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此年1月，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提议与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双方在此后的谈判中同意议会由选举产生，这为团结工会在8月上台组阁奠定了基础。同一时间，匈牙利党内改革派借助反对派“自由民主战士同盟”的压力，击败党内保守派，宣布实行多党制与议会自由选举，并于9月开放与奥地利之间的边界，由此引发东德政权的崩溃。年初，东德国安部还估计反对派只有几千人，到了9月中旬，大量东德人开始逃往西德，各地相继爆发和平示威，昂纳克被迫下台。11月9日，冷战的象征柏林墙轰然倒塌。
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天鹅绒革命”，11月17日，布拉格的学生举行游行，要求大赦政治犯，七七宪章运动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队伍。12月10日，胡萨克总统辞职。12月29日，议会选举哈维尔担任总统。11月10日，保加利亚党内发生“宫廷政变”，将总书记日夫科夫赶下台，并向社会作出举行自由选举的承诺。12月21日，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被示威民众推翻，由罗共中的改革派组成“救国阵线”接管政权。接下来，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全面爆发，联盟在解体过程中陷入长期内战。最终，与世隔绝的阿尔巴尼亚政权亦未能幸免，允许成立独立的党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各国全都实现了制度转型。
面对这一连串令人目瞪口呆的多米诺坍塌，即使相信历史是偶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有着某种必然性。不可否认，东欧剧变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有着密切关系，但却不是由“新思维”引导的，当苏联宣布不再干涉东欧各国的制度选择时，这些政权感觉到这次只有靠自己了。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但结果仍然一样，这是因为他们的起点是一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各国政权都是以人民的名义建立起来的，而在1989年的示威浪潮中，匈牙利游行队伍打出的标语是“我们要生活”，东德示威人群高喊的口号是“我们就是人民”，而在1990年的新年献辞中，哈维尔对着广场上的公众畅谈捷克未来的民主道路，以这样的语言结束：“人民，你们的政府还给你们了!”这表明，公众提出的要求已经不是解决权力的运用问题，而是要解决权力的来源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东欧各国执政党失去权力是由于计划经济的低效率，不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因此一旦遇到经济危机就会引发社会不满。的确，按照苏联式社会主义理论，计划经济可以集中国家力量，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但计划经济依靠政府的主观意志，又以重工业和基础建设为主，整个经济发展依靠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因而难以赶上西方的经济发展。根据数据统计，在东欧各国政权初期，物质产品净值年均增长率为6%至7%;20世纪60年代降至2%-3%，然后又出现反弹，直到70年代中期才又出现下滑趋势，80年代则普遍出现对外贸易和财务危机。
不过问题在于，一方面，与西方市场经济相比，东欧属于一种消费品匮乏的短缺经济，商店里常常缺乏日用品，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排队购物。但另一方面，东欧各国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一直在持续改善，比世界许多贫困国家要好得多。更重要的是，人民生活水平虽然较西方国家低，但基尼指数却没有西方国家高，社会各阶层之间并没有突出的不公平现象。
对于东欧国家是否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经济停滞的趋势，西方经济学家也一直存在争论。迈耶克就认为：“从增长百分比来看，东欧的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从1985年至1989年，东欧各国的经济始终保持着低增长。不管怎样，经济问题只能说明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会带来执政难题，不可能造成政权崩溃。如罗文达斯基和伍德尔在1987年写道：“由于东欧各国已经成功地在整个社会中建立起社会主义信念，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自己所承诺的社会平等的话，确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合法性是可能的。”政治学家布热津斯基在1988年也写道：“东欧会出现一种长期的非决定性的制度危机，这种危机最终将导致出现一个新的停滞时期。”
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东欧是一个经济平等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就制度的性质而言，只要一个政权毫不在乎每个个体的生命，再大的经济危机都可以靠低水平平均生活来消解掉，因此永远不存在经济崩溃的可能。换言之，当时的东欧各国即使经济不是太好，也不足以使人民走上街头。但尽管如此，这些西方学者也都未预见到东欧政权会突然崩溃。
有意思的是，经济因素也成为当时东欧许多官员的观点，直到面对不断发生的群众示威和民众逃往西德的浪潮时，东德安全部的哈内尔将军还认为：“这是因为人民对政府工作感到不满，对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国家经济状况感到不满造成的。”但是，经济原因却无法解释，东德1959年的工业增长率曾高达12%，但仍有大量人员出逃西德，最终迫使当局建立“柏林墙”。也无法解释，当时东欧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第二经济”，波兰、匈牙利等国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改革，私营经济在匈牙利占到了三分之一，但最终，所有政权都未能避免垮台的命运。
值得思考的是，东、西方的政要和学者都很少有人预见到东欧的剧变。如果阅读100多年前托克维尔考察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尽管他们看到了东欧的经济问题或政权性质问题，并且这也的确反映了部分史实，但却缺乏历史哲学的观照。
事实上，东欧各国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从历史的深处去寻找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