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社会要有一种引领的力量 需要有公信力的奖励系统
我们现代化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可能是别的方针,如果不搞改革开放,不搞现代化,我们就死路一条,我们就一定是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但是现代化的过程中,怎么保护我们民族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怎么保护我们的东西不受破坏不受损失,怎么保护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前不久我在北京看了一场民族音乐演出,它想了许多办法吸引观众,包括演员在台上带着悲情大声呼喊:“我们需要的不仅是观众,而且是尊重!”其实尊重这个东西不是邀来的,帕瓦罗蒂到世界各地演出,上台以前绝对不会讲一段“听众们,我要唱歌,请注意对我表示尊重”。其实我非常理解民族音乐渴望在今天这个时代焕发新的光彩的愿望,我也希望我们的戏曲回到徽班进京那个时代,回到杨小楼那个时代,回到当年那种辉煌的盛世。
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传媒时代,有人说这是触屏时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看不见的手起着巨大作用”的时代。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把一大批的文学和艺术推向市场。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取得一种更好的质与量的平衡,外来的艺术形式与民族瑰宝的平衡,群众化大众化的文艺活动和精英的高端的文艺创作的平衡。除了销量、点击率、票房以外,我们还需要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有威信的、有学术和艺术水准的、有专业水平的强有力的文艺评估的力量、评估的体系。我们社会应该懂得,什么是感人的艺术,什么是有道德有思想的艺术,什么是“润物细无声”的艺术,什么是有智慧的艺术,有良心的艺术,有头脑的艺术。
我们有那么多的艺术学院,有那么多文学的院校和科系,有那么多社科、人文科学类的研究机构,我们还有专业的文艺团体,还有文艺的群众组织,有经费基本有保障的文联和作协,还有文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行政部门……所以我们不可能没有专家、学者,不可能没有人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作品是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空心的,什么样的作品是糊弄人的,什么样的作品是克隆外国的,什么样的作品是一种拿不出来的阴暗丑陋的思想精神在流露。我们需要有评论家告诉大家,这个艺术家哪怕名气很大,但是他的这部作品是失败的,是文艺垃圾。需要有人告诉。现在没有了,起码是少了。现在有些写评论的都是拿了红包的,连学术都跟红包有关系。
早在1982年,我去美国,拜访左翼剧作家阿瑟·米勒,他在中国最知名的就是《推销员之死》,由英若诚先生翻译和主演。我到他康州的家里去,当时阿瑟·米勒一部新的戏正在纽约上演,所以我就说“祝贺你”。但是阿瑟·米勒忧心忡忡,皱着眉跟我说“不好办”,我说怎么不好办?他说:“因为《纽约时报》的剧评对我这个戏到现在还没有表态。”我听完以后很奇怪,这么大牌一个剧作家,他还怕《纽约时报》吗?结果果不其然,我还没离开,《纽约时报》的剧评出来,对他这个剧作给予了否定,而且成了定论,他这个戏再没翻过身来。当然《纽约时报》这个剧评到底对不对,这个被认为失败的戏会不会50年以后咸鱼翻身又大演特演起来,我都说不准,但我要说,一个成功的媒体、一个成功的学者、一个成功的专家,他一定要在这个社会上发出自己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有足够的诚恳、严肃,与红包毫无关系,他面对的是学术,面对的是艺术,面对的是历史,他敢于发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声音。
有了这样的评估的声音,也就会有另外一个分不开的东西:有公信力的、强有力的奖励系统。我们推动艺术进步,要敢于肯定我们应该肯定的东西,这个奖励的系统不能让市场牵着鼻子走。诺贝尔文学奖你不管对它如何评价,但它不跟着销售走,而且它专门喜欢奖励一点冷门的东西,你死活想不到的东西。比如他奖励意大利的左翼剧作家达里奥·福,被奖励者本人都不相信。更早的时候,1986年他奖励法国的作家西蒙,西蒙他是很怪异的一种文体,接受的人很少。作为一种品牌,奖励也有着对艺术、对学术、对历史的一种责任感。
不管平庸的东西、庸俗的东西乃至于低俗的东西,势力多么强大;无厘头的东西、空虚的东西、碎片化的东西、快餐式的东西多么强大,我们社会要有一种引领的力量,要有一种学术的责任心,要有一种艺术的使命感,要有人坚持不懈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哪些作品虽然名气很大,实际上还有很远的距离;同时也要告诉大家,哪些作品虽然没有受到群众的注意,没有受到市场的注意,但是它有很宝贵的东西,有值得珍惜的东西。而且要告诉大家,我们是有所期待的。
我们的中国梦也包括文化之梦。文化之梦是我们要有上等的杰出的文学艺术家,我们要有上等的顶端的感人至深的文艺作品。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随时地注意,随时地寻找,要寻找瑰宝,要帮助瑰宝,要积累瑰宝。在现在这种困惑当中,起码我们还有这种愿望,还有这种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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