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宋朝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時期程颢、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認爲理是世界的本質,“理在先,氣在後”,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朱熹學識淵博,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其詞作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豔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語看得出都經過斟酌推敲,比較講究。但其詞意境稍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奮好學,立志要做聖人。李侗曾贊揚他:“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並說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年譜》卷1)。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書院艱,做官清正有爲。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但卻不被當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于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編輯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爲師,專心儒學,成爲程颢、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于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爲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複嶽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爲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爲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並和高利盤剝,並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于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蔔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後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松十分熱衷道學,與朱熹墓建陽黃坑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並稱爲“延平四賢”。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裏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爲“南閩阙裏”,建陽稱爲“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幹、熊禾、遊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後,遠在美日韓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後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谒,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來等國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後者。因此朱熹既熱衷于道學,同時于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禅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爲表誠意,他步行幾百裏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朱熹認爲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准,它是人們一切行爲的標准,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于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爲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真、善、美,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真、善、美,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金統治者完顔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准備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爲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派張浚,平反了嶽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桧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
(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
(二)罷黜和議;
(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
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爲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爲。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複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後,宋金結爲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鑽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裏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並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诏不應。
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並制定一整套學規。即: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書院“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爲學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
“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後來成爲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爲各書院的楷模,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
武夷書院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爲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爲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爲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于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複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爲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嶽麓書院的。
