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白血病患者的血液一样，国民政府的贬值通货流遍全国，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
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国民政府向四家政府银行借款，这四家银行大量印刷新钞票以满足这种需要，使通货数量大为膨胀。开战之后，政府支出立即增加。在头两年，政府花费大量款项在内陆重新安置和发展工业。庞大的款项被用于在中国西部建设新的公路和铁路，并修至印度支那、贯穿缅甸。在这两年期间，政府的年支出增长33%，而它的税收下降了63%。战前，大宗税收来自商业和都市的经济部门—关税、盐税和商品税约占80%。当日本人蹂躏上海和其它沿海城市时，这些税收来源大量丧失，国民政府战时支出的约75%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
法币数量的增加曾经是，也许始终是助长通货膨胀进程的基本力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价格上涨，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货币信用跌落。对机器、金属、电力设备、化学品和燃料等生产资料的急迫需求以及它们的供应短缺，使它们处于价格上涨的前锋地位。例如，金属和金属制品的价格在战争的头两年间上涨了6.8倍，而总物价指数仅翻了一番。大多数生产资料不得不进口，而日本对国民党地区强制实行经济封锁加深了这种短缺。
日本人于1937年9月实施的封锁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紧。1938年10月广州和汉口沦陷后，进口品价格猛涨72%；1939年下半年广西南宁这一关键性的供应环节丧失后，进口品价格又翻了一番。从1941年12月起，日本对英美的战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缅公路不再成为供应来源。进口品的涓涓细流继续从苏联经过甘肃和新疆的漫长陆路流入，费用浩大；而飞跃驼峰的空中补给线变得日益重要。即使如此，到1944年，中国进口品还是落到仅为战前水平的6%。
1937-1939年为通货膨胀的第一个阶段。普通中国人未受到其最坏的影响，因为消费品价格的增长与生产资料相比要慢些。最重要的是战争头两年食品价格上涨和缓—在重庆仅为8.5%，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国民党地区受惠于大丰收，在当时未被占领的15个省中，收获量高出战前平均水平8%。其它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价格比食品上涨快—例如衣服的价格到1939年年中大约翻了一番，但大多数中国人可以推迟购买新衣服；住房的费用，除难民群集的城市外，则上涨不大。其结果是在头两年里，大多数人能够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
但是，1940年食品价格开始暴涨，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刺激了整个通货膨胀的进程。这一变化最初起因于歉收，1940年农业产量比1939年下降10%，而翌年又下降了13%，1941年7月政府又开始田赋征实而不收现金。这意味着到达自由市场的粮食更少，进一步搅乱了供需之间的平衡。
通货膨胀还有非金融性的其它原因。国内工业生产普遍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布匹、药品、纸张和电灯泡等货品原来大多在沿海城市生产，现在这些城市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战争期间，许多面向消费者的小型工厂在内陆建立起来了，但它们只能满足一小部分需求。来自日本占领区的输入品，成了消费品的一宗重要来源。起初，国民党人和日本人双方都禁止这种贸易。然而，在1939年7月，随着消费者需求无情地增长，除少数紧缺物资外，重庆政府让所有其它物资的贸易合法化。在1943年，国民政府甚至设立了一个官方机构，由强有力的军事秘密警察首脑戴笠将军指挥，从事并增进与敌占区的货物贸易。不过，无论是这种贸易还是本地的生产均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就日本人而言，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们都宣布这种贸易为非法，但他们也企图参与。
从1940年起，通货膨胀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是公众对货币缺乏信任。1937-1939年，有一种强烈的储存法币的倾向，尤其是在农村民众中间。这种储存室乡村中对货币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种反应，它缓冲了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因为它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量，从而缓解了对难以得到的消费品的需求。但是，随着1940年夏季稻谷歉收，农夫们开始储存粮食，而不储存货币。投机商预计将来价格上涨，也买进并囤积大量粮食。
1940年和1941年，重庆的食品价格随之暴涨了将近1400%。其结果是工业、运输业和其它行业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并尽快领到这些工资，这导致消费者开支激增，而它又导致进一步储存货物。于是，通货膨胀螺旋上升开始了，直到1949年以后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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