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之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
【注释】
①刑赏忠厚之至：刑罚和奖赏要忠厚到极点。《书经·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汉孔安国传：“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
②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宋仁宗(赵祯)嘉祐二年进士，历官翰林学士、礼部尚书，追谥“文忠”。他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有多方面才能的文学家，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三苏”。著有《苏东坡集》。
③尧、舜、禹、汤、文、武、成、康：都是古代的帝王。尧，唐尧。舜，虞舜。禹，夏朝的开国君主。汤，商朝的开国君主。文，周文王姬昌。武，周武王姬发，文王的儿子，周朝的开国天子。成，周成王姬诵，武王的儿子。康，周康王姬钊，成王的儿子。 际：指先后交接或局势形成的时候。 何其：为什么。其，起加强疑问作用。 君子长者：指仁慈忠厚的人。
④一善：一件好事。按古汉语语法，数词可以直接用在名词前面。善，用作名词。 从而：跟着，接着。 而：连接两个词组，起并列作用。
⑤哀矜：怜悯，同情。 惩创：惩戒，警惕。
⑥吁：叹气声。表示不同意，不以为然。 俞：如同说“然”。表示同意，应允。吁、俞，都见《书经·尧典》。 欢休：喜悦欢乐。 惨戚：悲伤。 虞、夏、商、周之书：指《书经》中的《虞书》、 《夏书》、《商书》和《周书》。
⑦没：通“殁”，死。 穆王：周穆王(姬满)，周昭王(姬瑕)的儿子。 而：连接上文，起顺承作用。
⑧吕侯：周穆王的大臣。相传周穆王曾采纳他的建议，从轻制定了刑法。见《书经·吕刑》。 祥刑：同“详刑”，是说慎用刑法。
⑨而：起转折作用。 焉：指代《吕刑》。
⑩《传》：指《书经》孔安国《传》。
11、所以：的方法。 他：用在句末，表示说明语气。
12、皋陶：也作“皋繇”。古代传说唐尧时的刑官。 士：古代掌刑狱的官。
13、“皋陶日杀之三”二句：据宋龚颐正《芥隐笔记·杀之三宥之三》，苏轼考中进士后去谒见主试的官员欧阳修和梅尧臣，梅问他这两句的出处，他笑着回答说：“想当然耳!”据清龚炜《巢林笔谈》卷一：“《王制》：‘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后制刑。’《周礼》：‘一宥日不识，再宥日过失，三宥日遗忘。’谓行刑之时，天子犹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东坡‘杀之三，宥之三’，本此。盖主司一时失记，东坡不便显证，故以想当然答之耳。”宥，宽宥，赦罪。
14、四岳：相传是唐尧时分管四方的诸侯，羲和氏的四个儿子。宋孔平仲和明杨慎都认为四岳是一个人。参阅明杨慎《升庵经说·四岳为一人》。鲧：也作“鲅”。传说中的古代部族首领，居于崇，号崇伯。由四岳推荐，奉唐尧命治洪水，九年未治好，被虞舜处死。
15、方命：违抗命令。郑玄解释说：“谓放弃教命。”孙星衍说汉时俱读方为放。 圮(荫)：毁，绝。引文见《书经·尧典》。
16、既而：不久，后来。
17、《书》：《书经》。它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和后人追述古代史事的著作的汇编。
18、不辜：没有罪。 宁：宁愿，宁肯。同上一句的“与其”相应，组成“与其……宁……”的句式。 不经：不适当。一说不按成法。引文见《书经·大诰》。
19、尽之：所有意思都概括在内。
20、过乎；过于。乎，同“于”。
21、古者：古代，从前。者，起凑足一个音节的作用。 禄：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工资。 锯：古代刖(断足)刑的工具。
22、胜：尽，全部。 劝：劝勉，鼓励。
23、裁：制裁，禁止。
24、是故：因为这个缘故，因此。 率：遵循，顺从。
25、《诗》：《诗经》。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26、君子：指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 祉：福。这里是喜悦的意思。 庶：差不多，几乎。 遄：迅速。 已：制止，平定。
27、沮：终止，结束。以上四句引文见《诗经·小雅·巧言》。
28、夫：用于句首，起引出下文议论的作用。
29、时：适时，及时。 而已矣：罢了。
30、《春秋》：东周时鲁国的史书，相传经孔子删定。 义：宗旨，主旨。
31、因：依据，按照。 以：同“而”，连接上文，表示目的。
【译文】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时候，为什么爱护百姓那样的深厚，关心百姓那样的恳切，拿君子长者的忠厚之道来对待天下呢!人们做了一件好事，跟着就是奖赏他，再跟着就是歌唱他，赞美他，这是欣赏他的开头，勉励他坚持到底。人们做了一件坏事，跟着就是责备他，再跟着就是哀怜惩戒他，这是要求他抛弃过去，开创新的生活。所以那些表示不同意或者同意的声音，喜悦欢乐、悲伤、忧愁的感情，在虞、夏、商、周的书里经常出现。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了王位，周朝开始衰落。但是他还嘱咐他的大臣吕侯作《吕刑》，告诫他谨慎地使用刑罚。他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恼怒，慈爱却能够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心意，所以孔子还说《吕刑》有可取之处。