朱熹一生雖然爲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爲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于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爲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饑,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爲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並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並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爲沈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爲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考亭書院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爲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劄,陳述時弊。到職後,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汙吏的劣迹,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爲“僞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後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甯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爲“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爲甯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甯宗不滿,加以幹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僑寓建陽(今屬福建)崇安,後徙考亭。其父朱松,進士出身,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職,因反對秦桧妥協而出知饒州,未至而卒。此時朱熹14歲,遵父遺命,師事劉子□等人。
紹興十八年(1148),朱熹中進士,任泉州同安(今屬福建)主簿,聚徒講學,後罷歸,監潭州(今湖南長沙)南嶽廟。孝宗即位,朱熹上書反對議和。隆興元年(1163)被召見,複言主戰。朝廷雖屢任以官職,因與執政者政見不合,皆辭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爲相,薦朱熹知南康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屢辭不許,次年赴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請修複舊觀,訂立學規,從事講學。淳熙八年(1181),浙東大饑,朱熹被任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次年,因屢次上疏彈劾台州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唐仲友爲宰相王淮姻親,朱熹的奏章被扣壓,因憤而辭歸。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爲相,任朱熹提點江西刑獄。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爲由請歸。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爲江東轉運副使,以病力辭,後改任漳州(今屬福建)知州。紹熙二年(1191)辭歸建陽,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撫使,修複嶽麓書院,擴建學堂,廣納四方遊學之士。甯宗慶元元年(1195),爲煥章閣待制、侍講,因得罪韓□胄而罷。次年,監察禦史史繼祖劾其僞學欺人,革職罷官,歸建陽講學著述而終。
朱熹一生關心現實,對金人南侵、土地兼並、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現狀焦慮不安,要求選賢任能,修明軍政,愛養民力,實現統一。從中進士至死50多年間,雖爲官僅9年,在朝廷任職僅40天,但在任上都能革除弊端,打擊貪吏,救災安民。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傾注在講學和著述上。他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程颢、程頤)關于義理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成爲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的正宗哲學,在思想領域中起了長期的消極作用。所撰《四書集注》,元代以後的科舉考試規定士人發揮題義必須以此書爲依據,影響極大。
在文學觀點上,朱熹與二程相近。他倡導文道一貫之說,強調文道統一,認爲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葉,二者不能分開,反對"文以貫道":"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主張人們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隨道的産生而産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産物。因而,他對唐宋古文大家們重視文的作用不滿,說他們是"棄本逐末"。與此相應,朱熹論詩重言"志",即詩中要有道德修養,認爲有此即自成佳作。他反對從格律、詞藻方面論工拙,強調質樸自然,因而形成他詩論中的複古主義觀點。但他在具體論文論詩中,卻有一些較公允的見解。如他認爲學詩要從《詩經》、《離騷》開始;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對陶淵明、李白、杜甫、陸遊的詩和蘇洵、蘇轼的文都有較中肯的評價。同樣,他的《詩集傳》、《楚辭集注》,也常表現出尊重事實、重視文學反映現實和抒發情志的作用的求實精神。
在道學家中,朱熹的詩歌藝術性最高;在南宋文壇上,他的文章也很有特點。
朱熹的父親朱松和老師劉子□,都是著名詩人,朱熹受他們的熏陶,也能寫詩。他重古詩而輕律詩。五古學漢魏,學陶淵明,學唐人中詩風古樸的一派,往往即景即事,言志述懷,以表現其"雍容俯仰"的氣象和"中和沖淡"的胸襟。篇幅較短,語言自然,不用典故,長于用白描手法寫自然景色。《對雨》、《六月十五日詣水公庵雨作》、《臥龍庵武侯祠》、《康王谷水簾》等,都是代表作,《秋日告病齋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中的"況複逢旱魃,農畝無余收;赤子亦何辜,黃屋勞深憂。而我忝朝寄,政荒積愆尤。懷□臥空閣,恻怆增綢缪",則反映了迫切的現實問題,抒發了憂國憂民的心情。
朱熹認爲自律詩出而講究用韻、屬對、比事、遣詞,"益巧益密",有害于詩的"言志之功"。但他自己還是寫了不少律詩,有些篇章也值得一讀。五律如《登定王台》,舊時選本多入選。《拜張魏公墓下》6首,通過對愛國宿將張浚的贊頌哀悼,暴露了朝政的昏暗。"公謀適不用,拱手遷南荒","中原尚腥□,人類幾豺狼!"悲痛、憤激情見乎詞。他的七律也有佳作,如《和劉叔通懷遊子蒙之韻》:"扣角聽君悲複悲,壯心未已欲何!交遊半落丘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袁絲。病余我更無□賴,勉爲同懷一賦詩。"這是晚年被貶逐之後寫的。報國無門的悲憤,出之以蒼涼委婉之詞,彌覺沈痛。
朱熹的七絕清新明麗之作較多。《水口行舟二首》、《入瑞岩道間得四絕句》、《武夷□歌十首》一類詩,都情景交融,很有韻味。
道學家用詩講道理,寫出的不過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朱熹集中也有這一類"詩",但比例較小。同時,有些詩盡管也講道理,卻不是抽象地講,而是用比興手法寫客觀景物,給人以啓發。如《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沖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寓議論于寫景,富于哲理性而不乏詩味。至如七律《鵝湖寺和陸子壽》中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直接說理,但說得親切,至今爲人們所引用。
朱熹文章長于說理,風格近似曾鞏。如《庚子應诏封事》力陳"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結構謹嚴,邏輯周密,語言平實,很能代表其文章風格。他的一些記事、寫景的短文,頗有文藝性。如《記孫觌事》(《文集》卷七十一),寥寥200字,通過孫觌寫降表"一揮而就"的情態及其"順天者存"的議論,刻畫出投降者的形象並給予辛辣的諷刺。《百丈山記》(《文集》卷七十八),寫澗水、瀑布、遠山、日光和雲濤變滅,細致准確,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文集》卷七十六),先寫郭君爲他畫像表現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後寫他將出遊,欲畫隱君子之形以歸,而以郭君不能從行爲憾。其國土日蹙、賢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見于言外,是曆來傳誦的名篇。
