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宋朝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時期程颢、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認爲理是世界的本質，“理在先，氣在後”，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朱熹學識淵博，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其詞作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豔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語看得出都經過斟酌推敲，比較講究。但其詞意境稍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奮好學,立志要做聖人。李侗曾贊揚他：“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並說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年譜》卷1）。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書院艱，做官清正有爲。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但卻不被當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于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編輯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爲師，專心儒學，成爲程颢、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于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爲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複嶽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爲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爲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並和高利盤剝，並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于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蔔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後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松十分熱衷道學，與朱熹墓建陽黃坑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並稱爲“延平四賢”。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裏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爲“南閩阙裏”，建陽稱爲“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幹、熊禾、遊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後，遠在美日韓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後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谒，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來等國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後者。因此朱熹既熱衷于道學，同時于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禅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爲表誠意，他步行幾百裏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朱熹認爲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准，它是人們一切行爲的標准，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于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爲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真、善、美，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真、善、美，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金統治者完顔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准備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爲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派張浚，平反了嶽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桧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
（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
（二）罷黜和議；
（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
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爲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爲。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複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後，宋金結爲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鑽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裏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並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诏不應。
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並制定一整套學規。即：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書院“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爲學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
“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後來成爲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爲各書院的楷模，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
武夷書院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爲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爲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爲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于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複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爲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嶽麓書院的。
