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编辑让我写写李永波,我当即就答应了,虽然我更想写黄玉斌、王义夫,特别是冯树勇。
写点儿什么呢?
李永波卸任总教练一事坐实后,媒体上有褒贬两种声音,我想自己没必要卷入其中,就选几个褒贬双方都没看到的角度来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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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一:“少帅”说的由来
这个说法是在《中国体育报》和《新体育》还掌握着体育传媒话语权的时候、在纸媒体最后的黄金时代,被我的一位朋友率先提出的,下回再见到他,我准备奉送他一句话:“早期的‘标题党’!”
当年出现这个说法,是因为黄玉斌、蔡振华、冯树勇和李永波都被任命为国家队的掌门人,即总教练或实际掌握队伍的副总教练。但实际上,李永波的情况和其他三人都不同:黄已经一赌成名,带领李小双获得奥运会金牌;蔡也已另辟蹊径,率领王涛吕林获得奥运会冠军;稍长的冯则让黄庚进入了奥运会前八名(相信冯指导最遗憾的事情之一,是作为跳远教练没能让王嘉男在里约奥运会上像北京世锦赛那样获得奖牌)——也就是说,另外三位“少帅”都是因其在各个项目里的成就、特别是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的成就得以即位的。
但李永波则不同,是从运动员直接挂帅副总教练的:同是“少帅”,来历不同,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
角度二:李永波即位的必然性
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周期启用李永波统帅国家队,这是有必然性的。
李永波是中国羽毛球的第三代球员和第一代“本土球星”,这是因为:王文教、陈福寿代表的第一代和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秋霞代表的第二代,都是印尼归侨——王文教可以和吴传玉、黄强辉等人一起,被视为新中国第一批“归化运动员”,他怀揣理想、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乐曲声中在罗湖口岸走过深圳河的故事,是中国体育最好的爱国主义教案之一。
而且,李永波的运动生涯还伴随着中国羽毛球正式征战国际赛场的全部:两个国际组织合并之后,中国是从1982年的全英赛开始全面登上国际舞台的,李永波那时候还是单打选手,他最好的世界排名是第八位,正好相当于今天的石宇奇。
当时的情况是:第一代人到了退休年龄,第二代的主角由于家庭等原因回到印尼执教(汤仙虎和梁秋霞是印尼队长期压制中国的关键人物),第三代的运动员里很多去国外打球。因此,李永波几乎是决策者视野中唯一的人选,选择他、有“廖化作先锋”的意思,他敢接受、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勇气。
角度三:中国羽毛球队的时尚基因
在中国体育的几个优势项目里,羽毛球队一直是一支比较时尚的队伍:这和该项目的国际背景有关,它最初根本就不是国家体委的重点项目,因为“羽毛球外交”等意义才进入“第一集团”;这是一个在当时的大众体育层面上比较昂贵的项目,比足篮排球和乒乓球花销大;这是一个曾经男女分队的项目(这也是中国的混双长期水平相对不高的原因),李永波上任之后,才采取了男女同队的做法。
还有一点是必须注意到的:至少到2008年之前,李永波身后最有力的支持者是李富荣。
李富荣是徐寅生的战友和蔡振华的教练,因此在中国乒乓球这个大家庭里,李富荣始终处在“二伯”的位置上,他与徐蔡前后两位“家长”的关系当然是融洽的,但也因此而在乒乓球舞台上并不站在聚光灯下的中间。但就羽毛球而言,李富荣是真正的“家长”,到后来,他对羽毛球的感情甚至要比乒乓球高一点,李永波面临窘境之际(例如“九八兵变”),李富荣的支持不是唯一的因素、但肯定是决定性的因素。
李富荣是新中国第一位时尚型的体育明星,他的绰号是“美男子加轰炸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可以对李永波的“得势”多一点理解。
角度四:媒体聚焦下的李永波
就像这几天出现的情况那样,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李永波,都会说他的事儿、或者拿他的事情说事儿。
