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认识到治理雾霾的艰巨性。发达国家雾霾高发时期,无一例外的特征是煤炭占能源结构比例很高。其治理雾霾的经验也说明,有效治理雾霾需要尽快改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将煤炭占能源结构比例降低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对于我国来说,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一旦考虑到满足能源需求增长和能源成本,对煤炭的资源替代就是个大问题。我国水电受到潜能限制;清洁能源如风电太阳能基数太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改善能源结构的作用很小;核电可以大规模替代煤炭,但需要比较长的建设期;相对清洁的天然气近五年或许可以替代5个百分点的煤炭,但如果非常规天然气如煤层气和页岩气没有大规模商业开发,由于国内天然气资源储量小和对外依存高,进一步替代煤炭有困难;石油价格昂贵而且对外依存已经接近60%。
其次,需要树立新的环境成本思维,整体提高社会承受成本意愿。就环境成本来说,需要明确三个方面。一是现有环境成本估计基本上都是被低估,因为环境影响“未知”,只能对已经认识到的环境影响做出评估;二是今天防治和治理环境污染肯定比未来治理更节省费用;三是在经济发展阶段放任环境恶化,会出现环境上的“不可逆”。雾霾天气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同样不会因为经济发展后期治理环境而逆转,其成本也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因此,对环境污染带来的成本需要重新认识、评估和宣传,才可能提高承受成本的意愿。
再次,治理雾霾成本分摊需要公平有效。成本分摊是治理雾霾的一个关键点,市场对环境外部性的无力,使得治理雾霾将主要依靠政府,这也是为什么目前治理雾霾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的原因。一般而言,行政手段见效快,但成本比较高,因此要求政府尽量采取相对市场化的手段参与雾霾治理过程,设计公平有效的税费和补贴。减少雾霾治理成本,政府需要做好两个平衡,才能使环境治理的利益最大化。一方面需要平衡消费者的承受力和环境空间,对各地环境治理标准不能一刀切;另一方面需要进行平衡各种环境治理投入的边际收益,优先选择雾霾治理收益高的治理措施。成本分摊显然不是简单的收费算账。
最后,一般来说,改善环境主要依靠收入水平提高、经济结构调整、资源效率提高、技术进步等,这些影响因素都受能源价格驱动。因此,环境治理的长效机制需要政策组合。通过设立环境标准和约束指标,以及能源价格改革,来反映环境和能源资源成本,促使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创新、提升废物回收利用率等,从而有效引导对常规能源的替代和增强清洁能源技术的竞争力。现阶段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整体环境污染,很难很快地用技术措施来消除和缓解。因此,除了从供应侧治理雾霾,政策上还需要从消费侧引导改变消费方式,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崇节能减排,真正有效治理雾霾天气。
来源:《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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