朱熹一生雖然爲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爲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于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爲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饑，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爲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並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並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爲沈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爲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考亭書院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爲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劄，陳述時弊。到職後，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汙吏的劣迹，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爲“僞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後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甯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爲“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爲甯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甯宗不滿，加以幹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僑寓建陽（今屬福建）崇安，後徙考亭。其父朱松，進士出身，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職，因反對秦桧妥協而出知饒州，未至而卒。此時朱熹14歲，遵父遺命，師事劉子□等人。
紹興十八年（1148），朱熹中進士，任泉州同安（今屬福建）主簿，聚徒講學，後罷歸，監潭州（今湖南長沙）南嶽廟。孝宗即位，朱熹上書反對議和。隆興元年（1163）被召見，複言主戰。朝廷雖屢任以官職，因與執政者政見不合，皆辭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爲相，薦朱熹知南康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屢辭不許，次年赴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請修複舊觀，訂立學規，從事講學。淳熙八年（1181），浙東大饑，朱熹被任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次年，因屢次上疏彈劾台州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唐仲友爲宰相王淮姻親，朱熹的奏章被扣壓，因憤而辭歸。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爲相，任朱熹提點江西刑獄。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爲由請歸。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爲江東轉運副使，以病力辭，後改任漳州（今屬福建）知州。紹熙二年（1191）辭歸建陽，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撫使，修複嶽麓書院，擴建學堂，廣納四方遊學之士。甯宗慶元元年（1195），爲煥章閣待制、侍講，因得罪韓□胄而罷。次年，監察禦史史繼祖劾其僞學欺人，革職罷官，歸建陽講學著述而終。
朱熹一生關心現實，對金人南侵、土地兼並、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現狀焦慮不安，要求選賢任能，修明軍政，愛養民力，實現統一。從中進士至死50多年間，雖爲官僅9年，在朝廷任職僅40天，但在任上都能革除弊端，打擊貪吏，救災安民。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傾注在講學和著述上。他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程颢、程頤)關于義理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成爲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的正宗哲學，在思想領域中起了長期的消極作用。所撰《四書集注》，元代以後的科舉考試規定士人發揮題義必須以此書爲依據，影響極大。
在文學觀點上，朱熹與二程相近。他倡導文道一貫之說，強調文道統一，認爲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葉，二者不能分開，反對"文以貫道"："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主張人們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隨道的産生而産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産物。因而，他對唐宋古文大家們重視文的作用不滿，說他們是"棄本逐末"。與此相應，朱熹論詩重言"志"，即詩中要有道德修養，認爲有此即自成佳作。他反對從格律、詞藻方面論工拙，強調質樸自然，因而形成他詩論中的複古主義觀點。但他在具體論文論詩中，卻有一些較公允的見解。如他認爲學詩要從《詩經》、《離騷》開始；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對陶淵明、李白、杜甫、陸遊的詩和蘇洵、蘇轼的文都有較中肯的評價。同樣，他的《詩集傳》、《楚辭集注》，也常表現出尊重事實、重視文學反映現實和抒發情志的作用的求實精神。
在道學家中，朱熹的詩歌藝術性最高；在南宋文壇上，他的文章也很有特點。
朱熹的父親朱松和老師劉子□，都是著名詩人，朱熹受他們的熏陶，也能寫詩。他重古詩而輕律詩。五古學漢魏，學陶淵明，學唐人中詩風古樸的一派，往往即景即事，言志述懷，以表現其"雍容俯仰"的氣象和"中和沖淡"的胸襟。篇幅較短，語言自然，不用典故，長于用白描手法寫自然景色。《對雨》、《六月十五日詣水公庵雨作》、《臥龍庵武侯祠》、《康王谷水簾》等，都是代表作，《秋日告病齋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中的"況複逢旱魃，農畝無余收；赤子亦何辜，黃屋勞深憂。而我忝朝寄，政荒積愆尤。懷□臥空閣，恻怆增綢缪"，則反映了迫切的現實問題，抒發了憂國憂民的心情。
朱熹認爲自律詩出而講究用韻、屬對、比事、遣詞，"益巧益密"，有害于詩的"言志之功"。但他自己還是寫了不少律詩，有些篇章也值得一讀。五律如《登定王台》，舊時選本多入選。《拜張魏公墓下》6首，通過對愛國宿將張浚的贊頌哀悼，暴露了朝政的昏暗。"公謀適不用，拱手遷南荒"，"中原尚腥□，人類幾豺狼!"悲痛、憤激情見乎詞。他的七律也有佳作，如《和劉叔通懷遊子蒙之韻》："扣角聽君悲複悲，壯心未已欲何！交遊半落丘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袁絲。病余我更無□賴，勉爲同懷一賦詩。"這是晚年被貶逐之後寫的。報國無門的悲憤，出之以蒼涼委婉之詞，彌覺沈痛。
朱熹的七絕清新明麗之作較多。《水口行舟二首》、《入瑞岩道間得四絕句》、《武夷□歌十首》一類詩，都情景交融，很有韻味。
道學家用詩講道理，寫出的不過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朱熹集中也有這一類"詩"，但比例較小。同時，有些詩盡管也講道理，卻不是抽象地講，而是用比興手法寫客觀景物，給人以啓發。如《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沖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寓議論于寫景，富于哲理性而不乏詩味。至如七律《鵝湖寺和陸子壽》中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直接說理，但說得親切，至今爲人們所引用。
朱熹文章長于說理，風格近似曾鞏。如《庚子應诏封事》力陳"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結構謹嚴，邏輯周密，語言平實，很能代表其文章風格。他的一些記事、寫景的短文，頗有文藝性。如《記孫觌事》(《文集》卷七十一），寥寥200字，通過孫觌寫降表"一揮而就"的情態及其"順天者存"的議論，刻畫出投降者的形象並給予辛辣的諷刺。《百丈山記》（《文集》卷七十八），寫澗水、瀑布、遠山、日光和雲濤變滅，細致准確，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文集》卷七十六），先寫郭君爲他畫像表現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後寫他將出遊，欲畫隱君子之形以歸，而以郭君不能從行爲憾。其國土日蹙、賢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見于言外，是曆來傳誦的名篇。
