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之镖，矢志不移的《辅行诀》传承者

　　题记：

　　简单到有些不修边幅的衣着，朴实的话语，平时不善言辞，但提起专业来却能侃侃而谈，这就是衣之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乍看上去像个老农的人，义无反顾地擎起传承敦煌珍宝《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的大旗，几十载孜孜不倦、不计回报的努力与付出，且老骥伏枥，矢志不移，终有小成。

　　自幼家境不济  患病矢志学医

　　衣之镖，1948年农历正月初二生于河北省威县固献村，父亲是一名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党员。衣之镖5岁开始上小学，成绩一直不错。1962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境不济而退学在家务农。衣之镖的父亲爱好中医，家中有些医书。因在初中时患过一次大病，衣之镖便利用务农闲暇时间自学《医学衷中参西录》。在得到当地名老中医姜丙勋先生的指点后，衣之镖矢志学医。1965年，他参加了县里举办的“半农办医”学习班。学习结束后，他便回到村里开始为乡亲们服务。当时全村人凑了35块钱，购置了一个听诊器、一个出诊包、买了一些安痛定之类的药品，就算是成立了一个村卫生室。衣之镖也由此踏上了他的从医之路。

　　1972年，衣之镖进入威县中医院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介绍，他与本县的张大昌先生有了经常见面的机会，遂开始跟随张大昌先生学习。此后，他逐步开始接触《辅行诀》，并最终成为立志将《辅行诀》发扬光大的一名传承者。

　　《辅行诀》由来

　　1900年，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一批封闭千年之久的文物破洞而出。不幸的是，由于当时政局混乱，这批文物大部分被一些外国人所窃取。只有一少部分散落民间。

　　1918年，时任湖北军马总稽查的张偓南先生因公到张掖，夜宿一王姓道士处，花巨资从王道士手中购得署名“华阳隐居陶宏景撰”的《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下简称《辅行诀》），后珍密家中，作为传家之宝。

　　张偓南先生之嫡孙张大昌，自幼聪敏过人，以医为业。在承袭此书之后，用心钻研，并将之用于诊疗实践，屡获奇效。1962年，张大昌被原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此后，张大昌为保护、研究、使用、发扬《辅行诀》的学术思想费尽心血。1965年，他将此书的抄本奉献给国家，但文革风暴骤至，未得到当时中国中医研究院的重视。1966年秋，《辅行诀》原卷毁于文革。

　　1974年，张大昌先生再次将《辅行诀》传抄本献给了中国中医研究院，1988年所献《辅行诀》被载入马继兴教授主编的《敦煌古医籍考释》中公开刊行，引起了业界一些专家学者的关注，之后又多次被收载于其他学术专著中。

　　张大昌先生献书之后，为使后人深入研究，恢复陶氏原作之貌，遂将原卷所有内容全部传授给诸弟子，并撰写了不少研究、运用《辅行诀》的文章，为传承《辅行诀》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十载春秋  传承之路几多艰

　　衣之镖在张大昌先生的精心指导下，医术水平突飞猛进。如今，他已经成为远近闻名、擅长用经方治疗疑难杂症、肝胆病的一位名中医。

　　1995年1月，衣之镖、刘德兴等张大昌亲传弟子，将张大昌研究、运用《辅行诀》的部分文章整理成册，命名为《经法述义》。由威县中医学会和卫生局付印，作为内部资料发至各村卫生室，对推动威县的中医学术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年农历十月初七，张大昌先生怀着对《辅行诀》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的遗憾去世了。《辅行诀》薪火相传的重任落在了衣之镖等一干弟子身上。

　　1996年7月，山西中医研究院基础所一个叫赵怀舟的人给张大昌来信一封。其时张大昌先生过世已有年余，衣之镖于是代师回复一函，从此，二人书信往来10年之久。两个人对学术的探讨，引发了衣之镖对《伤寒论》阴阳问题的深入理解和探索。他提出了《伤寒论》和《辅行诀》均是阴阳五行合流之论，并以《周易》理论，使《伤寒论》的阴阳时间化、方位化、数量化乃至立体化、动态化，对社会上认为五行学说是封闭式机械循环论，提出异议。

　　2000年，衣之镖出版了其处女作《伤寒论阴阳图说》（下简称《图说》），提出了《辅行诀》乃“六合辨证”和“五行体用化”体系的观点，解决了“六经欲解时”及“传经”理论的难题，并附以验案以证明其实用价值。该书还首次提出了《伤寒论》与《辅行诀》的异同。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世界针联第二届主席、终身名誉主席王雪苔先生对该书出版所题诗中，有“更喜君撰图说解，医之标范续薪传”之句，给予了高度的赞赏。一代伤寒大家余无言之子，中研学术委员会委员、文献分会主任委员余瀛鳌先生则认为：“该书体现了新的风格，新的思路和新的内容，堪称是研究仲景原论继承中寓有创新的篇章。”

