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和著名作家王小波的爱侣,李银河一直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她就同性恋、换偶、一夜情等社会现象发表的一系列“离经叛道”的观点,更是引发激烈讨论。赞同她的人捧之为“英雄”,反对其观点者则斥责她的言论“无耻”。是非曲直,尽管目前难有定论,但有一点却毫无疑问,倘若人们对她的了解和关注仅限这点噱头,无疑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中国作家富豪榜创始人吴怀尧对话李银河,用“拉家常”的访问方式,为您呈现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李银河。
吴怀尧对话李银河
我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
吴怀尧:李老师,你家的狗看上去挺凶的,它不会咬人吧?
李银河:(笑)没事没事,它不咬人。吴怀尧:见面之前我浏览了你的博客,你在网上挺活跃的,平时日常作息怎么样?规律吗?
李银河:我现在生活很规律,一般不熬夜。早上起来后喜欢到院子里散散步。月季花都是我种的。吃的东西也很新鲜,刚搬来的时候,都是我们在自己院子里种菜,西红柿、茄子、韭菜什么的,根本就不用到外面去买菜。
吴怀尧:在浏览你的博客文章时,我注意到某些网友留言谩骂和人身攻击,对此你怎样看?
李银河:我真替他们难过。我的亲朋好友对我的做法(发表各种观点)都挺支持的。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也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需要说明的是,我现在的一些观点并不是为少数人争取特权,而是替“沉默的大多数”说话,除了吃饱穿暖,他们其实可以活得快乐一点。
吴怀尧:你很少站出来反驳或者激辩某些观点,是因为不屑一顾还是基于其他考虑吗?
李银河: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只观察,不批评,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如果我们总是尝试去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不去看丑恶的东西,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
吴怀尧:针对你的言论的批评,是否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与心情?
李银河:我生活得很愉快。我想我所想,说我所说,如果碰巧有人喜欢,我引为同道;如果有人不喜欢,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抱负。
吴怀尧:现在很多人的快乐来自对物质的拥有,你对于物质要求高吗?
李银河:一个人消费的欲望再高,他睡的只能是一个人的床位,吃的只能是一个人的饭量。我自己从来不买名牌,衣服都是四五十块钱的,比我们家保姆穿的还便宜——她一条裤子都二百元呢。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母。
吴怀尧:1952年你出生在北京,小时候家庭环境怎么样?童年快乐吗?
李银河:我父亲是山西人,母亲是河南人,都是知识青年,他们抗战时相识于延安。革命胜利后随部队进京,后来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我兄妹4人,我排行老末。大姐比我整整大一轮,老三也比我大5岁。我的童年非常和谐,而且不缺玩伴。我们家还有一个特点,兄弟姐妹都是属于特别乖的孩子,学习特别好。每次考试,不管数学还是语文,我自己都能排名靠前。
吴怀尧: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李银河:在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母。父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类。为了让我明白这句话,父亲还举例分析,说有一次报社开会,大家互相提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个同事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虚伪。’后来父亲挺后悔的,他告诫我们,以后决不能这样做。
吴怀尧:十七八岁是花样年华,你那个年龄段在做什么呢?
李银河:我十七八岁是1969年,我作为知青本来是要被分到吉林去插队的,偶然的机会知道内蒙古那边正在招人,有些坐不住了。为了争取到去内蒙古的机会,我写了血书表决心。
吴怀尧:你在内蒙古待了几年?去了之后情况如何?李银河:一去就是3年。内蒙古那个地方啊,风沙特别大,有时刚刚挖好的水渠,一场风沙就把它平掉,然后又得重挖,如此反复。我插队所在地位于河套地区,属盐碱地,农区亩产量仅70斤,但是下的种子就有30斤。这种无收获的劳动说白了,是对人的一种折磨。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就是让我明白了社会,知道它和学校还有家庭是不一样的。这也算一种人生经历吧。初见王小波,长得不好看,也不热情。
吴怀尧:1974年算是你的人生拐点?因为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你被推荐到山西大学。
李银河:我从初一就开始停课,物理化学一天都没学过,最终进了历史系。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所以大学只念了三年。
吴怀尧:后来怎么认识王小波呢?李银河:在山西大学读书期间,一次回北京,我在一个朋友那里无意间看到王小波的习作《绿毛水怪》,觉得很震撼。1977年,我回北京过寒假,朋友去王小波家有事,我也跟着去了。
吴怀尧:第一次见王小波,第一感怎么样?李银河:(笑)他长得不太好看,而且不热情,只是随便和我打了个招呼。
吴怀尧:你大学毕业后状态怎么样?李银河: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北京。和现在的大多数毕业生一样,很茫然,没有明确的目标,就好像在准备,然后等待机会。因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我父亲的老朋友,通过这层关系,我成为报社的一名编辑。
吴怀尧:我记得在一篇文章中看到过,你刚到《光明日报》工作没多久,王小波就骑着自行车去报社找你?你被他的直率吓住了?