朱熹的《朱子語類》140卷,涉及面很廣,是宋代以後新的語錄體奠基之作。這種講經傳道、品評是非的口語化的文體,其特點是質樸無華,平易近人。如他論陶潛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語類》卷一百四十)論黃庭堅詩:"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憑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語類》卷一百三十九)這些話語,大都是他平時語言的忠實記錄,講述者的情感和語氣宛然,很有感染力。朱熹是宋朝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時期程颢、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認爲理是世界的本質,“理在先,氣在後”,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朱熹學識淵博,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其詞作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豔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語看得出都經過斟酌推敲,比較講究。但其詞意境稍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奮好學,立志要做聖人。李侗曾贊揚他:“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並說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年譜》卷1)。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書院艱,做官清正有爲。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但卻不被當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于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編輯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爲師,專心儒學,成爲程颢、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于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爲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複嶽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爲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爲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並和高利盤剝,並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于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蔔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後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松十分熱衷道學,與朱熹墓建陽黃坑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並稱爲“延平四賢”。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裏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爲“南閩阙裏”,建陽稱爲“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幹、熊禾、遊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後,遠在美日韓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後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谒,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來等國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後者。因此朱熹既熱衷于道學,同時于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禅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爲表誠意,他步行幾百裏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朱熹認爲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准,它是人們一切行爲的標准,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于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爲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真、善、美,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真、善、美,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金統治者完顔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准備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爲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派張浚,平反了嶽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桧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
(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
(二)罷黜和議;
(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
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爲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爲。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複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後,宋金結爲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鑽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裏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並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诏不應。
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並制定一整套學規。即: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書院“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爲學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
“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後來成爲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爲各書院的楷模,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
武夷書院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爲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爲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爲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于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複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爲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嶽麓書院的。
