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人说，本杰明·格雷厄姆晚年时已经放弃了价值投资，理由是他在1976年的一次访谈时曾说过“我不再提倡通过证券分析技术来寻找优越的价值投资机会的观点”。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我们必须清楚，当一个人所写的书、所说的话若不将其置于具体的语境下进行分析和理解，那么就很容易断章取义。
我们都知道，格雷厄姆素以价值投资而著称，其核心是寻找“廉价”的股票。不过尽管如此，格雷厄姆依然小心翼翼，并不完全赞成“积极型”投资。因为若是积极型投资就“必须对证券价值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深入到足以把证券投资看做经营企业一样”。但是，这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显然难以真正做到。并且，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决心或是心理上的准备去接手这种准经营式的投资。鉴于此，“大多数投资者应该选择防御型投资类别”。他们“应该满足于选择防御型投资组合所带来的合理收益，坚决抵制贪婪的侵袭，绝对不要被频繁出现的时尚所诱惑，更不要为了追求无止境的收益而偏离原有道路”。
对于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防御型投资者，格雷厄姆推荐了专业投资顾问，因为他们“依靠合乎常理的投资经验，不会标榜自己智力超群，而是以细心、谨慎和能力为基础。他们的核心价值在于帮助客户避免代价惨重的失误”。然而，格雷厄姆也很早就看出，华尔街“就是一个依赖佣金而生存的生意场，在这个行当里，成功的秘诀就是为顾客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的东西，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赚取金钱，即使按照数学规则已经近乎不可能，但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们就会乘机而入”。到1976年，格雷厄姆又把华尔街表述为“令人厌烦……他们无休止的吹嘘已经和笑话并无二样，以至于人们会误认为身处疯人院”。
早在《聪明的投资者》一书中，格雷厄姆就以1937-1947年的数据阐述自己的观点。当时，标普500指数的总收益率为57%，而在不考虑费用的情况下，共同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为54%。格雷厄姆认为，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这些数字都没有说服力。到1965年，格雷厄姆对基金能够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达到市场收益水平充满质疑：“管理不善的基金只能在短时间内造就虚幻的巨额利润，这些原本不存在的收益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化为灾难。”这些“管理不善的基金”指的就是20世纪60年代暴富时期的基金，他们声称拥有超人的秘诀、聪明伶俐而精明强干、可以信誓旦旦地承诺、惯于用别人的钱创造奇迹，“但最终却无一例外地让投资者叫苦不迭”。
在格雷厄姆那个时代。基金组合的年换手率在15%左右，而今天至少在100%，甚至300%以上。按照格雷厄姆的投资原则，他一定会视为极其严重的投机。格雷厄姆深信，“真正的财富不可能来自买卖，只能源于买入证券并长期持有，收取利息和红利，从而实现价值的增长。”格雷厄姆目光如炬，洞若观火。因此他在1976年接受采访时坦言，个别投资经理试图超越市场的企图，注定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基金经理即便有可能超越市场，也只能说是股票市场专家这个整体打败了他们自己，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这就是说，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职业投资者能够比业余投资者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率。因此，彼得·林奇可以很大胆地在他的《战胜华尔街》第一章中宣称，“业余投资者比专业投资者业绩更好”。
如果说在1976年之前的过去40年里，有人通过证券分析技术来寻找优越的价值投资机会，可能是非常有益的举动。而在40年之后，当着市场早已“事过境迁”时，如果有人还准备继续使用通过证券分析来寻找被市场低估的股票，结果却可能是未可知：一则能否让自己的努力不至于付之东流，二则能否找到真正的超额回报，格雷厄姆对此“持怀疑的态度”，这就是他“不再提倡”通过证券分析来寻找优越的价值投资机会的真正原因。很显然，不是格雷厄姆“不再提倡”价值投资，而是市场可能已经不再存在适合价值投资的环境或者市场不买他的账。但是，“不再提倡”价值投资并不等于格雷厄姆就此放弃了价值投资。“不再提倡”与“就此放弃”不是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