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求雨者的故事与荣格的“自性化”
从荣格的许多报告中获悉，荣格很喜欢卫礼贤关于求雨者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在卫礼贤所在的城市青岛，久经干旱，人们面临饥荒。绝望当中，他们到别处请来一位求雨者。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给他一间清净的小屋，他把自己锁在里面待了三天。到第四天下了一场暴风雪。卫礼贤去问他是怎么做到的。老人说：“我来自一个万事有序的地区。现在这个地区却毫无秩序，背离了道，所以，我必须独处三天回归道，然后雨就自然而然来了。”
事情就这么简单。他使自己井然有序，而这种秩序又使他周围世界秩序井然，从而使整个地区得以繁荣昌盛。荣格用这个故事来例证他的共时性（缘分）理论。
▲ 卫礼贤在青岛
故事反映这样的观点：
个体若有能力影响社会和宇宙，是因为个体、社会和宇宙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密切联系的一部分。
一个人的自性化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一个人在个人的水平上达到了和谐，使精神内部保持和谐一致，从而实现自性化——这样也使周围的世界处于有序和谐（道）之中。
（二）
求雨者的故事与荣格的“自性化”
约翰 · 多恩有一句名言——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在讨论自性化的时候，这句话必须牢记在心。
自性化就相当于最高意义上的伦理行为，它促进社会和自然界的普遍幸福，而不只是使个人获得幸福。如果没有这种与社会和宇宙的联系，自性化就会被看作只不过是以牺牲社会上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追求个人的自我利益和实现。这是一种自恋式的自我放纵，因而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伦理问题。
▲ 约翰·多恩[John Donne] 1572-1631,英国诗人
按照这种观点，在自性化和道德伦理之间并不存在固有的冲突。它们是围绕一个中轴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两条线，这个中轴就是自性（个体的和集体的自性）。
在其最一般的意义上说，
自性化意味着一个人能保持在感受到自己的自性原动力的意识中；
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
自性化是由于能与社会中的恰当行为保持一致且相处自如。
这种和谐不仅是个体和集体需要，也是在社会和自然的周围世界中具有有益的共时性（机缘巧合）的效果。
这意味着把象征集体的“责任”以及敬畏规则的力量放在了个体自己手中。
▲ 科学家也在研究共时性
（三）
自性化的追求意味着
反抗代表“共性”的伦理吗？
但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与自性化问题进行具体抗争的人们，通常不会看到，在他们的自性化选择和道德秩序之间有这种顺利的和谐。
这两个领域似乎常常是有强烈分歧的，一个要求个体做出选择和负责任，另一个则要求遵奉社会规则和惯例。那么，自性化难道不是在某些方面公然对抗道德标准吗？
▲ 做自己意味着反抗？
我希望大家考虑自性化和伦理学之间的某种关系。自性化和伦理学都是开放和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和固定的项目。
自性化是在人的一生过程中展现出来的，而且充斥着模棱两可、错误的道路和相互冲突的倾向。
伦理学主要地并不是和遵从具体的规范及准则有关，而是和对来自某种道德观的行动进行反思有关。
两者都包含着人类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这就是更全面地体现原型的自性，它们相互交叉、相互挑战和最终相互提升。
（四）
自性化的各个发展阶段与道德
在心理学看来，自性化首先意味着要意识到一个人是谁，一方面要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个人在原型的、一般意义上的共性。
在自性化道路中，道德都发挥着某种作用。在人做出的每一个主要的决定中，公平、公正、适当的对象关系、自我和他人的责任问题都发挥着作用。
自性化（似乎）非理性地要求人们超越或位于习俗之外。为了过上自己本真的生活，有时候一个人必须自行其是，并且为此负责。
自性化的压力来自于内部，而这样确实会和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在这个阶段，饱受社会文化的反对，个人很容易就会退缩。
▲ 人不同的自性发展阶段都面临不同的道德决断
其结果可能是停滞不前，但更危险的状况，即被某种原型力量所“占有”。许多最有破坏性的人之所以坚信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是因为他们处在一种被原型意象占有的状态，使他们膨胀——受到颠倒的使命感支持。例如那些献身的纳粹分子，或者那些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恐怖主义者。
