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4100年至3700年,随同三苗西迁的有缗氏和夏族,在迁徙到甘肃、青海一带的过程中,由于地理环境的变异及较长时期的共同生活、互为婚姻的结果,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即虽然归属于夏人的一支,但已与中原的夏人判然有别。
无独有偶。1000多年前,元代蒙古骑兵来到云南并驻扎下来,数百年的光阴之后,他们与塞外的蒙古族差别明显,反而与云南的其他民族差别不大。
继续留存在甘肃、青海河西走廊一带的三苗族和监管他们的夏人、有缗氏,其情况正与3000多年后的由蒙古草原派遣到云南的蒙古族情况相似。
这个新的夏人族群,在甘肃、青海的时期,在经历过多重灾难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他们彼此相安无事,经过几百年时间的接触,无论愿意与否,潜移默化,他们之间——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产生了融合。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们有幸成为新的青铜文明的传承者。他们也没有料到,在这里居住盘桓的时期,竟然遇到了来自域外的文明。这令他们的文化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异。
河西走廊一带,古往今来都是中华与域外的交通要道。古代丝绸之路便是在这一古老的交通通道基础上产生的。
距今3700年的时候,来自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流传到我国的河西走廊。这种文明的传播,极有可能是那些因为国破而流亡到甘肃、青海的苏美尔人所带来的。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叫两河流域文明,即两河流域间的新月形沃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发展起来的文明,是西亚最早的文明,而苏美尔人则是这一文明的伟大创建者。
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Semitic People,也译作塞姆人)的一支,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在公元前3500年时,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湍急的河水,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创建了第一个文明。
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乌鲁克、乌尔、埃利都、西帕尔等。各城市国家为了争雄称霸,相互征战,大大削弱了苏美尔人的力量。最后苏美尔人被迫臣服于闪米特人。
公元前1793年,闪米特人的一支阿摩利人的君主——汉穆拉比大帝在巴比伦即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新的统一战争开始了。公元前1763年,最后一位苏美尔民族的君主瑞穆辛的首都拉尔萨城被巴比伦军队攻陷。从此以后,苏美尔人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3700年前,销声匿迹的苏美尔人去了哪里呢?
史料无记载,这一直是个谜。
今天看来,很有可能,他们逃亡到了中国的河西走廊一带。其中的一个根据是,在古代语言学中,苏美尔语是孤立语结构,归类为汉藏语系。而灭了早期苏美尔城邦国家的阿卡德人,其语言则属于闪含语系。
也许我们中国人的汉藏语系,就继承了不少苏美尔语的要素。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发现了这一点,他在《全球通史》第五章里写道:
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不过,与其说苏美尔人的祖先来自东方,还不如说是苏美尔人的语言影响了汉语。毕竟苏美尔人的历史及其所创建的两河流域文明,年代要较我们中华文明早出许多。
还有,河西走廊一带自古就是民族迁徙大通道。河西走廊有古罗马军队后裔存在的传言,或许能够作为苏美尔人流亡到此的佐证。
公元前53年, 即我国的西汉宣帝时期,古罗马的执政官克拉苏派出近5万将士攻打中亚。这支不可一世的远征军最终被强悍的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只有一支约6000人的军队,血战数十日后突出重围。但这支幸存下来的古罗马远征军却从此神秘地“消失”了,在古罗马史料中,查不到任何关于他们的下落。
