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亚的偏远地区，驻喀什的前俄罗斯沉浸在欢乐的喜悦中。
一个世纪之前，在俄罗斯和英国争夺新疆地区的干预权时，旧领事馆就像是大博弈的一个舞台。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仆人可能是双重特务，暂住来客可能是间谍，在宴会上，伏特加渲染的热闹可能是暗杀前的调味料。
那些日子，领事馆坐落在一个不再经营的无名酒店。洛夫斯基上校是19世纪俄罗斯的代言人以及“激进的反英分子”，酒店的服务不再如他在时的全盛期那般好，但还是充满了契科夫式的紧张氛围。白桦树沿着道路两边延伸向前。大厅里弥漫着茶炉里冒出的蒸汽。门廊上挂着红色的天鹅绒幕，让来访者和离开者有种身处剧院的感觉。屋内最豪华的的要数上校的浴室了，浴室非常之大，让来往丝绸之路的旅人能够洗去身上的尘土和疲惫。
我从西安进入到新疆或者说是中国突厥斯坦的西部地区，沿着丝绸之路离开中国。弗雷亚·丝塔克说中国的西部通道是“所有贸易通道中最古老、路线最长、最富浪漫气息的”，中国不可能将这一重要通道与别国分享。对于他们来说，通往西方的路途是一场比前往令人向往的万里长城更加悲壮的旅程，是一条从有序到混乱、从光明到黑暗的路途。新疆恰好就是中国一直惧怕的地区——一个思想摇摆难以控制的地区。穿过荒芜的地区，在来到中国边境的喀什之前，古老的丝绸之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连串的落满灰尘的绿洲向远处延伸。维吾尔族的穆斯林人，也就是所说的丝绸之路的中间商，对中国的统治秩序有着厌恶和不满。
公元2世纪罗马地理学者托勒密将喀什纳入到他的世界地图上，和食马族、食人族以及其他未知领域一样有相同的邻国，好像这个城市仅仅是想象出来的，是谣传的结果，是想象的外边缘地带。几世纪过后，一切如昨。彼得·霍普柯克在描写19世纪后期的城镇时时说到“世界上最孤独和最难以到达的地方”。直到20世纪30年代，到北京4000千米的路程仍然需要测量数月。
在这个遥远的地方，中亚地区的国家和山脉相互碰撞。向西，帕米尔高原的延伸至兴都库什山，延伸至阿富汗。向北，天山（被称为天上的山脉）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接壤。向东，昆仑山跨越中国和西藏，向印度河喜马拉雅山延伸。南面，沿着巴基斯坦边界，横卧着喀喇昆仑山（被称为雷声的颜色）。最为丝绸之路上最好的驿站之一， 喀什似乎是最远离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但在这些山脉之间，这些城镇却是文明的象征。在它的周日集会上，丝绸之路的传统依然盛行。
黎明之前，通往城镇的道路上挤满了马车和驴车，去往中亚地区最后一个市集。所有人都到了，在鸡群和装着农产品的麻袋中，家中未婚的女儿和矮小的老奶奶骑在驴子上给它喂食。年轻人马不停蹄匆忙的像御车夫。骑士和骆驼骑手在穿过别人的玉米地时小心谨慎，避免踩到。
在集市的小道上，每个人都带着帽子兴高采烈：有扁平的脸和狭窄的脚的乌兹别克人；红润的戴功利主义平帽的哈萨克人；穿着长礼服戴着头巾、像鹰一样的脸孔的塔吉克人；戴着漂亮的像小盒子一样帽子的维吾尔人；看上去很凶狠的穿着靴子戴着羊皮帽子的吉尔吉斯人。在这些人群中，汉族人极为突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缺少气势，还因为他们没有得体的帽子。