当个体力图严肃地看待他们最深处的动向和趋势，并寻求使之个性化时，这种“错误的道德”就会很容易地发挥作用。它和自我保护自己免受批评的需要是一致的。
要解除这种膨胀和混乱状态，还是需要自性化。自性化的首要且决定性要求是，与所有的同一性和自居作用保持距离并进行抵抗，为膨胀及其所导致的 “错误良心”的后果负责；从而使它保持独立和批判反思。就像那个求雨者明智地离开集体，走进小屋，与外界隔绝才能对道反思和重新建立联系。
这就引出了自性化的第二次重大运动。在与歪曲和膨胀的同一性分离后，又出现了与超越的原型意象的整合。也正是这样，求雨者才使自己复归有序，并且与道和谐。
（五）
伦理的自性化
在自性化的这种两次运动中，人们还能够发现伦理学本身有进一步自性化的潜能。所谓伦理学的自性化，是指公正这一超越道德秩序的原型的进一步具体化。
在社会中，至少在西方文化中，女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双方同意的长期的同性恋关系，以及医学的进步，都在所涉及和应用的伦理问题上引起了深刻而持续的反思和争论。这些争论围绕着自性化和自我与他人的责任问题，核心的问题是公正（有时称之为人权）。
（六）
自性化与良心现象的共时性
荣格注意到一个具有强烈丛集关系的原型模式常常伴随着一些共时性事件。因为在自性化的转换阶段，通常原型能量发挥重大作用就会出现共时性。
如果良心受到压抑，它也能潜意识地影响一个人——做梦、强迫症，引起心身疾病和其他共时性现象。
另一方面，如果良心能被深刻感受到，那么，意识的反思就能使公正以罪疚的形式在心理水平上表现出来，从而减少共时性出现的可能性。
总之，为了使公正得到满足，就必须进行补偿，否则，心身疾病和其他共时性现象就出现在罪疚的个体上。
而对那些超越了集体道德规范界限的人来说，惩罚就必然会成为一宗大罪。最终，他们已经获得的超越界限的自由只好被迫赔偿给社会和集体，从而消除这种攻击自性化的不道德感受。
从更积极的视角来看，自性化也能有助于机缘巧合（共时性）地形成一种更广泛的健康状态。通过有意识地与自性中的平衡和秩序的原型能量建立关系，就像求雨者那样，个体触及到心灵水平，使心身疾病得到治愈和共时性地引起与周围世界和谐。
（七）
求雨者的故事与荣格的“自性化”
总之，在个体自性化的阶段，道德经典就足以指导人们的选择和决定。人们可以从经验中学习并且模仿，而不会对自性化造成伤害或损害。正当自性化要求超越已经接受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智慧的时候，良心才介入进来，迫使个体必须对自性化冲动进行有意识的反思。
那么问题来了：公正是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的吗？
这常常也正是伦理学在自己进一步自性化的道路上需要进化、发展和变化的地方。这时，自性化的伦理学和伦理学的自性化要齐心协力地向前迈进。尽管生活艰难，并充满了罪疚和焦虑，甚至膨胀（自满）的危险。随着人类个体和文化的进化和变化，尤其进入新的、不熟悉的领域，人们仍然要继续对公正原型进行精心的阐述，即进行自性的表述。
本文选自第三届国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伦理与智慧的主题报告
演讲人默瑞·斯丹（Murray Stein），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任主席，瑞士心理分析师。
▲ 默瑞·斯丹
▲ 大会开幕式
左起：
Joe Cambray（IAAP秘书长）
John Beebe（美国旧金山荣格学院院长）
陈兵（四川大学教授）
王国健（华南师范大学校长）
Christian Gaillard（IAAP主席）
刘鸣（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
Murray Stein（IAAP前任主席）
Luigi Zoja（IAAP前任主席）
Ruth Ammann（ISST主席）
申荷永（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第八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
觉悟与自性化——东方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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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荷永主要组织，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广东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等联合举办，汇聚了20多个国家和地区著名的荣格学者、心理学家、汉学家以及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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