《传》说：“对被奖赏的对象有怀疑，应该从宽给予奖赏。”这是扩大恩德的方法。“对被责罚的对象有怀疑，应该从宽免除刑罚。”这是慎用刑罚的方法。在唐尧的时候，皋陶做刑官，将要处决犯人，皋陶说了三次“杀掉他”，帝尧说了三次“赦免他”，所以天下人怕皋陶执法的坚决，欢迎帝尧量刑的宽大。四岳说：“鲧可以用。”帝尧说：“不行，鲧常常违抗命令，毁灭同族。”过了一会儿又说：“试试他吧!”为什么帝尧不听从皋陶杀人的意见，却听从四岳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意思大概可以看出来了。《书经》说：“对罪行有疑惑，只能从轻；对赏功有疑惑，只能偏重。与其杀死一个无罪的人，宁可不杀，而犯不按成法的错误。”唉!这几句话完全说到家了。
可以奖赏，可以不奖赏，奖赏他是过分宽厚；可以处罚，可以不处罚，处罚他是过分严厉。过分宽厚，还不失为品德好的人；过分严厉，就会归到狠心肠一类的人。所以宽厚是可以过头些的，严厉却不可以过头。
从前，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和锯。奖赏人用爵位和俸禄，这样，奖赏的方法只是在爵位和俸禄给予的范围内实行，而在爵位和俸禄不给予的范围内就不实行；惩罚用刀和锯，这样，惩罚的威力只是在刀和锯达得到的范围内实行，而在刀和锯达不到的范围内就不实行。过去的帝王知道天下人做的好事很多，赏不胜赏，而爵位和俸禄也是不够用来勉励的；知道天下人做的坏事也很多，罚不胜罚，而刀和锯也是不够用来制止的。因此，产生了怀疑的时候，就把它拿来按照仁的标准去处理，用君子长者的忠厚之道去对待天下百姓，使天下百姓都遵循并趋向君子长者忠厚之道。所以说这是忠厚到了极点了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欢喜，祸乱差不多快要停止了。”“君子如果恼怒，祸乱差不多快要完结了。”君子制止祸乱，难道有什么特异的方法吗?不过适时表现他的欢喜或者恼怒而且不丢掉仁爱罢了。《春秋》一书的主旨，确定法制贵在严肃，责罚人却贵在宽厚。根据那褒贬的意义来制定赏罚的标准及其方法，也是忠厚到极点啊。
【鉴赏】
宋仁宗嘉祐二年（１０５７），二十二岁的苏轼应礼部试，写了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当时的主考官是欧阳修，详定官是梅尧臣。梅主张取为第一名，欧阳修也很赏识，怀疑可能是他的门生曾巩所作，考虑到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两句话没有注明出处，最后决定取为第二名。及入谢，欧阳修问到那两句话的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耳！’”（龚颐正《芥隐笔记》）由此可见，即使写这种严格的应试之文，才华横溢的苏轼也是不排斥丰富的想像力的。
试题出自《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
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意谓用刑须审慎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呢？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赏罚之道，要完全掌握它，并非易事。轻重的分量，也难以掂得很准。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拈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不就此收住，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
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畴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拈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动辄施以刑罚，并不“慎刑”，至于“广恩”、赏赐之类，也往往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事。所以文章提出的赏善惩恶一本忠厚的原则，不过表现了试官和作者希望不要滥刑无辜，要求推行“仁政”的善良愿望而已。为政之道，宽猛相济。《左传》中记载郑国大政治家子产以水火之喻论政宽猛的话，孔子听了，深受感动，也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博学的苏轼不可能不知道这段故事。宋代以经文为题取士，至明清变而为八股，谓之制义。应试者是不能违背经义的。对此，也就不必苛求古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