集市上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品——有玉米种子、屋顶椽条、马蹄铁、马匹、摇篮、衣柜、痰盂、治愈哮喘的药。几排神情严肃的药剂师看管着几个装着神秘粉末弯曲的树根的布袋子。裁缝给野外的人提供极好的背心的配件。理发师给那些德高望重的长者修理胡须，随后他们就匆匆离开去帽子巷欣赏最新的商品。在拐角处的内衣店里，戴着面纱穿着矫形长袜的女人们为有着闪亮领口的粉色睡衣而讨价还价。
集市上最吃香的东西是在那些最不值钱的商品中。巴基斯坦的贸易商在卖物美价廉的服饰珠宝，当地妇女对这些小玩意儿的狂热的场景值得一看。他们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而大打出手，几乎要掰开一个个贸易商的胳膊。巴基斯坦商人在集市上被成群结队的戴面纱的妇女追赶是很常见的。
我看到有一个巴基斯坦商人躲在了木料场。“生意兴隆，”我说道。他耸耸肩，“在一个地方平常的东西在另一个地方就会变得稀奇。”马可波罗也不可能形容的比这更好了。这大概是丝绸之路的座右铭了。
巴基斯坦贸易商是马可波罗直接的后继者，是丝绸之路上最后的伟大的传统的贸易旅行者。戴着不同形状的麻袋，他们交叉前进，越过了喀喇昆仑山，沿着丝绸之路世代旅人知道的路线前行，去到遥远的新疆的绿州城镇交易。他们乘坐每周两次的公共交通来往于喀什和巴基斯坦的苏斯特。
我经常如这些商人一样在这里来往，但在我待在喀什的这段期间，有一霎那，突然之间稳定生活的吸引力打破了丝绸之路的诱惑。那是一个秋天，在喀什广阔的绿洲上，那几个星期，高山都被云雾笼罩着。我骑着车到周围的乡村。在黄色的田地里，妇女背着孩子在给谷物扬场，堆放成捆 的玉米。一个男人在驴车里匆忙的路过，一个手上握着缰绳，一个手上抱着孩子。我很是羡慕他。在午后，当最后一丝光线透过树枝，最后一个牧羊人走上归途，我都非常羡慕他们，羡慕他们与这片土地的依存，羡慕他们的归属感。
之后的一天，笼罩群山的云雾消散了，我第一次看到帕米尔高原。我陶醉其中。他们跨越了南方的海平线，积雪盖顶，迷人而壮观。我立刻忘记了田地边缘的村落，忘记了戴着头巾微笑的女孩。群山在呼唤我。
我急急忙忙感到售票处买了最后一张丝绸之路大游览车的车票。
开往巴基斯坦的汽车沿着喀喇昆仑山公路南段穿过山隘。这条公路花了20年的时间去修建，而且据说810英里长的路每修建一英里就会死一个人。公路于1979年竣工，这是那个时代一个伟大的工程，穿过了一些世界上最艰难的山区。
在喀什，公路沿着盖孜山谷进入山区。漫步在一大片的岩石上，河水是石灰色的。斑驳的山麓包围着平原上由黄色如火焰般的白杨树点缀的山村。我们停在乌帕尔吃午饭，在那里，一个变戏法的旅者正在狂热的观众面前表演鼻子顶叉和口吞高尔夫球。
到了午后，山谷戏剧性的变窄了。柏油路的边缘被一点点的啃噬，河水夹杂着红色岩石漫过公路，所以有时岩壁会刮到窗户。当太阳落入公路，气温骤降，感觉自己被更加荒凉寒冷的世界所控制。
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很高很大的山谷，色调单一，没有树木且很寂静。一条灰色的河流积聚成石板色的湖泊。山峰上，木炭色的阴云在南方积聚。很少有人住进这遥远的山村；但吉尔吉斯和塔吉克的游牧民住在那里，他们不停地四处游牧，随着季节迁移。马可波罗形容 他们为“彻头彻尾的坏”。
我已经决定和这些克拉克尔恶棍在一个遥远的湖泊那里生活几天，那是在帕米尔高原的一个山坳里的，我听说那里一个人可以租一个帐篷。我在黄昏的时候到达。汽车停了，我在刺骨的寒风中走下车。巴基斯坦人请求我待在车上。“你不能睡在这里，”他们哭着说道，眼睛无神的凝视着窗外渐渐变暗的风景。“来巴基斯坦吧。”我挥手告别，汽车开动了，当它消失在积雪盖顶的慕士塔塔山的山肩时，汽车的尾灯闪烁着作最后的告别。