朱熹的《朱子語類》140卷，涉及面很廣，是宋代以後新的語錄體奠基之作。這種講經傳道、品評是非的口語化的文體，其特點是質樸無華，平易近人。如他論陶潛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語類》卷一百四十)論黃庭堅詩:"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憑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語類》卷一百三十九）這些話語，大都是他平時語言的忠實記錄，講述者的情感和語氣宛然，很有感染力。朱熹是宋朝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時期程颢、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認爲理是世界的本質，“理在先，氣在後”，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朱熹學識淵博，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其詞作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豔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語看得出都經過斟酌推敲，比較講究。但其詞意境稍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奮好學,立志要做聖人。李侗曾贊揚他：“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並說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年譜》卷1）。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書院艱，做官清正有爲。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但卻不被當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于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編輯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爲師，專心儒學，成爲程颢、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于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爲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複嶽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爲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爲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並和高利盤剝，並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于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蔔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後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松十分熱衷道學，與朱熹墓建陽黃坑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並稱爲“延平四賢”。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裏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爲“南閩阙裏”，建陽稱爲“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幹、熊禾、遊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後，遠在美日韓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後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谒，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來等國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後者。因此朱熹既熱衷于道學，同時于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禅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爲表誠意，他步行幾百裏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朱熹認爲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准，它是人們一切行爲的標准，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于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爲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真、善、美，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真、善、美，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金統治者完顔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准備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爲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派張浚，平反了嶽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桧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
（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
（二）罷黜和議；
（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
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爲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爲。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複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後，宋金結爲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鑽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裏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並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诏不應。
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並制定一整套學規。即：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書院“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爲學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
“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後來成爲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爲各書院的楷模，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
武夷書院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爲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爲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爲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于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複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爲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嶽麓書院的。
朱熹一生雖然爲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爲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于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爲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饑，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爲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並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並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爲沈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爲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考亭書院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爲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劄，陳述時弊。到職後，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汙吏的劣迹，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爲“僞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後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甯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爲“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爲甯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甯宗不滿，加以幹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僑寓建陽（今屬福建）崇安，後徙考亭。其父朱松，進士出身，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職，因反對秦桧妥協而出知饒州，未至而卒。此時朱熹14歲，遵父遺命，師事劉子□等人。
