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后，给自己开家咖啡馆

　　开一家店，除了得到物质上的帮助，精神上的鼓励也很重要。朋友的支持和家人的帮助，一定是无可比拟的精神动力。我因为在外游荡多年，开店时已过而立，所以心理上并不存在对谁有多大的依赖性，但这也是我想讨论的事情的另一面。如果想辞掉工作自己开店，但这一举动得不到家人的理解怎么办呢？这都是开店的前期准备中要充分考虑的问题。独立的人格自始至终都是你在社会中立足、成长的前提。你够独立吗？你的心理承受能力足够强大吗？你能够说服父母接受你的创业计划吗？如果不能，你能承受住来自家人的压力吗？这种压力，有时候比其他压力更令人煎熬。你是不是能不管别人说什么，都坚持走自己的路？你会后悔吗？你想象过失败吗？你能承受失败的痛苦吗？

　　17岁上大学以后，我便四海为家。漂泊的生涯于我而言，见怪不怪，也许我就是想要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Kerouac）一样，在路上遭遇故事，让沿路的风景、离奇的故事、漂泊感，填满青春期不安分生长的骨骼。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从来没有接受过教育，以自己的乖张和心机，说不定会是一个坏人。但因为受过教育，读了书，我的注意力转向了别的地方。比如，骨子里叛逆的部分转变成了对嬉皮士的向往，散漫转化成了生活中的自由无拘。值得庆幸的是，我从来没有像很多年轻人那样，被父母强求要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一直是自己想做什么，便放手大胆去做了。一来自己是男生，即便浪荡一点儿，他们能约束的也有限。再者自己从来不是坏孩子，该读书就读书，不闹事，只不过乖张的想法有点儿多，所以他们对我还是信任的。当然，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多少会更受宠爱一点儿。但经我自己总结，他们后来总是见惯不怪的样子，应该是被我“训练”出来的。因为我的变数太大，主意太多，根本管教不过来。就连我母亲，一开始还为我好端端的大学毕业生却跑去当出租车司机而伤脑筋，历经劝说、质疑、苦恼，后来却变成，对我各种出人意料的行径比我还习以为常。比如，她发现我仍旧待在厦门，倒要来问了：“咦，你还在厦门？你上次不就说你在厦门吗？”始终是不相信。直到多年后，我大哥到厦门来亲眼见证后告诉她，她才接受了我竟然长期定居某一处的事实。

　　我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大哥比我大11岁，对我而言有些长兄若父的感觉。尤其是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我开始看康德和尼采等艰深难懂的书，碰到不明白的地方，大哥便会给我指点。四哥比我大两岁，由于年纪相仿，所以我们共同话语也多，走得也更近。哥哥姐姐们都是循规蹈矩的楷模，本分地读着该读的书，本分地选择以教书育人为职业。大哥读历史，师从名师，后来顺其自然当了大学教师；姐姐则在小学当老师；四哥早年在台湾开了一家旧书店，那一阵子我待在北京，专门帮他从大陆找一些货源去卖。要开黑糖的时候，因为想拉些赞助，我还特意给大哥写过信，告诉他我的计划和想法，无非是希望得到一些帮助。当时我好像是用传真把那封信发出去的。不过那封信后来石沉大海，没收到回复。大概大哥觉得我太没定数，只当是个玩笑。多年以后，他来厦门旅游时到我店里来坐，完全都想不起那封信的事情了。

　　我们家祖辈都居住在台中乡下，直到父亲进城做了公务员，才算是他们那一族里第一位走出乡村的人。那个时代，台湾的宗族观念还很深，它表现在家庭成员的互相扶持上，这也应该是典型的乡土中国的生活图景。对血缘纽带的看重，即便经历过朝代的更迭，也并未消亡，这大概就是文化的影响力。父亲走出来后，又带着他的弟弟走出来，这样一个帮一个，一个家族开始在城市里立足。我们家族这种演变发展的进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一个缩影。

　　到我们这一代，兄弟姐妹间感情依然很好，虽然碰面时难免嬉笑怒骂，甚至相互取笑。我常常不客气地说我姐姐把小学老师的做派带到家庭生活里，制造紧张气氛，还常常劝身边的小姑娘，不要当小学教师。这些当然都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因为常年不在台湾生活，所以两个小孩多亏哥哥照顾。带小孩这件事，我们家好像一直有着帮扶的传统，我父亲就是我大伯父带大的。大伯父不在的时候，我爸爸就会帮他带小孩，后来我三哥也给他的堂哥带。去年我儿子已经住到他的大伯父家。小朋友可以与自己的哥哥们玩，他们由比自己大一些的哥哥带着，也让他们在父亲角色的缺失中，有了可以模仿的对象。有趣的是，好像我与大哥的小孩，相比自己的父亲，他们倒更愿意听大伯、叔叔或者堂哥们的教诲。我的儿子会有这样的表现，我回去跟他讲什么，他都只“哦哦哦”地应付着，其实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他平时都是跟我哥哥的两个儿子玩，他们讲些什么，我儿子就明显听得进去。我大哥的儿子，也更愿意跑来跟我一道学习做小生意，来厦门多年，他目前也在开小店。大哥偶尔也会跟我谈及对孩子的期望：“我对他无他要求，唯正直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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