朱熹一生雖然爲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爲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于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爲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饑,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爲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並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並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爲沈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爲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考亭書院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爲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劄,陳述時弊。到職後,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汙吏的劣迹,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爲“僞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後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甯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爲“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爲甯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甯宗不滿,加以幹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僑寓建陽(今屬福建)崇安,後徙考亭。其父朱松,進士出身,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職,因反對秦桧妥協而出知饒州,未至而卒。此時朱熹14歲,遵父遺命,師事劉子□等人。
紹興十八年(1148),朱熹中進士,任泉州同安(今屬福建)主簿,聚徒講學,後罷歸,監潭州(今湖南長沙)南嶽廟。孝宗即位,朱熹上書反對議和。隆興元年(1163)被召見,複言主戰。朝廷雖屢任以官職,因與執政者政見不合,皆辭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爲相,薦朱熹知南康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屢辭不許,次年赴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請修複舊觀,訂立學規,從事講學。淳熙八年(1181),浙東大饑,朱熹被任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次年,因屢次上疏彈劾台州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唐仲友爲宰相王淮姻親,朱熹的奏章被扣壓,因憤而辭歸。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爲相,任朱熹提點江西刑獄。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爲由請歸。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爲江東轉運副使,以病力辭,後改任漳州(今屬福建)知州。紹熙二年(1191)辭歸建陽,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撫使,修複嶽麓書院,擴建學堂,廣納四方遊學之士。甯宗慶元元年(1195),爲煥章閣待制、侍講,因得罪韓□胄而罷。次年,監察禦史史繼祖劾其僞學欺人,革職罷官,歸建陽講學著述而終。
朱熹一生關心現實,對金人南侵、土地兼並、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現狀焦慮不安,要求選賢任能,修明軍政,愛養民力,實現統一。從中進士至死50多年間,雖爲官僅9年,在朝廷任職僅40天,但在任上都能革除弊端,打擊貪吏,救災安民。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傾注在講學和著述上。他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程颢、程頤)關于義理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成爲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的正宗哲學,在思想領域中起了長期的消極作用。所撰《四書集注》,元代以後的科舉考試規定士人發揮題義必須以此書爲依據,影響極大。
在文學觀點上,朱熹與二程相近。他倡導文道一貫之說,強調文道統一,認爲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葉,二者不能分開,反對"文以貫道":"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主張人們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隨道的産生而産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産物。因而,他對唐宋古文大家們重視文的作用不滿,說他們是"棄本逐末"。與此相應,朱熹論詩重言"志",即詩中要有道德修養,認爲有此即自成佳作。他反對從格律、詞藻方面論工拙,強調質樸自然,因而形成他詩論中的複古主義觀點。但他在具體論文論詩中,卻有一些較公允的見解。如他認爲學詩要從《詩經》、《離騷》開始;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對陶淵明、李白、杜甫、陸遊的詩和蘇洵、蘇轼的文都有較中肯的評價。同樣,他的《詩集傳》、《楚辭集注》,也常表現出尊重事實、重視文學反映現實和抒發情志的作用的求實精神。
在道學家中,朱熹的詩歌藝術性最高;在南宋文壇上,他的文章也很有特點。
朱熹的父親朱松和老師劉子□,都是著名詩人,朱熹受他們的熏陶,也能寫詩。他重古詩而輕律詩。五古學漢魏,學陶淵明,學唐人中詩風古樸的一派,往往即景即事,言志述懷,以表現其"雍容俯仰"的氣象和"中和沖淡"的胸襟。篇幅較短,語言自然,不用典故,長于用白描手法寫自然景色。《對雨》、《六月十五日詣水公庵雨作》、《臥龍庵武侯祠》、《康王谷水簾》等,都是代表作,《秋日告病齋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中的"況複逢旱魃,農畝無余收;赤子亦何辜,黃屋勞深憂。而我忝朝寄,政荒積愆尤。懷□臥空閣,恻怆增綢缪",則反映了迫切的現實問題,抒發了憂國憂民的心情。
朱熹認爲自律詩出而講究用韻、屬對、比事、遣詞,"益巧益密",有害于詩的"言志之功"。但他自己還是寫了不少律詩,有些篇章也值得一讀。五律如《登定王台》,舊時選本多入選。《拜張魏公墓下》6首,通過對愛國宿將張浚的贊頌哀悼,暴露了朝政的昏暗。"公謀適不用,拱手遷南荒","中原尚腥□,人類幾豺狼!"悲痛、憤激情見乎詞。他的七律也有佳作,如《和劉叔通懷遊子蒙之韻》:"扣角聽君悲複悲,壯心未已欲何!交遊半落丘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袁絲。病余我更無□賴,勉爲同懷一賦詩。"這是晚年被貶逐之後寫的。報國無門的悲憤,出之以蒼涼委婉之詞,彌覺沈痛。
朱熹的七絕清新明麗之作較多。《水口行舟二首》、《入瑞岩道間得四絕句》、《武夷□歌十首》一類詩,都情景交融,很有韻味。
道學家用詩講道理,寫出的不過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朱熹集中也有這一類"詩",但比例較小。同時,有些詩盡管也講道理,卻不是抽象地講,而是用比興手法寫客觀景物,給人以啓發。如《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沖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寓議論于寫景,富于哲理性而不乏詩味。至如七律《鵝湖寺和陸子壽》中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直接說理,但說得親切,至今爲人們所引用。
朱熹文章長于說理,風格近似曾鞏。如《庚子應诏封事》力陳"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結構謹嚴,邏輯周密,語言平實,很能代表其文章風格。他的一些記事、寫景的短文,頗有文藝性。如《記孫觌事》(《文集》卷七十一),寥寥200字,通過孫觌寫降表"一揮而就"的情態及其"順天者存"的議論,刻畫出投降者的形象並給予辛辣的諷刺。《百丈山記》(《文集》卷七十八),寫澗水、瀑布、遠山、日光和雲濤變滅,細致准確,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文集》卷七十六),先寫郭君爲他畫像表現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後寫他將出遊,欲畫隱君子之形以歸,而以郭君不能從行爲憾。其國土日蹙、賢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見于言外,是曆來傳誦的名篇。