紹興十八年（1148），朱熹中進士，任泉州同安（今屬福建）主簿，聚徒講學，後罷歸，監潭州（今湖南長沙）南嶽廟。孝宗即位，朱熹上書反對議和。隆興元年（1163）被召見，複言主戰。朝廷雖屢任以官職，因與執政者政見不合，皆辭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爲相，薦朱熹知南康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屢辭不許，次年赴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請修複舊觀，訂立學規，從事講學。淳熙八年（1181），浙東大饑，朱熹被任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次年，因屢次上疏彈劾台州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唐仲友爲宰相王淮姻親，朱熹的奏章被扣壓，因憤而辭歸。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爲相，任朱熹提點江西刑獄。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爲由請歸。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爲江東轉運副使，以病力辭，後改任漳州（今屬福建）知州。紹熙二年（1191）辭歸建陽，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撫使，修複嶽麓書院，擴建學堂，廣納四方遊學之士。甯宗慶元元年（1195），爲煥章閣待制、侍講，因得罪韓□胄而罷。次年，監察禦史史繼祖劾其僞學欺人，革職罷官，歸建陽講學著述而終。
朱熹一生關心現實，對金人南侵、土地兼並、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現狀焦慮不安，要求選賢任能，修明軍政，愛養民力，實現統一。從中進士至死50多年間，雖爲官僅9年，在朝廷任職僅40天，但在任上都能革除弊端，打擊貪吏，救災安民。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傾注在講學和著述上。他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程颢、程頤)關于義理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成爲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的正宗哲學，在思想領域中起了長期的消極作用。所撰《四書集注》，元代以後的科舉考試規定士人發揮題義必須以此書爲依據，影響極大。
在文學觀點上，朱熹與二程相近。他倡導文道一貫之說，強調文道統一，認爲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葉，二者不能分開，反對"文以貫道"："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主張人們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隨道的産生而産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産物。因而，他對唐宋古文大家們重視文的作用不滿，說他們是"棄本逐末"。與此相應，朱熹論詩重言"志"，即詩中要有道德修養，認爲有此即自成佳作。他反對從格律、詞藻方面論工拙，強調質樸自然，因而形成他詩論中的複古主義觀點。但他在具體論文論詩中，卻有一些較公允的見解。如他認爲學詩要從《詩經》、《離騷》開始；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對陶淵明、李白、杜甫、陸遊的詩和蘇洵、蘇轼的文都有較中肯的評價。同樣，他的《詩集傳》、《楚辭集注》，也常表現出尊重事實、重視文學反映現實和抒發情志的作用的求實精神。
在道學家中，朱熹的詩歌藝術性最高；在南宋文壇上，他的文章也很有特點。
朱熹的父親朱松和老師劉子□，都是著名詩人，朱熹受他們的熏陶，也能寫詩。他重古詩而輕律詩。五古學漢魏，學陶淵明，學唐人中詩風古樸的一派，往往即景即事，言志述懷，以表現其"雍容俯仰"的氣象和"中和沖淡"的胸襟。篇幅較短，語言自然，不用典故，長于用白描手法寫自然景色。《對雨》、《六月十五日詣水公庵雨作》、《臥龍庵武侯祠》、《康王谷水簾》等，都是代表作，《秋日告病齋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中的"況複逢旱魃，農畝無余收；赤子亦何辜，黃屋勞深憂。而我忝朝寄，政荒積愆尤。懷□臥空閣，恻怆增綢缪"，則反映了迫切的現實問題，抒發了憂國憂民的心情。
朱熹認爲自律詩出而講究用韻、屬對、比事、遣詞，"益巧益密"，有害于詩的"言志之功"。但他自己還是寫了不少律詩，有些篇章也值得一讀。五律如《登定王台》，舊時選本多入選。《拜張魏公墓下》6首，通過對愛國宿將張浚的贊頌哀悼，暴露了朝政的昏暗。"公謀適不用，拱手遷南荒"，"中原尚腥□，人類幾豺狼!"悲痛、憤激情見乎詞。他的七律也有佳作，如《和劉叔通懷遊子蒙之韻》："扣角聽君悲複悲，壯心未已欲何！交遊半落丘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袁絲。病余我更無□賴，勉爲同懷一賦詩。"這是晚年被貶逐之後寫的。報國無門的悲憤，出之以蒼涼委婉之詞，彌覺沈痛。
朱熹的七絕清新明麗之作較多。《水口行舟二首》、《入瑞岩道間得四絕句》、《武夷□歌十首》一類詩，都情景交融，很有韻味。
道學家用詩講道理，寫出的不過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朱熹集中也有這一類"詩"，但比例較小。同時，有些詩盡管也講道理，卻不是抽象地講，而是用比興手法寫客觀景物，給人以啓發。如《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沖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寓議論于寫景，富于哲理性而不乏詩味。至如七律《鵝湖寺和陸子壽》中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直接說理，但說得親切，至今爲人們所引用。
朱熹文章長于說理，風格近似曾鞏。如《庚子應诏封事》力陳"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結構謹嚴，邏輯周密，語言平實，很能代表其文章風格。他的一些記事、寫景的短文，頗有文藝性。如《記孫觌事》(《文集》卷七十一），寥寥200字，通過孫觌寫降表"一揮而就"的情態及其"順天者存"的議論，刻畫出投降者的形象並給予辛辣的諷刺。《百丈山記》（《文集》卷七十八），寫澗水、瀑布、遠山、日光和雲濤變滅，細致准確，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文集》卷七十六），先寫郭君爲他畫像表現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後寫他將出遊，欲畫隱君子之形以歸，而以郭君不能從行爲憾。其國土日蹙、賢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見于言外，是曆來傳誦的名篇。
