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靠谱的幼托服务,家有幼儿的妈妈如何在外工作?新冠病毒的肆虐使每个家庭、公司甚至政府机构的成员,都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拉丁美洲,对于一些负担得起私人日托或有机会享受公立幼托的父母来说,没有幼托的日子也许是全新的挑战,因为现在他们要花数小时陪年幼的孩子上网课。然而,对于该地区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来说,因为幼儿无处托育而致使妈妈们就业艰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几十年来,经济学家和教育专家一直在争论如何在拉丁美洲普及幼儿教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这个关键点上意见一致——鉴于拉丁美洲显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多样性,“一刀切”的模式是不可取的。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社会事务官员露西亚·斯库罗说:“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应对措施和方案。”
当然,拉美各国也可以借鉴智利和哥伦比亚这两个国家截然不同的成功经验,来普及幼托服务。这两国的实例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用的经验教训,也让他们看到了无法逃避的利弊权衡问题。
从2005年到2007年,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在首届任期内推出了“智利与你一起成长”计划,两年内,智利幼托服务的覆盖率增长了130%。巴切莱特希望在全国普及四到五岁儿童的学前教育,并让那些来自40%最贫困家庭的三岁以下幼儿进入公立幼儿园。学校的招生条件只有一个:孩子的母亲应正在工作、学习或找工作。
从2006年开始,政府将公共幼托服务的投资增加到原来的四倍,新的公共幼托中心全面开放,并配备了至少拥有五年制大学教育学位的专业人员。
智利的改革成果十分惊人。从2006年到2009年,公立幼儿园的数量从700所猛增到4000多所,而免费日托的出勤率增长了五倍左右。在智利,幼儿教育仍未完全普及,但如今近96%的五歲儿童都能享受学前教育。
但智利的规划方案是以统一、正规的公立幼托模式为基础,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拉美那些版图较大、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凭借较好的管理能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智利政府仅在头两年就为幼托计划投入了100多亿美元。拉美地区很少有国家能负担得起这样的投资。
此外,幼儿教育的普及并不会立即促使更多的母亲加入劳动力市场。女性的职场效益需要假以时日才能显现出来。最初的计划有一些硬伤,导致妈妈们难以进入就业市场,例如全职工作时间和日托中心开放时间不匹配。研究人员发现,只有日托中心延长开放时间,女性劳动力才会显著增加。十几年来,女性劳动力的比例从38%上升到了52%。
专家们一致认为,对幼儿教育的投资有助于促进女性劳动力的增加。而这一成效会延迟的主要原因是:为妈妈们的职业生涯助力并不是政策制定者推出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而只是附带的政策目标。
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梅里克·布洛菲尔德说:“要使幼托计划对妈妈们产生积极影响,就需要将性别平等纳入政策设计中,使其成为该计划目标的一部分。”
联合国妇女署的研究专家希尔克·史塔柏提出,对大多数政府而言,“更合理”的方案要以现有的计划为基础。
哥伦比亚果断地朝着史塔柏建议的方向行动了。它没有创建正式的幼儿教育系统,而是决定将现有的、相对非正式的托育服务利用起来。这些服务通常由直系亲属、旁系亲属及朋友提供。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政府通过培训、认证看护人员,以及提供津贴帮助他们覆盖支出费用等方式,逐渐规范以家庭为基础的托育系统。
该系统极大地扩大了幼托服务的覆盖范围。该计划名为“社区幸福站”,目前为超过170万儿童提供服务,哥伦比亚因此成为了拉美地区新生儿至四岁儿童幼托服务覆盖率最高的国家。研究表明,该幼托服务的时间更为弹性,使妈妈们外出工作的可能性增加了25%。
迈阿密大学的布洛菲尔德指出,这种“便利的幼托服务”让妈妈们可以找到更好的、时间固定的工作,而服务本身也有可能从非正规经济转变为正规经济。它还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创造了就业机会。幼托服务的提供者只需要具有高中学历,并在开办中心之前参加40小时的培训课程即可。目前,约有8万名妇女受雇于公共幼托项目。
然而,伴随着这种非正式系统的诞生,高昂的社会和经济成本也随之而来。直到2014年,看护人员的收入还未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一半,而且没有任何福利。经过20多年的社会呼吁,哥伦比亚宪法法院才裁定看护人员必须拿到最低工资。如今,看护人员的月收入仍只有公共部门平均月薪的28%左右。
智利和哥伦比亚的例子表明,便利性和持续性等特征对幼托服务的发展是多么的关键,这减轻了妈妈们的育儿负担。就整个拉丁美洲而言,这些创举必然要依靠某种程度的政策试验,其中的风险不可避免。况且,仅有好的想法远远不够,在某些情况下,好想法也可能导致负面的结果,阻碍妈妈们就业。
以阿根廷为例。2009年,政府推出了一项全国性儿童津贴,旨在为低收入母亲提供育儿帮助和提高幼托质量。该计划目前覆盖了该国约30%的儿童,并成为拉丁美洲最大型的社会援助福利之一。
然而,有证据表明,该计划实际上阻碍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研究人员发现,获得津贴的已婚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会降低25%。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的桑提亚哥·加尔甘塔解释说,问题的症结是津贴对象的选择“相对宽泛”,并且这种援助还可能会强化与育儿有关的陈腐性别观念。该计划预设了母亲作为主要看护人的角色,认为她们应当承担育儿责任。
在巴切莱特的计划之前,智利也有过不当举措。2002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大型雇主提供和资助日托服务。然而几年后,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公司女员工的平均起薪比同行低9%至20%。换句话说,该计划反而使妈妈们的薪水被克扣了。
持续衡量社会政策对女性的影响可以帮助决策者在设计新政策时避免这些漏洞。此外,科技可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来帮助缓解育儿与母亲就业之间的矛盾。
乌拉圭最近开发了一款应用软件,以鼓励父母将孩子们放在幼托中心,而不是安排家庭成员照看儿童。泛美开发银行的教育专家梅赛德斯·马特奥·迪亚兹呼吁拉美地区的其他政府进一步探索类似的工具。
据迪亚兹说,应用软件在消除母亲居家育儿的文化压力方面尤为有效。她再次强调说,关键是不要将幼托服务视为一项独立的政策。“政府必须有整体的关怀愿景。”
[编译自美国《美洲季刊》]
编辑:马果娜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