在湖边，我发现了三个废弃的帐篷，这是最原始的旅馆，等待着旅客的到来。发现周围没有人，我就进到其中一个帐篷里面，以方便面和白兰地当晚餐，睡在一张铺着五床棉被的小床上。我尝试着看书，但寒风从帐篷下的吹进来，吹灭了蜡烛。我试着睡觉，但实在是太冷了睡不着。我起来，再穿了一件毛衣、一件外套和一副手套，随后我把地上的毯子拖起来盖到我的床上。马可波罗在去中国的途中也曾睡在喀拉库勒湖。他也曾抱怨过这里的寒冷和反复无常的大风。
早上，一个吉尔吉斯骑士出现在我的帐篷外面，突然从晨雾中出现邀请我去参加婚礼。他戴着一顶精致的银边帽子，像一个翻过来的果冻模具，肩上还扛着一杆散弹猎枪。“任何时候来都可以，”他大声说道。“宴会会持续三天。”
我非常高兴的接受了邀请。我在帕米尔高原地区的社交日程还是空白的。
那天下午，我从行李中翻找出一顶帽子，我戴上礼帽，出发去参加婚礼。婚礼是在散落着骆驼、牦牛、绵羊和河道的草原湖泊上的另一边夏季露营中。
在路上，我看到了三头恋爱的驴子。驴子的爱情生活总是吸引人注意的。通常在三头骆驼组成的家庭里，很难确定谁该对谁做什么，但一旦气氛变得非常活跃就会变成非凡的风流韵事。两头牦牛都用你通过了表情看着我，在牦牛的世界里，这是一种大胆的钦佩。
在湖岸边，婚礼宾客在帐篷与帐篷之间转悠，相互致意，随意闲聊。已婚妇女都戴着银首饰、白头巾、金牙齿。未婚女人都有着相同的装束——红色短上衣、深红色短裙和猩红色的头巾——像一群股票经纪人的幸运制服。男士的服装更加的不拘一格：毛式西装、花呢夹克衫以及会在芝加哥的小酒吧很是出风头的有着多彩丝绸腰带的大衣，穿着高筒靴，戴着壮观的果冻形状的帽子。他们精明的长满胡须的脸像核桃一样黝黑。
一个年老的长者招呼我跟着他。一场马背叼羊的比赛正在帐篷那一边宽阔的场地上进行。作为马球的起源，在这场传统的比赛中，骑手们争抢的是一头死掉的羊而不是一个球。比赛中没有规则也没有队伍；每个人都是单打独斗。骑手们用嘴里咬着鞭子驱使他们的坐骑穿过混乱的马群，在奔驰的马蹄间弯腰去捡地上的尸体。当一个人成功的举起羊的尸体后，追逐战将继续进行。随着骑手们试着从他人手中抢走羊的尸体，他们在草原上来来回回的狂奔。选手们通过将羊扔进由石头围成的圆圈（也就是所说的球门）里算得分。在最初，游戏里争取的是死人、战俘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人。老游戏爱好者为由山羊尸体替代而惋惜，或许会在议员室为这件事而谴责一天。
背对湖边，婚礼演讲正在进行。在吉尔吉斯人的婚礼上，会将新奇的事物唱到歌里。左右两个各站一个侍者，当新郎慢慢地走近被婚宴包围的新娘的帐篷时，新郎正在用挽歌的曲调唱着他通往婚姻生活的路。他是一个有点柔情、高大、害羞的英俊男子。他的毛绒外套和高筒靴标志着他是个不缺钱的男人。
对新娘形成一个看法更加的难。她戴着红色的头巾就像是被控告的囚犯，从家里的帐篷里走出来。当那个最好的男人在驴车背后做最后结束语的时候，她的侍者引导她站到她的未婚夫身边。大家拍着腿，将关于新郎的即兴的诗唱出来。当结束的时候，新娘又会戴着红头巾被引导返回去。之后，有人告诉我新郎给了她的神秘新娘10头骆驼和20头羊的彩礼，这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通货膨胀的数字。
之后在一个帐篷里，我盘腿坐进一群宾客围成的圈，他们吃着腐臭的耗牛酥。每个人都兴致高涨。有人问我在我的国家是否也玩马背叼羊的游戏。我试着去解释马球，但他们很快认为那是一个弱者的游戏。话题从运动转到地理政治学。他们不知道英国在何处，但确信是在喀什北部的某个地方。他们想知道英国也属于中国吗。我说不属于，但是中国的某些地方曾经是属于英国的。帐篷里顿时一片尴尬的寂静。其他的宾客小心的相互看了看。我真是一个自大的傻瓜。