朱熹的《朱子語類》140卷,涉及面很廣,是宋代以後新的語錄體奠基之作。這種講經傳道、品評是非的口語化的文體,其特點是質樸無華,平易近人。如他論陶潛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語類》卷一百四十)論黃庭堅詩:"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憑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語類》卷一百三十九)這些話語,大都是他平時語言的忠實記錄,講述者的情感和語氣宛然,很有感染力。朱熹是宋朝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時期程颢、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認爲理是世界的本質,“理在先,氣在後”,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朱熹學識淵博,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其詞作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豔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語看得出都經過斟酌推敲,比較講究。但其詞意境稍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奮好學,立志要做聖人。李侗曾贊揚他:“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並說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年譜》卷1)。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書院艱,做官清正有爲。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但卻不被當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于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編輯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爲師,專心儒學,成爲程颢、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于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爲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複嶽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爲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爲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並和高利盤剝,並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于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蔔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後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松十分熱衷道學,與朱熹墓建陽黃坑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並稱爲“延平四賢”。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裏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爲“南閩阙裏”,建陽稱爲“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幹、熊禾、遊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後,遠在美日韓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後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谒,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來等國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後者。因此朱熹既熱衷于道學,同時于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禅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爲表誠意,他步行幾百裏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朱熹認爲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准,它是人們一切行爲的標准,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于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爲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真、善、美,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真、善、美,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金統治者完顔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准備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爲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派張浚,平反了嶽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桧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
(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
(二)罷黜和議;
(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
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爲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爲。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複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後,宋金結爲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鑽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裏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並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诏不應。
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並制定一整套學規。即: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書院“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爲學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
“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後來成爲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爲各書院的楷模,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
武夷書院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爲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爲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爲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于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複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爲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嶽麓書院的。