朱熹的《朱子語類》140卷，涉及面很廣，是宋代以後新的語錄體奠基之作。這種講經傳道、品評是非的口語化的文體，其特點是質樸無華，平易近人。如他論陶潛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語類》卷一百四十)論黃庭堅詩:"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憑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語類》卷一百三十九）這些話語，大都是他平時語言的忠實記錄，講述者的情感和語氣宛然，很有感染力。朱熹是宋朝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時期程颢、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認爲理是世界的本質，“理在先，氣在後”，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朱熹學識淵博，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其詞作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豔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語看得出都經過斟酌推敲，比較講究。但其詞意境稍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奮好學,立志要做聖人。李侗曾贊揚他：“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並說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年譜》卷1）。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書院艱，做官清正有爲。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但卻不被當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于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編輯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爲師，專心儒學，成爲程颢、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于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爲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複嶽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爲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爲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並和高利盤剝，並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于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蔔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後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松十分熱衷道學，與朱熹墓建陽黃坑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並稱爲“延平四賢”。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裏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爲“南閩阙裏”，建陽稱爲“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幹、熊禾、遊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後，遠在美日韓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後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谒，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來等國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後者。因此朱熹既熱衷于道學，同時于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禅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爲表誠意，他步行幾百裏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朱熹認爲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准，它是人們一切行爲的標准，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于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爲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真、善、美，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真、善、美，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金統治者完顔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准備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爲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派張浚，平反了嶽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桧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
（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
（二）罷黜和議；
（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
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爲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爲。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複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後，宋金結爲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鑽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裏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並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诏不應。
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並制定一整套學規。即：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書院“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爲學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
“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後來成爲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爲各書院的楷模，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
武夷書院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爲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爲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爲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于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複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爲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嶽麓書院的。
朱熹一生雖然爲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爲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于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爲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饑，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爲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並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並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爲沈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爲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考亭書院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爲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劄，陳述時弊。到職後，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汙吏的劣迹，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爲“僞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後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甯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爲“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爲甯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甯宗不滿，加以幹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僑寓建陽（今屬福建）崇安，後徙考亭。其父朱松，進士出身，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職，因反對秦桧妥協而出知饒州，未至而卒。此時朱熹14歲，遵父遺命，師事劉子□等人。
