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查找过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对应的英文单词吗?
你已经发现了,它们对应的是同一个单词——psychoanalysis,并为此感到困惑不解?
在此,小编特向诸位推荐本文,一起来借助申荷永教授的视角,释疑,明理。
(本文为申荷永教授于上海参加第二届中国精神分析大会时,在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治疗”为主题的对话和开放性讨论中的发言,成文于2009年,文字略有增删,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从“精神”“心理”之名
到“民以措手足”之效
精神分析,还是心理分析
此次大会的主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分析”,而昨晚的开放性讨论是:“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与中国”。那么,我就借助昨天研讨的第一个提问,来开始我今天(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治疗)的15分钟陈述。
昨天的提问是这样的:在我们大家都看到的2010年北京IPA会议的海报上,为什么用了“精神分析”,又用了“心理分析”?提问者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名不正则言不顺。提问者用这名言也已说明自己并非“吹毛求疵”,而是很认真的发现与提问。但是很遗憾,昨天并没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申荷永老师
这个问题也可以这样问:西方的psychoanalysis,对于在座的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精神分析师们来说,以及对于我们中国人,其意义是一样的呢,还是有所不同?what do you mean by psychoanalysis, 是精神分析,还是心理分析?
精神分析与心理分析是一样的吗,还是不同?我们还可以“望文生义”,进一步问得浅白一些:你是要分析“精神”呢,还是要分析“心理”?那么,“精神”和“心理”, 包括“心灵”——Psyche,对我们, 尤其是对于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又意味着什么?
“正名”还是“寻效”
若是把提问者所引用的源于孔子的这句话说完:那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篇)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中这“事”便是我们现在所谈的“精神分析在中国”,以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治疗”。
“礼乐”和“刑罚”便可看作是“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或社会实践中的表现。
“民无所措手足”,便可比喻为这种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的应用是否会有效果,能否让被分析者,来访者,或者心理疾病的患者所接受,并从中获得应有的利益。
不管是我们的精神分析还是心理治疗,不是都是为了来访者的最大利益吗?
“精神分析”一词在中国之“源”
昨天上午,我与郭本禹教授和魏宏波博士一起做了一个有关“高觉敷与中国精神分析”的专题。我们中国人最初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接触,以及所最初认识的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主要是通过高觉敷先生(1896-1993)。
高觉敷先生在1925年翻译发表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的演讲: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接着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930)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35),并且撰写了许多介绍与评价“精神分析”的文章和专著(1928-1935)。
高觉敷先生(中)和申荷永老师(右一)
黑格尔曾赞美斯宾诺莎说,我们今天的哲学家,大都是透过斯宾诺莎所磨的镜片来看世界的;那么,借用黑格尔的话,我们许多中国人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了解,主要是通过高觉敷先生的翻译,以及其中的对精神分析的命名化过程。(我们昨天的专题,也讨论了“精神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名称和其寓意。)
二十世纪最初的20年,动荡的中国在其现代化的途中徘徊,弗洛伊德和其精神分析悄然进入了中国知识界。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战已经打响,人欲横流,犹如大江大海的震荡,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也从其“无意识水平”逐渐进入我们的意识和生活。
其时,高觉敷教授重新校对出版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1982)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被法新社记者称之为“中国真正开放”的标志与象征(对此郭本禹教授昨天有专门的分析)。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分析
与心理治疗
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与我们中国最近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据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心理疾病以及与之有关的心理治疗,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不管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抑或人们尚未关注的心灵的治愈与超越, 逐渐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
命名之重要
“名不正则言不顺”感谢这个问题(带来的思考点)。在我所理解的心理分析工作原理中,“命名”恰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而西方精神分析的起源,就以“安娜·O”的个案来说,talking cure,谈话疗法是疗法方法。谈话何以能够治疗呢?其中也便有了这种“命名化”的心理过程。而在荣格派的沙盘游戏治疗中,“命名”就显得更为重要。
实际上,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最重要的技术之一,也是这种“命名化”的应用。当荣格与弗洛伊德分裂之后,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抑郁和焦虑的情绪,日益加深几乎要撕裂他。
荣格帮助自己的治疗方法,便是一种拟人化的意象性命名,当然也可称之为积极想象:无形而弥漫的抑郁气氛,将会在意象中逐渐凝聚起来,或凝结为一种意象,由于凝聚的意象,无意识得以呈现和表达,从而使得“言之有物”,关系的建立具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获得治疗和治愈的效果。
在“命名”之外
我们看一个学派,或一种心理治疗技术,或其治疗的效果,也需要一种历史的视野和历史的态度。
在荣格的来访者中,有黑塞——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保利——194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在后起的荣格学者中,有Joseph Campell,创立了神话学的新境界;有多拉·卡尔夫,创建了沙盘游戏治疗的新体系;有Joseph Henderson,提出了文化无意识的心理分析体系;有日本的河合隽雄,Dr. Kawaii先生,引领了整个日本心理治疗的发展。
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当河合隼雄在1960年后期,完成了其在瑞士荣格学院的心理分析训练之后,极力想推广其学到的心理分析,但屡遭碰壁,因为当时的日本社会和日本人,并没有准备好接受这种看似西方式的心理治疗方法。
河合隼雄曾告诉我说,于是,他沉下气来,10年不讲荣格,15年不讲神话,选择了适合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沙盘游戏治疗,他命名为“箱庭疗法”,获得了意料之中也是意想不到的成功。
河合隼雄,日本第一位荣格心理分析师
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形式,我们还必须要考虑效果。
谁让我们这个行业,立下规矩说“要为了来访者的最大利益呢。”
那么,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治疗,又将如何呢?
扎根文化土壤,善用“命名”
就我个人来说,荣格的心理分析,以及随后发展的沙盘游戏治疗,均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心灵或无意识经由西方文化的酝酿,借由弗洛伊德和荣格等西方学者的创造,形成了精神分析的理论和体系;那么,心灵或无意识,无意识或心灵,在古老的东方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也必将有其不同的表达和意义。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俄狄浦斯神话无疑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所在;但荣格曾经说,俄狄浦斯神话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心灵创造神话这一事实。
以四川大地震中的心理援助为例,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创伤专家Bessel van der Kolk曾来信告戒我们,不要轻易相信和轻易采用西方的方法,尤其是CBT和简易的暴露疗法,而尽量采用中国文化中的治愈元素。
申老师在震区
于是,就以我们四川震区的心灵花园来说,我们的工作被称之为“慈悲疗法”,表达的是“以心为本”的中国文化心理学之治疗意义,不仅是心理之分析而且是“理心”之妙用;体现的不仅是中国文化中“命名”之治愈的原型(这与大禹治水和命名山川百物有关,而大禹就生长在地震中的北川禹里);而且有神农炎帝之“驯养”和“治愈”的原型,伏羲之“时机”与“转化”的原型,以及这些文化原型的心理治疗和心灵治愈之作用。神农和伏羲,也都与四川震区的羌族文化有密切的关联。这三种文化原型及其治愈的作用将是我明天报告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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