我跟永波很熟,但属于不多来往的君子之交,有责任在这里说句公道话:他处理媒体关系的很多做法值得学习。
他直人快语,喜怒挂在脸上,有时候会刺伤一些媒体人,但也正因为这种性格,中国羽毛球队受到的社会关注程度、引来的赞助商热情程度,都要高于例如体操队和射击队。对于今后的中国竞技体育来说,这样的人应该是越多越好,因为从媒体和舆论的角度看:直抒胸臆比九转回肠好、襟怀坦白比瞻前顾后好、敢说敢干比顾虑重重好,甚至我行我素地大放厥词、都比闪烁其词的官样文章好。
角度五:和李永波有关的负面新闻
这种负面新闻,简单地说是作风层面和道德层面两类。
就作风层面而言,我所持的观点是:对一位体育人的价值评判,永远要把体育的意义和体育之外的意义区分开来。我们希望他们是完人,希望他们同时扮演体育英雄和道德榜样的角色,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要能扮演体育英雄的角色就可以了,他们有权利得到理解和宽容。
就道德层面而言,我觉得伦敦奥运会的“让球门”乃至中国体育所有类似的案例都有其限制级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对“让球”这样的事情完全不必要炒作,因为这和让梅西完成临门一脚、让张伯伦创造得分记录、让阿姆斯特朗蝉联环法总冠军、让菲尔普斯刷新金牌纪录等等事情之间,并没有太本质的区别。
我说这些观点,有“卷入褒贬”的嫌疑,那就补充一点独特的观察视角:
对于李永波来说,北京都不见得是主场,他的真正主场是伦敦;对于羽毛球来说,所有其他地方都不是主场,唯有伦敦是——中国羽毛球队在伦敦奥运会上的金牌包揽,是在李永波的主场和羽毛球的主场实现的。
这种情况又像所谓“林李大战”:李宗伟的66个冠军里,正好有三分之二是在英联邦土地上赢得的,林丹的64个冠军里,不到三分之一是在英联邦土地上赢得的——对于运动员来说,同时重要的在于赢得一些必须赢得的比赛和输掉一些可以输掉的比赛,对于教练员来说其实也是这样。
角度六:李永波在里约的“失败”
里约奥运会羽毛球运动的本质可以这样形容:中国队的(或者李永波的)失利和羽毛球的胜利。
中国队肯定失利了、成绩肯定难以令人满意,但要注意到其中的幸与不幸:幸运的是拿到了分量最重的两块男子金牌,不幸之处是所有项目都获得了第四名。
但真正的赢家是羽毛球这样运动:1996年之后,奥运会的羽毛球比赛终于不再像亚运会了,获得金牌和奖牌的NOC是历史上最多的,这是国际羽联刻意而为的结果、这是羽毛球运动发展趋势良好的体现、这和中国羽毛球影响力的扩大有着直接关系。
角度七:李永波的队员们
在中国竞技体育的优势项目中,羽毛球队的优秀运动员是担任教练最多的,在里约奥运会的名单里,刘永、张军、夏煊泽、陈金、陈其遒五人就都是李永波时代的世界冠军,这使我在这里都快把张宁、吉新鹏等人的名字忘记了。可以这样说:在启用刚退役的优秀运动员担任教练员方面,羽毛球和乒乓球是做得最好的两个项目。
当然,不同项目的情况不同,不必要求所有项目都像羽毛球这样。但我更想说的是:“运动员转型”这个命题,我认为和“三大球”概念一样,是中国体育最大的两个伪命题,其道理很简单——运动员、尤其优秀运动员最好是一辈子做和自己的项目自己的专业有关的事情,除非“转型”能使他们的价值得到更大的体现,比如说当个省长市长什么的。
角度八:中国式的总教练崇拜
在中国体育过往的评价体系里,总教练是一个被异化的概念,因为中国各项目的总教练,其“总”的意义大于“教练”的意义,他们的角色首先是管理者、核心、Team leader式的,其次才是“教练”意义上的。从这个角度说,事实上更应该得到“最佳教练员”称号的,是汤仙虎、钟少珍、李隼、张秋萍……他们(当然黄玉斌是其中的一个异数)。
因此在谈论“专家委员会”的时候,这样一个角度是重要的:本着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中国体育既需要迎接郎平这样的总教练、又要告别自己的总教练时代——未来中国竞技体育能取得怎样的成就,主要取决于怎样使用专业的人和怎样让专业的人心无旁骛地干专业的事儿,“总”的问题比“总教练”的问题更严重和迫切。
李永波名字中的“永”字,让我想起了“永字八法”一说:任何一个人都有尺长寸短,任何一个人都有点横撇捺,完整地认识一个人肯定比只褒贬他的优点或缺点更重要。
最后,我必须严肃地泄一回私愤:李永波同志最大的缺点是不够哥儿们——你我认识几十年了,可是你从来没有送过我球拍和球……
撰文:房学峰
作者:房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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