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货币的危害

   

   就好像战争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不能仅仅交给军事家一样（乔治·克里蒙梭），货币也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因此，也不能仅仅交给中央银行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从目前的情况看，货币的危害已是显然的了，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通货膨胀和高利贷。

   

   先说通货膨胀。

   如果我们承认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按货币主义的观点），那么，对于全社会来讲，通胀就是一种货币税----不管这种税是交给本国政府的，还是交给世界储备货币发行国政府的，本质上就是一种宏观层面的财富转移，因此，是一种单向度的增值运动；而对于老百姓个人和家庭来讲，则是一种微观的贬值过程----虽然，期间必然伴随着不同程度的“货币幻觉”----君不见，北京、上海、深圳的人，但凡有一套住房，就是一个“百万富翁”。

   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中国模式的必然产物，虽不可避免，但也未必会失控。从上个世纪初全世界的通货膨胀历史来看，中国目前的通胀水平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温和的”。只要中国不在现实战争和货币战争两条战线上有大的闪失，对中国这个正处于经济上升阶段的大国来说，即便是因为不计成本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因而必须面对痛苦的结构调整，也不用为所谓的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五的通胀目标挠头。这里的关键，一是政府要自律，不要拉大旗作虎皮，而要有真正的历史责任和担待，勇于面对现实的问题和困难，实心为老百姓办事。二是要相信人民的智慧，走群众路线。否则，在现代全球经济的游戏场中，中国目前未必发达的精英政治，未必没有沦为他人傀儡角色的可能----即便是非自愿的。

   从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至今，所谓的牙买加体系只是一个过渡的阿米巴虫。货币体系实际上有两个可能的选择方向：一是完全的信用化，一是完全的商品化。我的理解，承认前者，就必须坚定探索和改革的路线，即便这个过程几乎必然地会面临数之不尽的不确定性；而承认后者，就必然追高商品时代祭坛上的货币之锚----黄金，但这是历史与逻辑的双倒退。事实上，在国际货币信用格局确定----或许还得几十年时间----之前，无论是美元还是欧元，都离不开这个精神上的锚！卡恩事件或许就是正在上映的有关这个金色锚的最新悬疑片。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承认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上升是通货膨胀的后遗症，那么，治理通胀就不能从经济增速和提高就业方面入手。但这对当政者来说，需要很大的政治决心。毕竟，短期的财政政策可以起到一时的镇痛和安抚民心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讲，能够被历史记住的政治家确实是不多的！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所谓的历史的机遇期里，糟糕的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未必会比罪犯有意为之的罪行更少。因为，有些经济学家在这个节骨眼上，还在象牙塔里大搞静态分析！

   

   再说高利贷。

   在人类有记录的历史里，高利贷就是一个异类，人人喊打。这里，不打算谈论高利贷行为的道德定义，只想在有限的前提下----具体讲，就是在中国目前的金融环境下----谈谈中国式的高利贷。

   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是高利贷盛行，尤其是在民间资本领域。客观上，有三个因素导致民间高利贷。

   一是时下“稳健的货币政策”。人民银行今年六调存准率，金融机构资金面普遍偏紧，在对利益和安全的权衡下，资金首先流向了安全性较高、行业利润有保证的垄断型、资源类的大中型企业和项目。在利率放开之前，在整个金融领域信用体制完善之前，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因此，就出现了半边落雨半边晴的不平衡现状。本质上，这是对前期财政和货币政策的一种救赎，只是，代价过多地由一部分人承担了。

   第二，居民存款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是一种原罪。虽说因为国内的CPI迭创新高，居民存款出现部分搬家，但对老百姓来讲，相对于股市绞肉机和高耸入云的房价来说，老百姓还是选择了用银行存款的方式----相当于把钱放在坛子里埋在地下----为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行默默地奉献。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居民储蓄似乎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为没有体制保证的非银机构提供再融资。或许，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政策设计，只是，潮退之前，谁是先驱，谁是先烈，现在还说不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一种典型的金融脱媒现象，而高利部分，就是一种风险补偿了。利虽高了一点，但对烈士来讲，毕竟还有一笔名义上的抚恤金。  

   第三，现行法律界定不明确。1991年8月13日，高法《借贷意见》第六条规定：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不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过四倍的部分，法院不予支持。2004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通知》规定：金融机构（不含城乡信用社）的贷款利率原则上不再设定上限。换句话说，从2004年10月29日起，从法律上讲，民间借贷就再无“高利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