喝了几碗发酵过的牦牛奶之后，我们摇摇晃晃的走出去跳舞。夜晚降临，星星在幽灵般的雪峰之间浮动。音乐人弹着三弦琵琶，吹着抱怨长笛，男人女人站成几条线跳舞，他们的胳膊换着另一个人的肩膀。午夜时分，古老的卡车送狂欢者回到远处营地的家，车前灯在黑暗中闪烁，而我走过洒满月光的湖回到冰冷的帐篷。
克拉卡尔的人都不知道下一辆巴基斯坦的汽车什么时候到，但在它到之前很久，在这个寂静的地方我听到：在寂静的山里一声遥远的哀鸣。我收拾好行李，步履蹒跚的走在斜坡上，当汽车进入视野时我打信号使其停下。克拉卡尔是在中国的帕米尔高原最后的停留站。
在巴基斯坦又停留了两天。路过塔什库尔干的时候，在其中国境内待了一个晚上。托勒密正确的指出这个城镇是通往赛里斯丝绸之路（希腊语，指中国）的关口。这里是一个动荡的地方，经历了数个世纪也没有改变。茶舍和铁匠铺排列在街道一边。马匹被拴在电线杆上，郊外搭的是帐篷。当地的人口，主要是塔吉克人，被中国士兵看守。
穿过城镇，我们爬向红其拉甫山口。我们路过了一个商队旅馆，据说里面有一个不知名的军队的尸骸。汽车惊吓到一群牦牛，当我们接近时，他们向一群小羊一样被吓得四散奔逃。一辆载满骆驼的大篷车开过，像有厚厚肉垫的鸟一样轻轻地前行。再向西几英里就到阿富汗了。在广阔的天地里，一个个帐篷在山洞里被庇佑着。
伟大的亚洲探险家，奥利尔·斯坦因先生，称红其拉普山口为“淑女的远足”。斯坦因必定认识几个令人钦佩的女人。红其拉普意思是血色的山谷，可能与瓦罕和罕萨的土匪过去经常掠夺这儿的大篷车有关或者是与赶骡人在这个氧气稀薄的地方用钉刺穿马屁的鼻子以减少它们的呼吸的习惯有关。在山口的顶峰，4733米处，喀喇昆仑山公路成为了世界上最高的公路。
在路的另一边，我们就进入了巴基斯坦，就如同进入了一个深井一般。令人心悸的之字形路在黑暗的峭壁间垂直下降到被红其拉甫河切断的峡谷中。我伸长脖子向窗外看，试着看一看远在我们头顶的山峰，却是徒劳的。
在苏斯特，我们从汽车上鱼贯而出检查护照。在海关棚，一个穿着紧身法兰绒衣服、绿色军衣和贝雷帽的小个子官员亲切的问候我，和我握手。“你好，先生”他说道，“很高兴见到您。”
我已经跨越了亚洲辽阔的边疆之一，从中国西部辽阔的帕米尔高原到巴基斯坦北部的深谷。这标识着和地理界限一样深厚的文化和种族的变迁。我在中国也待了一些时月了。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理想世界。中国的语言、文字、食物、礼仪、历史——很少有和我们的世界相同的事物。但现在，在一天的行车过程中，我发现我自己突然身处在说着流利英语的人中间，在伯明翰有堂兄弟，在茶里放奶，而且知道所有最新的半球比赛分数。
一周之后，我在一辆来自拉瓦尔品第的蒸汽火车上。正在前往到塔克希拉遗址。托勒密对这个城市没有感到不安。他可能将喀什当做有食人族的未知地域，但塔克西拉却毫无预兆的出现在他的地理地图上。那是它已经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被东西方所熟知，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驿站。在公元前三世纪，著名的统一印度的阿育王是这里的总督。亚历山大大帝带着马其顿人屯驻此城。阿里安、斯特拉博和普鲁塔克都描写过它的魅力和财富。当中国的朝圣者沿着我翻越红其拉甫山口的路线来寻找佛经时，圣托马斯出现了并向其布讲福音。亚洲很少有城市能够代表伟大的文化潮流，沿着丝绸之路交叉和反交叉着欧洲大陆。