紹興十八年（1148），朱熹中進士，任泉州同安（今屬福建）主簿，聚徒講學，後罷歸，監潭州（今湖南長沙）南嶽廟。孝宗即位，朱熹上書反對議和。隆興元年（1163）被召見，複言主戰。朝廷雖屢任以官職，因與執政者政見不合，皆辭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爲相，薦朱熹知南康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屢辭不許，次年赴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請修複舊觀，訂立學規，從事講學。淳熙八年（1181），浙東大饑，朱熹被任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次年，因屢次上疏彈劾台州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唐仲友爲宰相王淮姻親，朱熹的奏章被扣壓，因憤而辭歸。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爲相，任朱熹提點江西刑獄。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爲由請歸。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爲江東轉運副使，以病力辭，後改任漳州（今屬福建）知州。紹熙二年（1191）辭歸建陽，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撫使，修複嶽麓書院，擴建學堂，廣納四方遊學之士。甯宗慶元元年（1195），爲煥章閣待制、侍講，因得罪韓□胄而罷。次年，監察禦史史繼祖劾其僞學欺人，革職罷官，歸建陽講學著述而終。
朱熹一生關心現實，對金人南侵、土地兼並、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現狀焦慮不安，要求選賢任能，修明軍政，愛養民力，實現統一。從中進士至死50多年間，雖爲官僅9年，在朝廷任職僅40天，但在任上都能革除弊端，打擊貪吏，救災安民。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傾注在講學和著述上。他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程颢、程頤)關于義理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成爲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的正宗哲學，在思想領域中起了長期的消極作用。所撰《四書集注》，元代以後的科舉考試規定士人發揮題義必須以此書爲依據，影響極大。
在文學觀點上，朱熹與二程相近。他倡導文道一貫之說，強調文道統一，認爲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葉，二者不能分開，反對"文以貫道"："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主張人們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隨道的産生而産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産物。因而，他對唐宋古文大家們重視文的作用不滿，說他們是"棄本逐末"。與此相應，朱熹論詩重言"志"，即詩中要有道德修養，認爲有此即自成佳作。他反對從格律、詞藻方面論工拙，強調質樸自然，因而形成他詩論中的複古主義觀點。但他在具體論文論詩中，卻有一些較公允的見解。如他認爲學詩要從《詩經》、《離騷》開始；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對陶淵明、李白、杜甫、陸遊的詩和蘇洵、蘇轼的文都有較中肯的評價。同樣，他的《詩集傳》、《楚辭集注》，也常表現出尊重事實、重視文學反映現實和抒發情志的作用的求實精神。
在道學家中，朱熹的詩歌藝術性最高；在南宋文壇上，他的文章也很有特點。
朱熹的父親朱松和老師劉子□，都是著名詩人，朱熹受他們的熏陶，也能寫詩。他重古詩而輕律詩。五古學漢魏，學陶淵明，學唐人中詩風古樸的一派，往往即景即事，言志述懷，以表現其"雍容俯仰"的氣象和"中和沖淡"的胸襟。篇幅較短，語言自然，不用典故，長于用白描手法寫自然景色。《對雨》、《六月十五日詣水公庵雨作》、《臥龍庵武侯祠》、《康王谷水簾》等，都是代表作，《秋日告病齋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中的"況複逢旱魃，農畝無余收；赤子亦何辜，黃屋勞深憂。而我忝朝寄，政荒積愆尤。懷□臥空閣，恻怆增綢缪"，則反映了迫切的現實問題，抒發了憂國憂民的心情。
朱熹認爲自律詩出而講究用韻、屬對、比事、遣詞，"益巧益密"，有害于詩的"言志之功"。但他自己還是寫了不少律詩，有些篇章也值得一讀。五律如《登定王台》，舊時選本多入選。《拜張魏公墓下》6首，通過對愛國宿將張浚的贊頌哀悼，暴露了朝政的昏暗。"公謀適不用，拱手遷南荒"，"中原尚腥□，人類幾豺狼!"悲痛、憤激情見乎詞。他的七律也有佳作，如《和劉叔通懷遊子蒙之韻》："扣角聽君悲複悲，壯心未已欲何！交遊半落丘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袁絲。病余我更無□賴，勉爲同懷一賦詩。"這是晚年被貶逐之後寫的。報國無門的悲憤，出之以蒼涼委婉之詞，彌覺沈痛。
朱熹的七絕清新明麗之作較多。《水口行舟二首》、《入瑞岩道間得四絕句》、《武夷□歌十首》一類詩，都情景交融，很有韻味。
道學家用詩講道理，寫出的不過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朱熹集中也有這一類"詩"，但比例較小。同時，有些詩盡管也講道理，卻不是抽象地講，而是用比興手法寫客觀景物，給人以啓發。如《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沖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寓議論于寫景，富于哲理性而不乏詩味。至如七律《鵝湖寺和陸子壽》中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直接說理，但說得親切，至今爲人們所引用。
朱熹文章長于說理，風格近似曾鞏。如《庚子應诏封事》力陳"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結構謹嚴，邏輯周密，語言平實，很能代表其文章風格。他的一些記事、寫景的短文，頗有文藝性。如《記孫觌事》(《文集》卷七十一），寥寥200字，通過孫觌寫降表"一揮而就"的情態及其"順天者存"的議論，刻畫出投降者的形象並給予辛辣的諷刺。《百丈山記》（《文集》卷七十八），寫澗水、瀑布、遠山、日光和雲濤變滅，細致准確，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文集》卷七十六），先寫郭君爲他畫像表現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後寫他將出遊，欲畫隱君子之形以歸，而以郭君不能從行爲憾。其國土日蹙、賢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見于言外，是曆來傳誦的名篇。
朱熹的《朱子語類》140卷，涉及面很廣，是宋代以後新的語錄體奠基之作。這種講經傳道、品評是非的口語化的文體，其特點是質樸無華，平易近人。如他論陶潛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語類》卷一百四十)論黃庭堅詩:"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憑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語類》卷一百三十九）這些話語，大都是他平時語言的忠實記錄，講述者的情感和語氣宛然，很有感染力。朱熹是宋朝理學的集大成者，他繼承了北宋時期程颢、程頤的理學，完成了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認爲理是世界的本質，“理在先，氣在後”，提出“存天理，滅人欲”。朱熹學識淵博，對經學、史學、文學、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有研究。其詞作語言秀正，風格俊朗，無濃豔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語看得出都經過斟酌推敲，比較講究。但其詞意境稍覺理性有余，感性不足，蓋因其注重理學的哲學思想故也。
