与人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天上的琼楼玉宇是由人间入世的皇帝居住，特别是在占整个长安城十分之一的宫殿建筑中，表明了唐人不是请天宫神灵来支配人间，而是要到天上去参与和分享神的快乐。虽然这种设计思想有些是不科学的八卦五行和阴阳天象说，但它不仅仅是统治者“受命于天”思想的神秘表现，更重要的是人间生活的情趣使天上神的世界也充满人间的乐趣。可见，《周易》中的天、地相应，人、神一体的“天人感应”思想在长安平面设计中的象征寓意手法再明显不过了。
长安的建筑师们还巧妙地把《周易·乾卦》中的科学部分，与长安的地理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他们将长安地区地形上的六条东西向的高坡赋予数字的时空含义，以象征《乾卦》中的六爻，并从北向南按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等的无限抽象顺序排列下来，布设各种建筑物，显示出不同的特殊功能，使现实地形与理想化了的设计思想达到奇妙统一。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隋氏营都，宇文恺以朱雀街南北有六条高坡，为乾卦之象。故以九二置宫殿，以当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应君子之数；九五贵位，不欲常人居之，放置玄都观及兴善寺以镇之。”这说明《周易·乾卦》六爻对长安六坡的建筑设计有着直接的影响。当时，长安城内的宫殿、省司厅堂、重要寺观和勋戚贵官的住宅，大都分布在这六条高坡上，与一般居民区形成了显明的对照。这种利用高地布设重要建筑物的特点，使本来对长安建筑并不是什么优点的六坡地形，反而为长安城增添了光辉。
再以我国古代最基本最简单的住宅为例，通常是以院为中心，四周围以房屋而形成，外侧为高厚墙亘封闭，仅留少数门以供出入。各栋房舍均面向内院，庭院既是采光日照通风口，又是交通和活动中心。中国住宅中的庭院，并非只是空地，而是整组建筑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规模更大的住宅更有多重特点，其设计思想也是由《周易·系辞》所谓“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而来，设两重门，夜间打着更梆巡行，以防御盗贼，这就必然要加强房屋的封闭性，所以我国古代官署、皇宫，更是高墙深院，重重屏障，防卫的目的十分明显。
另外，《周易》所创立的阴阳学说，对古代建筑的设计也有着直接明显的影响。我国古代建筑一般都是背阴向阳，即坐北朝南，不仅王宫正座，一切坛庙、衙署，均采取向阳方位，连同佛寺、道观也受此体系影响，都以向阳面南为正。只有被认为具有阴性的建筑，如方泽（地坛）、社稷（土地神、农神）等才面朝北。
《周易》六十四卦充分体现了“阳尊阴卑”的观念，而在古代，皇帝被认为是最高最纯的阳的代表，因此，在建筑上，为突出皇帝的尊位，皇宫都置于中央地位。位低者，则列于两旁，这就容易形成对称布局。按中国传统习俗，居中面阳（南）为尊，面东西者次之，西北者最低。在住宅中，尊位是长辈，住正房或上房；两侧则为晚辈子媳所在，住厢房或偏房。皇宫殿宇不但位置方向有规矩，高低、形制乃至色彩、图案等，也有等级差别。此外，皇宫主要的宫殿、宫门殿门南北相次在同一中轴线上，以突出中央为尊的地位。例如，北京故宫的天安门、午门、太和门、三大殿、乾清坤宁两宫、神武门、地安门就在同一南北轴线上，这就十分强烈地突出了皇宫之尊贵。
古代人们在建筑房屋时，还十分注意所谓阴阳适中，以利于延年益寿，因此，在建筑思想中还包含着养身之道的内容，如《吕氏春秋·重己》篇中说：“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秦汉以后，流行于先秦的高台之风迅速衰落，减少，就是同这种讲求阴阳适中的思想有密切联系。
我国古代建筑由于受《周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许多建筑物都是在墨守成规，按一定模式重复再现。很少有新的创造、新的突破、缺乏内心感情的奔放流露。因此，固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光辉的创造、伟大的成就，终于最后陷入形式主义，僵滞枯索，缺少艺术创造的生命力，缺少激情和吸引力，只能是四平八稳、平淡无奇、处处似曾相识，这是今天我们应引以为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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