李银河:聊了没多久他问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对我说,那你考虑考虑我怎么样。
吴怀尧:恋爱是年轻人的事情,但家里人往往会发表指导性意见,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李银河: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我母亲不大放心,觉得王小波傻大黑粗,看上去挺怪,怕靠不住。每次母亲问起,我就说这人有很睿智的头脑,别人不能比。我想试探一下这个大个子的底,于是问他最坏能做出什么事。他要是说杀人,我怎么敢嫁给他呢。结果小波想了半天才说,杀牛。在农村他可能杀过牛,从人道主义来说这确实比较残忍。他说这是他做过的最坏事情,我能接受。
吴怀尧:我很喜欢王小波的作品,我也很好奇在生活中,他是什么样的人?缺点是什么?
李银河:(缺点)主要体现在生活上,脏乱差,比较懒,看书时像根木头,你喊他,他听不见,要踢他一脚才行。有的时候我回娘家去,他到两点还不吃中午饭,我就电话遥控,告诉他冰箱里有什么吃的东西。我妈开玩笑说你以后就买个大饼套在他脖子上,省得他饿死。
吴怀尧:当王小波成为现象后,有一拨人在文风上刻意模仿他,对此你怎么看?
李银河: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晚上不敢看星星,人就像小蚂蚁一样。
吴怀尧:1982年你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硕博连读。1988年从美国回来后,开始了自己的专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范畴: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其中关于性的研究多一些,你的第一本论文集就是《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为什么会选择社会学这个专业?
李银河: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方向,是因为这几个领域都是社会学的经典研究领域,尤其关于性的研究,在国内还很少有人涉足。这些问题我好奇,研究它们能感觉到快乐,而且,对那些陷于不幸的人们也有所帮助。
吴怀尧:你算女权主义者吗?怎么看女权主义者?
李银河:我的立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感到很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要否定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现在,“女权主义”好像成了一个贬义词,这实在是一种歪曲。
吴怀尧:你的一些看似惊世骇俗的观点,在西方可能并不新鲜。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在理论创新方面,你有什么遗憾吗?
李银河:在理论上我没有太多的抱负,毕竟理论上的创新是非常非常难的。我现在所做的,更多的是传播观点和经验研究。
吴怀尧:在你内心深处,你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李银河:对社会学还比较喜欢,做起来有一些快乐;对文学无限向往,但是缺乏才能;也许最终发现,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是观察四季轮回。梭罗有一句话说得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攀折一枝花朵那样,以温柔优雅的态度生活呢?
吴怀尧:如果可以从头来过,你希望如何度过此生?
李银河:读有趣的书,写有趣的书,听美的音乐,看美的画,观赏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随心所欲地享受生活。
吴怀尧:你有很多机会去国外定居,为什么选择留下?
李银河: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无论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
吴怀尧:我发现在你的文章中“生命”这个词出现较多,现在是不是对此感触很深?
李银河:生命都是很偶然的东西,人类在宇宙中也是很偶然的。我愿意用幽灵岛来比喻:生命就是幽灵岛,它在大海上突然出现,又瞬间消失,其意义并不比一座山或者一棵树大。有一阵我晚上都不敢多看星星,因为看着看着我就会想,咱们这个地球不就是这群星星中的一颗嘛,人就像小蚂蚁一样,爬来爬去几十年就死掉了,无影无踪,就跟没存在过一样。这些东西想多了,非常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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