朱熹自幼勤奮好學,立志要做聖人。李侗曾贊揚他：“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詫難，體人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亦深矣”。並說朱熹“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罕有。”（《年譜》卷1）。其仕途生涯多朱熹出生地--南溪書院艱，做官清正有爲。朱熹一生從事理學研究，又竭力主張以理學治國，但卻不被當道者所理解。朱熹既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熱心于教育事業，孜孜不倦地授徒講學，無論在教育思想或教育實踐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編輯本段]生平事迹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歲正式拜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爲師，專心儒學，成爲程颢、程頤之後儒學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與呂祖謙、陸九淵等會于江西上饒鉛山鵝湖寺，是爲著名的鵝湖之會，朱陸分歧由此更加明確。朱熹在“白鹿國學”的基礎上，建立白鹿洞書院，訂立《學規》，講學授徒，宣揚道學。在潭州（今湖南長沙）修複嶽麓書院，講學以窮理致知、反躬踐實以及居敬爲主旨。他繼承二程，又獨立發揮，形成了自己的體系，後人稱爲程朱理學。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間，力主抗金，恤民省賦，節用輕役，限制土地兼並和高利盤剝，並實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參加了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朱熹在從事教育期間，對于經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以及自然科學，都有所涉獵或有著述，著作廣博宏富。
相傳朱松曾求人算命。蔔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後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松十分熱衷道學，與朱熹墓建陽黃坑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他師承當時的洛學一脈“南劍三先生”李侗的教誨，開創閩學，集理學之大成，與“南劍三先生”並稱爲“延平四賢”。
朱熹晚年定居建陽考亭講學，四方學子不遠千裏前來求學，研究理學，著書立說，與蔡元定等創建學術史上令人矚目的“考亭學派”，考亭也因此喻爲“南閩阙裏”，建陽稱爲“理學之鄉”，也因朱熹、蔡元定、劉爚、黃幹、熊禾、遊九言、葉味道史稱“七賢過化”之鄉。如今每年清明節前後，遠在美日韓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後裔都會前來祭祀拜谒，他所創立的南宋理學迄今仍被美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來等國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聰明過人。四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歲時父親去世，其父好友劉子、劉勉子、胡憲三人皆是道學家。當時的道學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學佛，他們皆屬後者。因此朱熹既熱衷于道學，同時于佛學也有濃厚興趣。紹興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參加鄉貢，據說就是以佛學禅宗的學說被錄取的。主考官蔡茲還對人說：“吾取一後生，三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進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縣主簿，從此開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見了著名的“南劍三先生”道學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紹興三十年（1160年），三十歲的朱熹決心向李侗求學，爲表誠意，他步行幾百裏從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賞這個學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從此，朱熹開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理學。
朱熹認爲在超現實、超社會之上存在一種標准，它是人們一切行爲的標准，即“天理”。只有去發現（格物窮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壞這種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滅人欲”。這就是朱熹客觀唯心主義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與當時著名學者陸九淵相會于江西上饒鵝湖寺，交流思想。但陸屬主觀唯心論，他認爲人們心中先天存在著真、善、美，主張“發明本心”，即要求人們自己在心中去發現真、善、美，達到自我完善。這與朱的客觀唯心說的主張不同。因此，二人辯論爭持，以至互相嘲諷，不歡而散。這就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名的“鵝湖會”。從此有了“理學”與“心學”兩大派別。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關系緊張，金統治者完顔亮分兵四路南進，馬踏長江北岸。宋高宗准備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陳康伯竭力勸阻而作罷。不久宋軍擊潰金兵，消息傳至當時朱熹求學的延平，朱熹爲民族的勝利欣喜若狂，寫下了慶賀的詩篇，表達他不可抑制的喜悅心情。同時，他又給負責軍事的大臣寫信，指出必須乘勝出擊，坐視中原而不進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繼立，在廣大軍民要求的壓力下，起用了抗戰派張浚，平反了嶽飛的冤案，貶退了秦桧黨人，朱熹這時上奏孝宗，提了三項建議：
（一）講求格物致知之學；
（二）罷黜和議；
（三）任用賢能。在奏章中鮮明表達了他的反和主張。
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趕至臨安，正值宋軍失利，朝廷派人議和，朱熹仍強烈反對，在孝宗接見時連上幾道奏章，慷慨陳詞。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爲開學博士侍次，此職非其所長，未免有點諷刺。朱熹乘機面見張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體想法。但不久張浚罷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專程趕至豫章（今南昌）哭靈，痛惜抗金受挫。此時朝廷內主和派勢力猖獗，金兵渡過淮水。朱熹對此憂心如焚，但難有所爲。隆興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臨行前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夫沮（阻）國家恢複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尖銳地抨擊了那些議和投降派。
1164年，金朝打壓宋朝，隆興協議之後，宋金結爲侄叔，關系暫時緩和下來，朱熹便一頭鑽進理學中去了。他在故裏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編寫了大量的道學書籍，並從事講學活動，生徒盈門。這一期間他對朝廷屢诏不應。
1178年朱熹東山再起，出任“知南康軍”，盡管他重新入仕，卻未忘自己的學者身份。在廬山唐代李渤隱居舊址，建立“白鹿洞書院”進行講學，並制定一整套學規。即：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白鹿洞書院“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爲學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的“修身之要”。
“政權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接物之要”。
這個“白鹿洞書院”後來成爲我國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而其“學規”則成爲各書院的楷模，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
武夷書院
1181年朱熹解職回鄉，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廣召門徒，傳播理學。爲了幫助人們學習儒家經典，他又于儒家經典中精心節選出“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刻印發行。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書影響深遠，後來成爲封建教育的教科書，使儒家思想成爲全面控制中國封建社會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職于湖南，不顧政務纏身，又主持修複了四大書院之一的另一著名書院——嶽麓書院。使之與白鹿洞書院一樣，成爲朱熹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的場所。書院在南宋盛行，幾乎取代官學，這種盛況是與朱熹的提倡直接有關嶽麓書院的。
