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两次的湖北武汉“电视问政”于7月2日至6日如约而至。
连续追看了4年的市民金先生习惯性地守候在电视机前，当首场电视问政的片头出现，他在微信圈里发了一条图文信息，“武汉今起开启烧烤模式”。玩笑的话语透露出百姓对电视问政的认同和期待。
4年来，“电视问政”的效果不断受到质疑，但“电视问政”已成为武汉市治庸问责的重要平台，是武汉市民参政、议政的重要方式。
不让承诺变“走过场”
“他们说的都是假话，是说给你们听的。”“电视问政”第五场，记者回访武汉市汉南区牛海湖生态修复情况，湖边建筑工地工人的一句话，让在场的汉南区负责人大汗淋漓。
去年，“电视问政”曾曝光汉南区牛海湖被部分填占的问题。当时，相关负责人承诺，将对牛海湖生态进行修复。
前不久，记者和督察员再次来到牛海湖，发现以前的黄泥土路变成了漂亮的水泥路，但湖面可见面积更小了，生态环境大不如前。
“牛海湖去哪儿了？”
“爱我百湖”志愿者柯志强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质问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忠。李忠解释，汉南区拿出近千万元对牛海湖周围的低洼鱼塘和鱼池进行了清淤，连成现在264亩的大湖面，“一湖一景”规划也正在实施。但因为对工程难度估计不足，规划实施进展缓慢。
像牛海湖这样，整改承诺“打了水漂”的情况还有很多。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近七成受访者认为“电视问政”已沦为“真人秀”，有些问题“问了白问”。
对于外界质疑，武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回应，“电视问政”并不是走过场。每轮“电视问政”曝光的每一个问题都启动了追责问责程序。目前，5场“电视问政”曝光的问题已基本处理完毕，共146人被问责处理。问责干部的方式也不再是通报批评或深刻检查，而是影响其未来的党内严重警告或行政警告。
从“问责”到探讨解决方案
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认为，“电视问政”的重点在于过程，通过媒体曝光来教育干部改变工作作风，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事。
“大家关注‘电视问政’，并不是想看官员出丑。”武汉市社科院研究员黄红云说，老百姓把这里当作与政府沟通、交流的平台，常常把“攒”了一年的问题拿到“电视问政”上来，希望能在这里解决问题，解决不了，起码也要讲清楚原因。
“书记您是不是把我们忘了？”80多岁的汪婆婆委屈地问青山区区委书记黄家喜，“人家都能搬新房，为什么我们不能搬？”
黄家喜一边用数据说明青山棚户区改造的成效，一边解释没改造完的原因，并当场表态，剩下的2518户改造将尽快一次性解决。
黄家喜的回答得到了汪婆婆的谅解。两天后，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带队冒雨走访青山棚户区向居民道歉，还承诺2年内完成乔迁。
4年“电视问政”，50岁的赵先生几乎一场不落。“现在，‘电视问政’涉及面越来越广，咱老百姓是想通过这种形式督促官员为老百姓办事。像今年那个硚口几十年办不了房产证的问题一样，不少几十年没解决的问题上了‘电视问政’一夜之间就得到解决，真正得实惠的是老百姓。”
成为共同治理城市的平台
4年来，“电视问政”的范围在扩大，公车私用、违规建别墅、湖泊污染、土地征收、保障房质量、教育医疗乱收费……这些老百姓关心、公开不够的“敏感问题”，都在“电视问政”一一曝光。
“武汉市三级以上医院44家，其中三甲医院25家，二级以上医院有55家，医疗资源在全国都处于第一方阵。为什么武汉人看病连挂个号都很烦琐？”第三场问政，本报记者就武汉市民看病难、挂号难的问题，质问武汉市副市长秦军。
秦军解释，一方面，武汉医疗资源的服务范围不仅仅是武汉市，还辐射到周边省份，尤其是一些好医院，外省病人比例甚至高达60%；另一方面，医疗资源的分配不是很合理，分级诊疗机制推行不到位，是最大的问题。
“‘电视问政’不是一个简单的节目，而是一个工作平台，一个集聚人民群众智慧的平台。”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说，“电视问政”就是要凸显“政府和群众共同治理城市的平台”这一理念，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与政府部门坦诚沟通，发挥“电视问政”参政、议政、助政的作用。
今年“电视问政”的收视率连创新高，第一场达到9.5%，第二场超过11%，比最火爆电视剧的收视率还高3倍。关注“电视问政”已逐渐成为武汉市民的习惯。（本报记者 夏 静 光明网记者 张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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