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培耘）
小时候，我偷过煤，偷过粮，透过菜，偷过瓜果梨桃……在我“偷”的历史中，我的偷书可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而又拿得上台面的“偷”了。
1972年我读初二，赶上了什么主义路线“教育回潮”。虽仅一年，但却搅动了我们学习的欲望。更加幸运的是，我们遇上了王学群老师做班主任和语文老师。要说王老师，那可不一般，师出名校（华东师大），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而且极大调动了我们学习语文的热情，因此深受大家欢迎。我脑子不十分灵光，不像赵起、张曰忠、王占文、王秀兰等同学智商那么高。但我对语文却有十足的兴趣也算有一点悟性。
王老师威望高，他说什么我们都爱听。写作文、练字、背古文，总结文章结构图……我们都一一照办。可当王老师让我们多读书时，我却苦恼了。——压根没书可读！那时我唯一的读物就是《学生字典》。
没书读就到处借。于是黏上了父亲的朋友王鹏飞（画家），在他手里先后借了《唐诗精选》《稼轩长短句》《李煜诗词全集》《九歌》《离骚》，和赵起借来《唐诗三百首》，向梁永波借来《三国演义》,向王书凯借来《幽闺记》……实在没书读时，又弄来了一本“苏轼书法”。
有些书王老师不同意看，读《幽闺记》时王老师说“这是写才子佳人的，还是不要看的啦！”有些读不懂，像《九歌》中的什么“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什么的，文言还没注释，插图也怪吓人。至于《唐诗三百首》是赵起每天的必读，不能久读，看了两天就归还；《三国演义》是梁永波偷拿他叔叔的，所以三两天看完还回去了。过后还是没有书读。——想读书却没书可读，就如饿了没东西吃一样，那难受的滋味可想而知。
除了绞尽脑汁的借书，还想到了一个办法——偷书！
有一阵子，每天中午老师们都要在操场上打篮球比赛，同学们都出去看热闹。我好静，在教室看我的《学生字典》，写我的作文。
终于有一天，我偷书的欲望按捺不住了。我拿着刚写的一篇作文，大大方方地走进了办公室。带作文是以防万一：办公室有老师，我就说请老师改作文；没有人就可以偷书。
办公室没人，计划都作废。我的心激动得砰砰直跳，快速翻看着老师们的办公桌……令人失望的是没几本好书，想必老师们也不读书。慌忙地捡了几本，掖在衣服底下匆匆离开了办公室。回到教室，装在书包里，想看又不敢看。到家里一看，一本教学参考书，一本《语文基础知识手册》，一本《欧阳海之歌》。
偷书是不光彩的，但偷来的书读得专心。古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而我那几本“偷”来的书，我读得更是专心。尤其那本《语文基础知识手册》我更是珍惜，每一部分都精读并做了笔记，旁批，眉批。后来读了本科，有了系统的语文教材，这本书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做教师后偶尔也翻看，每当这时，当年偷书的情景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特殊的经历会作为一种美好永存。
《语文基础知识手册》确实对我的语文能力语文教学能力的提升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本书使我全面的了解了什么是语文，学语文学什么……而这一点恰恰超出了身边的一般人。要不然，我的语文成绩怎么都是那么突出呢？要不然，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矿务局的一次招考教师中，在全矿近百名报考语文的青年中，我考了78分（满分100分），得了全矿第一名呢（第二名46分）！我们王老师那时已在矿教育科，老师很高兴。那时我们学校有一位实力很强的语文老师，据说这位老先生向来很不服气我们王老师，但没法正面较量。而这次招考语文老师，那位46分的青年则是这位先生的最得意的门生，这种结果据说使得那位先生神情黯然哑口无言。所以，这次考试成了门派之争的焦点，给老师争了光，意义重大啊！
“偷”不是一个好词，但我私下认为偷书是“雅偷”，不算丢人。所以我向来拿孔乙己的“偷书不算偷”来安慰自己，以至于做了老师之后，也时不时地“偷书”——有事无事地到校长办公室“串门”，校长在呢就聊一聊，然后借几本；校长不在就大大方方拿几本。看到也不要紧，反正他们也不看书。评了“特级”，做了校长后，则经常买书报销，根本用不着去“偷书”啦。当然，我的两千多册藏书，多数是正道来的。不过，读正道得来的书总感到不如读偷来的书那么专心那么有趣味，总感到好像缺了点什么。（郭培耘2016年10月26日写于“淡墨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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