朱熹一生雖然爲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爲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于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爲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饑,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爲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並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並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爲沈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爲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考亭書院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爲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劄,陳述時弊。到職後,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汙吏的劣迹,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爲“僞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後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甯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爲“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爲甯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甯宗不滿,加以幹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僑寓建陽(今屬福建)崇安,後徙考亭。其父朱松,進士出身,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職,因反對秦桧妥協而出知饒州,未至而卒。此時朱熹14歲,遵父遺命,師事劉子□等人。
紹興十八年(1148),朱熹中進士,任泉州同安(今屬福建)主簿,聚徒講學,後罷歸,監潭州(今湖南長沙)南嶽廟。孝宗即位,朱熹上書反對議和。隆興元年(1163)被召見,複言主戰。朝廷雖屢任以官職,因與執政者政見不合,皆辭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爲相,薦朱熹知南康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屢辭不許,次年赴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請修複舊觀,訂立學規,從事講學。淳熙八年(1181),浙東大饑,朱熹被任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次年,因屢次上疏彈劾台州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唐仲友爲宰相王淮姻親,朱熹的奏章被扣壓,因憤而辭歸。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爲相,任朱熹提點江西刑獄。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爲由請歸。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爲江東轉運副使,以病力辭,後改任漳州(今屬福建)知州。紹熙二年(1191)辭歸建陽,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撫使,修複嶽麓書院,擴建學堂,廣納四方遊學之士。甯宗慶元元年(1195),爲煥章閣待制、侍講,因得罪韓□胄而罷。次年,監察禦史史繼祖劾其僞學欺人,革職罷官,歸建陽講學著述而終。
朱熹一生關心現實,對金人南侵、土地兼並、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現狀焦慮不安,要求選賢任能,修明軍政,愛養民力,實現統一。從中進士至死50多年間,雖爲官僅9年,在朝廷任職僅40天,但在任上都能革除弊端,打擊貪吏,救災安民。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傾注在講學和著述上。他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程颢、程頤)關于義理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成爲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的正宗哲學,在思想領域中起了長期的消極作用。所撰《四書集注》,元代以後的科舉考試規定士人發揮題義必須以此書爲依據,影響極大。
在文學觀點上,朱熹與二程相近。他倡導文道一貫之說,強調文道統一,認爲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葉,二者不能分開,反對"文以貫道":"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主張人們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隨道的産生而産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産物。因而,他對唐宋古文大家們重視文的作用不滿,說他們是"棄本逐末"。與此相應,朱熹論詩重言"志",即詩中要有道德修養,認爲有此即自成佳作。他反對從格律、詞藻方面論工拙,強調質樸自然,因而形成他詩論中的複古主義觀點。但他在具體論文論詩中,卻有一些較公允的見解。如他認爲學詩要從《詩經》、《離騷》開始;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對陶淵明、李白、杜甫、陸遊的詩和蘇洵、蘇轼的文都有較中肯的評價。同樣,他的《詩集傳》、《楚辭集注》,也常表現出尊重事實、重視文學反映現實和抒發情志的作用的求實精神。
在道學家中,朱熹的詩歌藝術性最高;在南宋文壇上,他的文章也很有特點。
朱熹的父親朱松和老師劉子□,都是著名詩人,朱熹受他們的熏陶,也能寫詩。他重古詩而輕律詩。五古學漢魏,學陶淵明,學唐人中詩風古樸的一派,往往即景即事,言志述懷,以表現其"雍容俯仰"的氣象和"中和沖淡"的胸襟。篇幅較短,語言自然,不用典故,長于用白描手法寫自然景色。《對雨》、《六月十五日詣水公庵雨作》、《臥龍庵武侯祠》、《康王谷水簾》等,都是代表作,《秋日告病齋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中的"況複逢旱魃,農畝無余收;赤子亦何辜,黃屋勞深憂。而我忝朝寄,政荒積愆尤。懷□臥空閣,恻怆增綢缪",則反映了迫切的現實問題,抒發了憂國憂民的心情。
朱熹認爲自律詩出而講究用韻、屬對、比事、遣詞,"益巧益密",有害于詩的"言志之功"。但他自己還是寫了不少律詩,有些篇章也值得一讀。五律如《登定王台》,舊時選本多入選。《拜張魏公墓下》6首,通過對愛國宿將張浚的贊頌哀悼,暴露了朝政的昏暗。"公謀適不用,拱手遷南荒","中原尚腥□,人類幾豺狼!"悲痛、憤激情見乎詞。他的七律也有佳作,如《和劉叔通懷遊子蒙之韻》:"扣角聽君悲複悲,壯心未已欲何!交遊半落丘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袁絲。病余我更無□賴,勉爲同懷一賦詩。"這是晚年被貶逐之後寫的。報國無門的悲憤,出之以蒼涼委婉之詞,彌覺沈痛。
朱熹的七絕清新明麗之作較多。《水口行舟二首》、《入瑞岩道間得四絕句》、《武夷□歌十首》一類詩,都情景交融,很有韻味。
道學家用詩講道理,寫出的不過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朱熹集中也有這一類"詩",但比例較小。同時,有些詩盡管也講道理,卻不是抽象地講,而是用比興手法寫客觀景物,給人以啓發。如《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沖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寓議論于寫景,富于哲理性而不乏詩味。至如七律《鵝湖寺和陸子壽》中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直接說理,但說得親切,至今爲人們所引用。
朱熹文章長于說理,風格近似曾鞏。如《庚子應诏封事》力陳"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結構謹嚴,邏輯周密,語言平實,很能代表其文章風格。他的一些記事、寫景的短文,頗有文藝性。如《記孫觌事》(《文集》卷七十一),寥寥200字,通過孫觌寫降表"一揮而就"的情態及其"順天者存"的議論,刻畫出投降者的形象並給予辛辣的諷刺。《百丈山記》(《文集》卷七十八),寫澗水、瀑布、遠山、日光和雲濤變滅,細致准確,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文集》卷七十六),先寫郭君爲他畫像表現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後寫他將出遊,欲畫隱君子之形以歸,而以郭君不能從行爲憾。其國土日蹙、賢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見于言外,是曆來傳誦的名篇。
