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艺术精神，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群体的执著精神，或以艺“载道”，着重反映并介人生活，“成教化，助人伦”，发挥其教育认识职能；或颂品节情操，讴歌心灵的升华，影响受众的精神品格。旨在避免内忧外患造成的基本价值观的失落，促成社会进步以及和谐安定的发展，过去称之为神品，另一个是个体的超逸精神，旨在面对困境与异化的现实，发挥其畅神——也就是精神逍遥的职能，艺术地营造一种摆脱异化、远离困扰，进入天人合一的宇宙诗境。旨在表现一种被过滤了的现实，一种活泼泼的生命意识．一种升华了的精神境界。过去称之为逸品。
自古以来，人物画更多承担了第一种职能，文化山水花鸟画更多呈现了第二种职能。然而，霍春阳的花鸟逸品，却把个体的畅神与净化升华群体的神境界结合起来，他的花鸟画，题材是古已有之，“四君子”占了很大比重。造型属于“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一般画鸟形似的成分多一些，画花木形似的成分少一点，非常适合早已自觉不自觉接受了传统既成图式的中国观众。笔墨严格恪守前人规范，但运用得生动自由从容不迫。他的每张画都不画太多的东西，都以水墨为主不用浓重火爆的色彩，偶尔利用灰黄的纸色，恰当地点染白粉，画里疏谈和悦的花鸟仿佛融进了生生不息的宇宙之中，呈现出虚静空明的灵光。
自古以来，画中逸品的阐述者，都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精神的超越，二是笔墨表现的简约，三是境界的深静。对此，清代的恽寿平指出：“逸品其意难言之矣，殆如卢敖之游太清，列子之御冷风也。”“画以简约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烟鬟翠黛，敛容而退矣。”“造化之理，至静至深。”前辈美学家宗白华，更把深静看作中国艺术表现的文化的精神，他指出：“它所表现的精神是一种深沉静默地与这无限的自然的太空浑然融化，合为一体。他所启示的境界是静的，画家是契默自然的，所以画幅中潜存着一层深深的静寂。”霍春阳的艺术恰恰具有上述的三个特点，可谓契默造化，简约深静，“幽情秀骨，思在天地”。
正如前贤所述，在传统哲学思想的陶融下，中国艺术虽然无例外地作用于感官，但从不满足止于感官的刺激，而是千方百计地引导观者超越感官，在体味“内美”或称“隐秀”中，进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而只有深沉静默之境，才足以使内在的精神活动，在物我两忘中，达到一种超越艺术语言和物质世界的自由安详。对此深有体会的霍春阳，他的艺术正是有意疏离刺激人眼球的色线形，在表现对花鸟情境的微妙感动的同时，努力把欣赏者的神恩引向悠远无际的大化。他的画里着重表现的是一种“象外意”，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群体精神，是在更高的没有烦扰，没有困惑、没有利害的宇宙诗境中获得的灵魂净化和精神自由。
霍春阳的艺术，从描写灿烂绽放迎春花的《山花烂漫》的有我之境，走到如今的无我之境，关键在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大变。在80年代中后期，他像许多画家一样地向往新变，曾取法明清个性派的大写意，表现旺盛的激情．张扬创作的个性，也曾学习黄永玉富于构成意味的荷花，还曾把西方的构成手段、石涛式的山水与日本的少数字结合起来，追新逐异，务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但自从他探索新文人画以来，便开始追究中国画艺术精神与传统哲学思想的关系，抓住了在传统文人画里表现得比较充分的以畅神为依归、以净化心灵和提升精神境界为目标的努力方向，为此挖掘传统，发扬光大，没有只在笔墨上、图式上、肌理上、表现主义式的感情发泄上下表面的功夫，既排斥了盲目西化的干扰，又从深层挖掘井激活着传统，我看这是一种由技进道的追求，是他比一般浅学画家高明的地方。
当代的中年画家，包括霍春阳在内，大多出身于美术院校，所有的美术院校又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虽然学的是国画，但殊少国学基础，思维方式与创作方法也接近西方的艺术家，常常把创新与传统对立起来，对于传统是传承明清个性派多，对上溯宋元的所谓正统派弃如敝屣。霍春阳的变法由个性派泼辣纵横的大写转入超越个性派境界空明的小写，首先得益于对传统文人画的潜入，新文人画作为西潮澎湃中的对立物，比较重视衔接近代几乎断裂的传统底蕴，讲老庄与禅学与艺术创作中个人的精神自由为多。大约在参与新文人画运动的过程中，他理解了老庄和禅学的超越精神，当时写给我一幅书法，写的就是“禅意”二字。
然而进一步领会传统艺术文化的博大精深，则得益于随后而来的国学补课，他主动参加了北大汤一介主持的“中西文化比较学习班”，以及其后的“中西文化比较高级研究班”。在班上，他首次接触了国内一流学者，了解了粱漱溟等新儒学大家的思想，甚至买来梁氏的《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反复研读，同时他又拜访了吴玉如，吴玉如说传统中的《文心雕龙》还属于词章，《论语》《孟子》才是经典。其后他牢记吴氏的一席话，用很多时间去研究儒家的经典，并且在领会中国的文化思想中打通儒道禅。古人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以为逸品、超逸精神渊源于个人解脱的庄禅，但霍春阳的逸品画，还有一个渊源，那就是兼济众生的儒学。因此他的逸品画与某些古代画家的高蹈远引的出世志趣不同，他是以貌似出世的超逸，做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入世事业，是在异化的威胁中重建着充满自信的精神家园。
当代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科技文明的飞速进步，商品价值的极端追求，功利效用的精打细算，快餐文化的流行，人与自然的疏离，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不少人内心世界的浅薄、空虚、苦闷、无助和精神家园的失落，强势群体未必强在文化，随着钱权的增多，压力也与日俱增。弱势群体缺乏支配力量，尤觉困惑烦恼，除去政府政策对科技与文化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宏观调控外，发挥艺术精神的两个方面的互补作用，也成为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需要。对于花鸟画家而言，发扬表现超越精神的传统，以升华国家的精神品格为前提，以艺术地营造有高品位精神境界的作品为依归，以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人们的精神，使国人的价值观、创造与精神自由在艺术中得以实现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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