如今，遗址被包围在一片美丽的乡村中。在白色沙路上，我遇到一群和善的嬉闹着的男学生，腰带上挂着木质的写字板。在他们中间是个盲人小男孩，像一只小羚羊一样警觉和脆弱。他抓住我的手，一声不吭的拉着我沿着路向前走，在他的黑暗世界里没有一丝的犹豫。拉着我走去藏在广阔的山谷中，坐落在两山之间的峡谷中的荒废的莫赫拉莫拉都佛寺。
既没有被野蛮人的入侵也没有被长期以来被古老修道院的圣所的感觉所干扰。灰色的石头小道、动听的鸟鸣、四周的安静、拉长的影子也是一个避难所。这个男孩就像是转世的僧人占据着这个地方，精神在消失的门廊下面的坠落的拱门之间翩翩升起。他消失在僧人的禅房中，又在一座舍利塔附近出现，手指划过让此地如此出名的人物雕像。
塔克西拉曾是犍陀罗王国的一部分，从公元1世纪兴盛繁荣到公元5世纪。这曾是一个罕见的城市，横跨丝绸之路的两端。它的文化影响、宗教建立、甚至是政府机制都是被沿着贸易路线从希腊、波斯、叙利亚、印度和中国带到这儿的东西方传统的高度融合的产物。塔克西拉是东西方正真上面对的地方。在这儿被挖掘的宝藏——像是使那个男孩入迷的人物石雕——是这个王国的象征。佛陀以西方的人物特征所描绘，，他们的身体包裹在古典的长袍中。希腊风格的背景和人物与东方的图案很好的融合。这些碎片上记录的图画像是石头上的丝绸之路，备受收藏家和博物馆的喜爱。
当马可波罗路过此地时，塔克希拉已经成为废墟。他相当于中国坚强不屈的张玄，他在公元7世纪从丝绸之路的另一边到达这里，哀悼被破坏的白匈奴建立的塔克希拉。张玄沿着欧洲人称为丝绸之路的路线一直向西，告诉了我们很多中国态度和看法。
为了商业利益欧洲人不惧到亚洲的遥远距离。他们想来做贸易；他们被东方的商品和日用品所吸引；丝绸之路上的英雄就是那些商人。中国人认为他们在生活必需品上或多或少都能自给自足，对商业兴趣不大。也确实在欧洲或中东没有什么值得13000公里的来回路程。很少有中国人沿着丝绸之路去西方投机，那些像张玄一样的去西方的有着迥然不同的目的。
我在西安的一座塔里看到过张玄的一张画像，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向东超过3220公里。画像被雕刻在灰色的石壁上，这位伟大的中国旅行者看起来像快要赶不上公交的小伙子。他脸蛋松弛，有着在太监身上可能会有的大肚子，穿着一件迷人的女装和一个古老的背包——大概又是一个早期中国的发明。他头上的悬挂物，一个小灯笼悬挂着照亮他前方的路。
宗教原因促使张玄去塔克希拉的旅途。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并在中国付诸实现。但是随着世纪的进程，宗教文本的含义和翻译都受到中国式耳语的影响，导致宗教研究有很多残缺之处。所以，张玄作为一个狂热的佛教徒，沿着我们所知的丝绸之路出发，去获得佛经原文并将其带回仔细翻译。最终，他带着22匹装满书的马队回到中国。
我热爱张玄，那个圆胖胖的僧人。他是我心目中丝绸之路上的英雄。他走过我走过的路，从西安出发，向西沿着荒凉的戈壁沙漠和高寒的祁连山脉之间的甘肃河西走廊行进1600公里。之后他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四周的一个又一个绿洲长途跋涉前往喀什。他也在克拉卡尔睡过，没有乘坐巴基斯坦汽车就翻越了喀喇昆仑山。我莫名的感到与张玄之间有种奇妙的联系。简单的说就是他的事就是我的事。他穿越了半个亚洲，不是为了黄金也不是为了征服，不是为了贸易业不是为了皇权，只是为了去买几箱二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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