多年来,不少学者认为这5万远征军当时已全军覆灭。谁也没有料到,这支远征军的残部后来竟进入了中国,并在中国西北的甘肃永昌安家落户,繁衍子孙。1998年,中国考古学家在河西走廊上看到这些高鼻梁、深眼窝、头发自然卷曲的欧洲人后裔时,大家都目瞪口呆。
此是后话。
沿着这样一条古代欧亚通道,苏美尔人逃亡到河西走廊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到来,也并非是毫无踪迹可寻。
现在是揭开历史谜底的时候了。
距今3700年的时候,苏美尔国灭之后,苏美尔人四处溃逃,大多数人选择向东方即亚洲的东部迁徙。其中一个支系进入古代欧亚通道,来到中国的甘肃、青海地区。不仅如此,他们还很有可能就在河西走廊,与甘肃、青海沿洮河流域居民发生了接触和交流。最后他们与当地文明程度最高的族群发生融合,融入到夏族、有缗氏、三苗这一新族群之中。
当然,在婚姻上,有着文明优越感的苏美尔人强调自己的民族属性,保持了血统的相对纯洁。
所以,我们今天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之中,能够看到多种形象的存在,其中高鼻的青铜人像,应该是欧亚人种混血后的真实反映。让考古学家感到困惑的那些三星堆青铜文明中体现出的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之中的苏美尔青铜文明因素,应该是在此时得到传承。
当三星堆青铜文明初步展现在大家面前时,我们不难发现,三星堆青铜文明含有来自西亚文明的诸多因素。
通过对两河流域文明的探寻和比对,可以确定,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宗教形式是从苏美尔文明中继承和演化而来的,因为其所体现出的宗教形式,与苏美尔文明有相当多的共同点:
苏美尔有神庙、神龛、祭台,三星堆有神殿、神坛、祭坑。
苏美尔有与人同形的诸神像。苏美尔人的圆雕像很可能是用于宗教目的。雕像身体呈圆柱形,双手捧于胸前,姿势虔诚,面部表情平静划一,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纯真、朴实、专注的表情。三星堆也有与族人同形的诸神像。三星堆铜人像也是将双手捧于胸前,面部表情平静划一,双目垂敛,呈专注的神态。
苏美尔有“至高至远”的守护神“安努”和半人半兽的拟人神,三星堆也有超凡的“无往不届,无处不听”的“千里眼”“顺风耳”的守护神“蚕丛”和拟人化的青铜兽面。
苏美尔有“帕特西”,既是一国之主,又是祭神的祭司,握有代表通神和权力的青铜杖;三星堆有“蚕丛”“柏灌”“鱼凫”,既是一国之主,又是事神的“群巫之长”,握有代表通神和权力的金杖。
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崇拜太阳,他们所信奉的神鸟图被称为“沙玛什”,意为“太阳”。恰巧,三星堆也出土有神鸟。这些神鸟从造型和所处的神树及神坛上的位置来看,应该是象征守护太阳的“金乌”。车轮形的青铜制太阳形器也比比皆是。
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王陵出土有黄金神树,上有带翅的山羊;安那托利亚出土的青铜神树上也有各种青铜人物和动物的小雕像。三星堆青铜文明同样出土有青铜神树,上面有九只或十只立鸟和攀援而上欲飞的龙等雕像。
此外,还有一个辅证。
近来,在成都收藏家手里发现有一块古蜀石雕,这块石雕反映出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苏美尔人后裔与三星堆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是一件石岩片上的浮雕,中间一人头戴三星堆青铜头像之类的冠帽,手捧凤鸟,盘腿坐在花台上;身侧是两个陪侍,鸟首人身,一个是鹰首,一个是三星堆文化中常见的鱼凫首,身着三星堆青铜人像的无领对开袍衣,手举祭祀用的琮形器(推测这块浮雕中间的是蚕丛氏,鸟首人物是鱼凫氏,而鹰首人物是柏灌氏)。石雕不规则的背景上,刻有一些奇怪的文字。
我们知道,苏美尔人常在石片和石岩块上作浅浮雕,用作神庙或殿堂里的装饰。而这块石片浮雕,与之风格基本相同。
在距今4200年左右,出现了短暂的“苏美尔文化的复兴”。其浮雕人物的代表作,就是古地亚首领铁喜·古地亚的坐姿像。而这块石雕上的三星堆人物模样,也是采用盘腿坐姿。这种姿态,在商代是极罕见的。商代人物或为跪坐,或为蹲坐,基本不见盘腿坐姿。
浮雕上的鸟首人身,也与近东的人物造型相似。在埃及神庙里,这类人物造型经常可见。苏美尔神庙里也常有这类半人半鸟、半人半兽的人物造型。
石片上雕刻的文字,既非甲骨文,也非金文,与前面所展示的疑似三星堆玉器上的玉文和红铜片上的文字有些类似,是从象形文字转化过来的。苏美尔人使用的正是象形文字。
总之,将这块石片浮雕与苏美尔人的石片浮雕相比较,不能不惊讶两者有如此多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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