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司法领域向人们提出了与各国开展合作的迫切需要，越来越多的争议和案件具有涉外的或者跨国的因素，为保证有关诉讼和审判活动的公正、及时进行并且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国家司法管辖权的壁垒，与各国建立平等互惠的司法合作关系，接受和采纳国际上通行的司法合作规则。
国际司法协助规则在中国的引进最初是从对外签署有关的国际条约开始的。1987年，中国分别与法国和波兰缔结了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协定），这标志着在中国建立国际司法协助制度进程的启动。根据中国《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的规定，有关司法协助和引渡的条约或协定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在获得批准后则具有法律的效力。
截止2002年9月30日止，中国已与外国签署的涉及国际司法合作的双边条约（协定）共计50项，按类别列举如下：
（一）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
1、中国和法国民事、商事司法协助协定（1987年5月4日）
2、中国和比利时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1987年11月20日）
3、中国和意大利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1年5月20日）
4、中国和西班牙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2年5月2日）
5、中国和保加利亚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1993年6月2日）
6、中国和泰国民商事司法协助和仲裁合作的协定（1994年3月16日）
7、中国和匈牙利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5年10月9日）
8、中国和摩洛哥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协定（1996年4月16日）
9、中国和新加坡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1997年4月28日）
10、中国和突尼斯民事、商事司法协助条约（1999年5月4日）
（二）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1、中国和波兰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协定（1987年6月5日）
2、中国和蒙古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89年8月31日）
3、中国和罗马尼亚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1年1月16日）
4、中国和俄罗斯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2年6月19日）
5、中国和土耳其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2年9月28日）
6、中国和乌克兰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2年10月31日）
7、中国和古巴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2年11月24日）
8、中国和白俄罗斯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3年1月11日）
9、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3年1月14日）
10、中国和埃及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4年4月21日）
11、中国和希腊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4年10月17日）
12、中国和塞浦路斯民事、商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5年4月25日）
13、中国和吉尔吉斯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6年7月4日）
14、中国和塔吉克斯坦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6年9月16日）
15、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7年12月11日）
16中国和越南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8年10月19日）
17、中国和老挝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9年1月25日）
（三）刑事司法协助条约
1、中国和加拿大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4年7月29日）
2、中国和保加利亚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5年4月7日）
3、中国和韩国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8年11月12日）
4、中国和哥伦比亚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9年5月14日）
5、中国和突尼斯刑事司法协助条约（1999年11月30日）
6、中国和美国刑事司法协助条约（2000年6月18日）
7、中国和爱沙尼亚刑事司法协助条约（2002年6月12日）
（四）引渡条约
1、中国和泰国引渡条约（1993年8月26日）
2、中国和白俄罗斯引渡条约（1995年6月22日）
3、中国和俄罗斯引渡条约（1995年6月26日）
4、中国和保加利亚引渡条约（1996年5月20日）
5、中国和罗马尼亚引渡条约（1996年7月1日）
6、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引渡条约（1996年7月5日）
7、中国和蒙古引渡条约（1997年8月19日）
8、中国和吉尔吉斯引渡条约（1998年4月27日）
9、中国和乌克兰引渡条约（1998年12月10日）
10、中国和柬埔寨引渡条约（1999年2月9日）
11、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引渡条约（1999年11月8日）
12、中国和韩国引渡条约（2000年10月18日）
13、中国和菲律宾引渡条约（2001年10月30日）
14、中国和老挝引渡条约（2002年2月4日）
15、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引渡条约（2002年5月13日）
（五）被判刑人移管条约
1、中国和乌克兰移管被判刑人条约（2001年7月21日）
除签署上述双边条约（协定）外，中国还加入了大量包含司法协助（引渡）内容的国际多边公约，例如：1959年纽约《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1965年海牙《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以下简称《海牙送达公约》）、1970年海牙《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以下简称《海牙送达公约》）、《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物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963年东京《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1970年海牙《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1年蒙特利尔《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经<修正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联合国禁止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非法行为议定书》、《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器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国际海洋法公约》、1997年纽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1999年纽约《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2000年巴勒莫《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
国际条约规范为中国与外国的司法合作活动引进了大量的制度和规则，并且使之顺利地实现了与国际通行做法的接轨。但无庸置疑，为将国际司法合作活动真正纳入法制轨道，并且为使已有的条约规范在现实应用中得到具体作规则的辅佐，还必须通过建立相应国内法制度创设专门的审查和执行程序，明确国内主管机关的职责分工。
1991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与司法合作有关的各项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该法第二十四章第238条特别确立了国际法规范优先适用的原则。该法第二十五章为涉外案件司法管辖的确定增补了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后来为中国与外国就此类问题进行的条约谈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第二十九章以“司法协助”为题，为与外国法院相互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相互承认和执行司法裁决或仲裁裁决规定了具体的原则、条件和程序。与此相关连，第二十六章还具体列举了涉外案件民事诉讼文书送达的各种方式和特殊规则。
在刑事方面，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其中为《刑事诉讼法》增补了一个关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原则性条款，即第17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可以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这一新条约虽然非常简单，却具有相当深刻的法律意义；它未以列举的方式限定“刑事司法协助”概念的范围，允许人们对其作广义的理解。
2000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颁布，该法包括四章，共有55条，是中国关于国际司法合作的最完备、最详细和最现代化的法律，为中国与外国开展引渡合作规定了具体的准则、条件和程序，吸收了国际上通行的引渡合作规则，并且结合中国的特定情况创设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引渡案件司法审查和行政审查制度，同时还独立于《刑事诉讼法》引进了一套专门适用于引渡合作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即：引渡拘留、引渡逮捕和引渡监视居住。它是中国法制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和对人权高度尊重的重要标志和体现。(思协）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