朱熹的《朱子語類》140卷,涉及面很廣,是宋代以後新的語錄體奠基之作。這種講經傳道、品評是非的口語化的文體,其特點是質樸無華,平易近人。如他論陶潛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語類》卷一百四十)論黃庭堅詩:"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憑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語類》卷一百三十九)這些話語,大都是他平時語言的忠實記錄,講述者的情感和語氣宛然,很有感染力。朱熹是宋朝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時期程颢、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認爲理是世界的本質,“理在先,氣在後”,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朱熹學識淵博,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其詞作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豔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語看得出都經過斟酌推敲,比較講究。但其詞意境稍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奮好學,立志要做聖人。李侗曾贊揚他:“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並說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年譜》卷1)。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書院艱,做官清正有爲。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但卻不被當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于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編輯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爲師,專心儒學,成爲程颢、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于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爲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複嶽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爲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爲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並和高利盤剝,並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于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蔔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後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松十分熱衷道學,與朱熹墓建陽黃坑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並稱爲“延平四賢”。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裏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爲“南閩阙裏”,建陽稱爲“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幹、熊禾、遊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後,遠在美日韓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後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谒,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來等國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後者。因此朱熹既熱衷于道學,同時于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禅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爲表誠意,他步行幾百裏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朱熹認爲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准,它是人們一切行爲的標准,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于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爲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真、善、美,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真、善、美,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金統治者完顔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准備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爲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派張浚,平反了嶽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桧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
(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
(二)罷黜和議;
(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
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爲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爲。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複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後,宋金結爲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鑽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裏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並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诏不應。
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並制定一整套學規。即: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書院“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爲學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
“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後來成爲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爲各書院的楷模,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
武夷書院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爲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爲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爲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于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複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爲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嶽麓書院的。