朱熹一生雖然爲官時間不長，但總是努力設法緩和社會矛盾，或多或少地爲下層人民辦好事。他退居崇安時期，崇安因水災發生饑荒，爆發農民起義。有鑒于此，朱熹主張設“社倉”，以官粟爲本，“俾願貸者出息什二，……歲或不幸小饑，則馳半息，大俊則盡”。設立社倉的目的是爲了防止地主豪紳在災荒時期用高利貸剝削農民，無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後，朱熹並在多處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軍”（今江西星子一帶），上任不久發生災荒，朱熹上疏要求減免租稅。同時，請求政府興修長江石堤，一方面解決石堤失修問題，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饑民，解決他們缺食問題，饑民稱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時值土地兼並盛行，官僚地主倚勢吞並農民耕地，而稅額沒有隨地劃歸地主，至使“田稅不均”，失地農民受到更爲沈重的剝削，階級矛盾激化。爲此，朱熹提出“經界”，即核考亭書院實田畝，隨地納稅。這一建議勢必減輕農民負擔，損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後者的強烈反對。“經界”終于未能推行，朱熹憤怒不已，辭職離去，以示抗議。
朱熹的一生志在樹立理學，使之成爲統治思想。但因理學初出，影響不深。同時，朱熹在官場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權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個悲劇的結局。
1181年8月浙東饑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薦任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途經杭州，入對七劄，陳述時弊。到職後，微服下訪，調查時弊和貪官汙吏的劣迹，彈劾了一批貪官以及大戶豪右。他不徇私情，牽連攻擊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書抨擊理學，斥其爲“僞學”，朱熹被解職還鄉。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管理贛州（贛縣）江州（九江）一帶地方的司法、刑獄、監察、農事等方面事務。不久王淮罷去，理學一時得勢，朱熹更是仕途順利。幾年後受當時南宋宰相趙汝愚推薦，當上煥章閣侍制兼侍講，即皇帝的顧問和教師。剛即位不久的南宋甯宗全面肯定了理學，稱朱爲“儒宗”，這反映了偏安江南的南宋企圖以理學加強內部團結的希望。朱熹爲甯宗進講《大學》，每逢雙日早晚進講，但他借此機會對朝政多有批評，終于使甯宗不滿，加以幹預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南宋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字元晦，一字仲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僑寓建陽（今屬福建）崇安，後徙考亭。其父朱松，進士出身，曆任著作郎、吏部郎等職，因反對秦桧妥協而出知饒州，未至而卒。此時朱熹14歲，遵父遺命，師事劉子□等人。
紹興十八年（1148），朱熹中進士，任泉州同安（今屬福建）主簿，聚徒講學，後罷歸，監潭州（今湖南長沙）南嶽廟。孝宗即位，朱熹上書反對議和。隆興元年（1163）被召見，複言主戰。朝廷雖屢任以官職，因與執政者政見不合，皆辭不就。淳熙五年（1178）史浩再度爲相，薦朱熹知南康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屢辭不許，次年赴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請修複舊觀，訂立學規，從事講學。淳熙八年（1181），浙東大饑，朱熹被任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次年，因屢次上疏彈劾台州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唐仲友爲宰相王淮姻親，朱熹的奏章被扣壓，因憤而辭歸。淳熙十四年（1187），周必大爲相，任朱熹提點江西刑獄。次年，升兵部郎官，以足疾爲由請歸。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爲江東轉運副使，以病力辭，後改任漳州（今屬福建）知州。紹熙二年（1191）辭歸建陽，五年（1194）起任湖南安撫使，修複嶽麓書院，擴建學堂，廣納四方遊學之士。甯宗慶元元年（1195），爲煥章閣待制、侍講，因得罪韓□胄而罷。次年，監察禦史史繼祖劾其僞學欺人，革職罷官，歸建陽講學著述而終。
朱熹一生關心現實，對金人南侵、土地兼並、賦役繁重、民不聊生的現狀焦慮不安，要求選賢任能，修明軍政，愛養民力，實現統一。從中進士至死50多年間，雖爲官僅9年，在朝廷任職僅40天，但在任上都能革除弊端，打擊貪吏，救災安民。
朱熹一生的主要精力傾注在講學和著述上。他在哲學上發展了二程(程颢、程頤)關于義理關系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的哲學體系，成爲後來封建地主階級的正宗哲學，在思想領域中起了長期的消極作用。所撰《四書集注》，元代以後的科舉考試規定士人發揮題義必須以此書爲依據，影響極大。
在文學觀點上，朱熹與二程相近。他倡導文道一貫之說，強調文道統一，認爲道是文的根本，文是道的枝葉，二者不能分開，反對"文以貫道"："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主張人們只要修道明理而力行不倦，文便能隨道的産生而産生，好的文章便是文道合一的産物。因而，他對唐宋古文大家們重視文的作用不滿，說他們是"棄本逐末"。與此相應，朱熹論詩重言"志"，即詩中要有道德修養，認爲有此即自成佳作。他反對從格律、詞藻方面論工拙，強調質樸自然，因而形成他詩論中的複古主義觀點。但他在具體論文論詩中，卻有一些較公允的見解。如他認爲學詩要從《詩經》、《離騷》開始；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對陶淵明、李白、杜甫、陸遊的詩和蘇洵、蘇轼的文都有較中肯的評價。同樣，他的《詩集傳》、《楚辭集注》，也常表現出尊重事實、重視文學反映現實和抒發情志的作用的求實精神。
在道學家中，朱熹的詩歌藝術性最高；在南宋文壇上，他的文章也很有特點。
朱熹的父親朱松和老師劉子□，都是著名詩人，朱熹受他們的熏陶，也能寫詩。他重古詩而輕律詩。五古學漢魏，學陶淵明，學唐人中詩風古樸的一派，往往即景即事，言志述懷，以表現其"雍容俯仰"的氣象和"中和沖淡"的胸襟。篇幅較短，語言自然，不用典故，長于用白描手法寫自然景色。《對雨》、《六月十五日詣水公庵雨作》、《臥龍庵武侯祠》、《康王谷水簾》等，都是代表作，《秋日告病齋居奉懷黃子厚劉平父及山間諸兄友》中的"況複逢旱魃，農畝無余收；赤子亦何辜，黃屋勞深憂。而我忝朝寄，政荒積愆尤。懷□臥空閣，恻怆增綢缪"，則反映了迫切的現實問題，抒發了憂國憂民的心情。
朱熹認爲自律詩出而講究用韻、屬對、比事、遣詞，"益巧益密"，有害于詩的"言志之功"。但他自己還是寫了不少律詩，有些篇章也值得一讀。五律如《登定王台》，舊時選本多入選。《拜張魏公墓下》6首，通過對愛國宿將張浚的贊頌哀悼，暴露了朝政的昏暗。"公謀適不用，拱手遷南荒"，"中原尚腥□，人類幾豺狼!"悲痛、憤激情見乎詞。他的七律也有佳作，如《和劉叔通懷遊子蒙之韻》："扣角聽君悲複悲，壯心未已欲何！交遊半落丘山外，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賈誼，不須日飲教袁絲。病余我更無□賴，勉爲同懷一賦詩。"這是晚年被貶逐之後寫的。報國無門的悲憤，出之以蒼涼委婉之詞，彌覺沈痛。
朱熹的七絕清新明麗之作較多。《水口行舟二首》、《入瑞岩道間得四絕句》、《武夷□歌十首》一類詩，都情景交融，很有韻味。
道學家用詩講道理，寫出的不過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朱熹集中也有這一類"詩"，但比例較小。同時，有些詩盡管也講道理，卻不是抽象地講，而是用比興手法寫客觀景物，給人以啓發。如《春日》:"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觀書有感二首》:"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昨夜江邊春水生，蒙沖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寓議論于寫景，富于哲理性而不乏詩味。至如七律《鵝湖寺和陸子壽》中的"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直接說理，但說得親切，至今爲人們所引用。
朱熹文章長于說理，風格近似曾鞏。如《庚子應诏封事》力陳"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結構謹嚴，邏輯周密，語言平實，很能代表其文章風格。他的一些記事、寫景的短文，頗有文藝性。如《記孫觌事》(《文集》卷七十一），寥寥200字，通過孫觌寫降表"一揮而就"的情態及其"順天者存"的議論，刻畫出投降者的形象並給予辛辣的諷刺。《百丈山記》（《文集》卷七十八），寫澗水、瀑布、遠山、日光和雲濤變滅，細致准確，宛然在目。《送郭拱辰序》（《文集》卷七十六），先寫郭君爲他畫像表現出"麋鹿之姿，林野之性"，後寫他將出遊，欲畫隱君子之形以歸，而以郭君不能從行爲憾。其國土日蹙、賢人在野、朝政昏暗之意，都見于言外，是曆來傳誦的名篇。
朱熹的《朱子語類》140卷，涉及面很廣，是宋代以後新的語錄體奠基之作。這種講經傳道、品評是非的口語化的文體，其特點是質樸無華，平易近人。如他論陶潛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語類》卷一百四十)論黃庭堅詩:"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憑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卻自是不好。"（《語類》卷一百三十九）這些話語，大都是他平時語言的忠實記錄，講述者的情感和語氣宛然，很有感染力。(王朝網路 wangchao.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