　　2004年12月，赵怀舟的老师、北京中医药大学著名的医古文专家和文献学家钱超尘教授，通过赵怀舟与衣之镖建立了联系，三人开始蕴酿合作研究《辅行诀》事宜。钱超尘教授又经曾校释鉴定《辅行诀》的马继兴先生同意，展开了冀、京、晋三地互动合作研究《辅行诀》的工作，内容包括传抄本的搜集、考证、辨伪、校注、整理等各个方面。

　　由于藏经洞本原卷已经毁佚，现存传抄本挟有三代人的校注之处，内容差异无处不有，令人迷茫难解。衣之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分析，写出了“《辅行诀》诸传抄本内容差异原因探析”一文，确定了以理校为主的非常规手段，校订其方药组成方法。此外，衣之镖发现的“11数定理”和“空位现象”的正确解读，也破解了诸本方药均不能完全与陶氏学理合拍的千古之谜，为最终完成陶氏原著整订稿和藏经洞本复原稿提供了依据。

　　2008年合作者全体会议在广宗县召开，确定了三年来八易其稿，三次更名的工作成果，作为《传承集》和《研究》分别刊行。次年，《辅行诀研究》出版，从学术思想和历史背景两方面论证了与《辅行诀》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历史现象。

　　同年，衣之镖对《图说》原著进行了修订再版，还出版了《辅行诀校注讲疏》，对《辅行诀》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校注和讲解，得到社会上爱好《辅行诀》者的好评。

　　衣之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为证实“升麻与小米同用，可使升麻变甘”之说，他曾亲自实验以证实；为研究生姜与大枣的相互关系，他将姜扎在枣针上，证实确可使生姜保鲜。如此种种事例，不胜枚举。

　　2005年冬，衣之镖的老伴患脑病瘫痪在床，他每天下班后都要骑车30多公里回家护理。一天夜里，在安排老伴睡下，做完家务后，他又像往常一样伏案撰文。忽然，老伴的一声惊呼把他从书桌前唤起，才发现身旁椅子上的棉垫已经着火了，屋内烟气满布，异味刺鼻，但专心写作的衣之镖竟然没有丝毫察觉。这件事一时被乡亲们传为笑谈。大家在说笑之余，无一不被衣之镖专注的精神所感动。

　　2009年，衣之镖编著的《图说》、《研究》和《校注讲疏》分别荣获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一、二、三等奖。

　　2011年，衣之镖将多年来运用《辅行诀》临证心得体会整理为《辅行诀临证心得录》出版，钱超尘称该书“体现了《辅行诀》多方面的文献价值”，“是一部中医文献与中医临床紧密结合的好书”。河北省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曹东义先生说：“这部著作是基于道术并重的理念撰写的，它使我们看到了医术与医道密切结合的高境界，为传承中医理论，发展中医学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010年出版的《河北中医五千年》，将曹东义所撰“张大昌与敦煌卷子辅行诀”一文，作为该书压轴之作，文章之末指出，“辅行诀的出土，献书、整理、研究，已引起国内外中医界的关注，其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必将有利于中医学术的发展与掁兴”。

　　专注学术探究  终成百万巨著

　　自2005年冀、京、晋三地互动合作研究《辅行诀》以来的9年之中，衣之镖参与编写的《传承集》、《张大昌医案医论集》约计81万字，主编撰著有关《辅行诀》的系列专著5部，约计140万字，共计222万字。如此繁重的工作量，衣之镖都是在繁忙的诊疗之余完成的。衣之镖为《辅行诀》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最终换来了丰硕的成果。

　　目前，《辅行诀》学术思想的影响，已涉及中医史、基础理论、方药学、临床实用、中医教材等方面，尤其对《伤寒论》的学术渊源的学术内涵的研究更是深入。同时张大昌先生的弟子中，威县李寨赵俊欣亦有《十一师秘要》、《方证学习精义 伤寒阔眉》、《重解伤寒论》三部专著刊行：广宗姜宗瑞所撰《经方杂谈》已出版；陈志欣《辅行诀临床医案》（草拟书名）已脱稿待版。不少学者认为，一个《辅行诀》学派正在悄然形成。

　　随着《辅行诀》研究的进展和它独特的学术内容逐渐被社会所承认，衣之镖认为申报《辅行诀》五行体用化医理体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条件已经成熟。

　　2011年3月，衣之镖以“关于《辅行诀》研究申请非物质文遗产工作的几点建议”为题，致信威县县委书记。该提议很快得到党政领导的肯定和批示，威县人民政府开始全面开展工作。自2011年8月以来，衣之镖多次与相关专家学者交流《辅行诀》学术动态情况和申遗事宜，并先后赴邢台、沙河、广宗、北京、石家庄等地搜集有关资料，并初步拟定了影视资料的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