朱熹一生雖然爲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爲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于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爲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饑,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爲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並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並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爲沈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爲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考亭書院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爲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劄,陳述時弊。到職後,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汙吏的劣迹,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爲“僞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後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甯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爲“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爲甯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甯宗不滿,加以幹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僑寓建陽(今屬福建)崇安,後徙考亭。其父朱松,進士出身,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職,因反對秦桧妥協而出知饒州,未至而卒。此時朱熹14歲,遵父遺命,師事劉子□等人。
紹興十八年(1148),朱熹中進士,任泉州同安(今屬福建)主簿,聚徒講學,後罷歸,監潭州(今湖南長沙)南嶽廟。孝宗即位,朱熹上書反對議和。隆興元年(1163)被召見,複言主戰。朝廷雖屢任以官職,因與執政者政見不合,皆辭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爲相,薦朱熹知南康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屢辭不許,次年赴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請修複舊觀,訂立學規,從事講學。淳熙八年(1181),浙東大饑,朱熹被任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次年,因屢次上疏彈劾台州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唐仲友爲宰相王淮姻親,朱熹的奏章被扣壓,因憤而辭歸。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爲相,任朱熹提點江西刑獄。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爲由請歸。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爲江東轉運副使,以病力辭,後改任漳州(今屬福建)知州。紹熙二年(1191)辭歸建陽,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撫使,修複嶽麓書院,擴建學堂,廣納四方遊學之士。甯宗慶元元年(1195),爲煥章閣待制、侍講,因得罪韓□胄而罷。次年,監察禦史史繼祖劾其僞學欺人,革職罷官,歸建陽講學著述而終。
朱熹一生關心現實,對金人南侵、土地兼並、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現狀焦慮不安,要求選賢任能,修明軍政,愛養民力,實現統一。從中進士至死50多年間,雖爲官僅9年,在朝廷任職僅40天,但在任上都能革除弊端,打擊貪吏,救災安民。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傾注在講學和著述上。他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程颢、程頤)關于義理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成爲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的正宗哲學,在思想領域中起了長期的消極作用。所撰《四書集注》,元代以後的科舉考試規定士人發揮題義必須以此書爲依據,影響極大。
在文學觀點上,朱熹與二程相近。他倡導文道一貫之說,強調文道統一,認爲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葉,二者不能分開,反對"文以貫道":"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主張人們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隨道的産生而産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産物。因而,他對唐宋古文大家們重視文的作用不滿,說他們是"棄本逐末"。與此相應,朱熹論詩重言"志",即詩中要有道德修養,認爲有此即自成佳作。他反對從格律、詞藻方面論工拙,強調質樸自然,因而形成他詩論中的複古主義觀點。但他在具體論文論詩中,卻有一些較公允的見解。如他認爲學詩要從《詩經》、《離騷》開始;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對陶淵明、李白、杜甫、陸遊的詩和蘇洵、蘇轼的文都有較中肯的評價。同樣,他的《詩集傳》、《楚辭集注》,也常表現出尊重事實、重視文學反映現實和抒發情志的作用的求實精神。
在道學家中,朱熹的詩歌藝術性最高;在南宋文壇上,他的文章也很有特點。
朱熹的父親朱松和老師劉子□,都是著名詩人,朱熹受他們的熏陶,也能寫詩。他重古詩而輕律詩。五古學漢魏,學陶淵明,學唐人中詩風古樸的一派,往往即景即事,言志述懷,以表現其"雍容俯仰"的氣象和"中和沖淡"的胸襟。篇幅較短,語言自然,不用典故,長于用白描手法寫自然景色。《對雨》、《六月十五日詣水公庵雨作》、《臥龍庵武侯祠》、《康王谷水簾》等,都是代表作,《秋日告病齋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中的"況複逢旱魃,農畝無余收;赤子亦何辜,黃屋勞深憂。而我忝朝寄,政荒積愆尤。懷□臥空閣,恻怆增綢缪",則反映了迫切的現實問題,抒發了憂國憂民的心情。
朱熹認爲自律詩出而講究用韻、屬對、比事、遣詞,"益巧益密",有害于詩的"言志之功"。但他自己還是寫了不少律詩,有些篇章也值得一讀。五律如《登定王台》,舊時選本多入選。《拜張魏公墓下》6首,通過對愛國宿將張浚的贊頌哀悼,暴露了朝政的昏暗。"公謀適不用,拱手遷南荒","中原尚腥□,人類幾豺狼!"悲痛、憤激情見乎詞。他的七律也有佳作,如《和劉叔通懷遊子蒙之韻》:"扣角聽君悲複悲,壯心未已欲何!交遊半落丘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袁絲。病余我更無□賴,勉爲同懷一賦詩。"這是晚年被貶逐之後寫的。報國無門的悲憤,出之以蒼涼委婉之詞,彌覺沈痛。
朱熹的七絕清新明麗之作較多。《水口行舟二首》、《入瑞岩道間得四絕句》、《武夷□歌十首》一類詩,都情景交融,很有韻味。
道學家用詩講道理,寫出的不過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朱熹集中也有這一類"詩",但比例較小。同時,有些詩盡管也講道理,卻不是抽象地講,而是用比興手法寫客觀景物,給人以啓發。如《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沖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寓議論于寫景,富于哲理性而不乏詩味。至如七律《鵝湖寺和陸子壽》中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直接說理,但說得親切,至今爲人們所引用。
朱熹文章長于說理,風格近似曾鞏。如《庚子應诏封事》力陳"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結構謹嚴,邏輯周密,語言平實,很能代表其文章風格。他的一些記事、寫景的短文,頗有文藝性。如《記孫觌事》(《文集》卷七十一),寥寥200字,通過孫觌寫降表"一揮而就"的情態及其"順天者存"的議論,刻畫出投降者的形象並給予辛辣的諷刺。《百丈山記》(《文集》卷七十八),寫澗水、瀑布、遠山、日光和雲濤變滅,細致准確,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文集》卷七十六),先寫郭君爲他畫像表現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後寫他將出遊,欲畫隱君子之形以歸,而以郭君不能從行爲憾。其國土日蹙、賢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見于言外,是曆來傳誦的名篇。
朱熹的《朱子語類》140卷,涉及面很廣,是宋代以後新的語錄體奠基之作。這種講經傳道、品評是非的口語化的文體,其特點是質樸無華,平易近人。如他論陶潛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語類》卷一百四十)論黃庭堅詩:"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憑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語類》卷一百三十九)這些話語,大都是他平時語言的忠實記錄,講述者的情感和語氣宛然,很有感染力。(王朝網路 wangchao.ne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