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0日下午,在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上,有一个不起眼的花圈,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停下脚步,走近花圈,吃力地看着花圈上两条长长的挽联,轻声地用湖南话念道:
仗剑如云,作于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尽庶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
挥戈挽日,接博规,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必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读完后毛泽东轻轻点头,赞许道:“写得好!”随后,他注意到了落款是张伯驹,便说道:“好!张伯驹先生的挽联写得很好,很有气势,概括了陈毅的为人和一生。”
说完这些后,毛泽东又转过身问:“陈毅和张伯驹很熟吗?”经过介绍之后,毛泽东了解到,陈毅生前很赏识张伯驹的博学多才,曾经还向他求教过。
毛泽东略微思考了一下,便对周恩来说:“我看张伯驹先生这样的人才还是要给出路的,起码要给人家一口饭吃,你是总理,你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吧。”
周恩来听到后,点点头说:“主席放心,我们照主席的指示办。”
其实,对于这位老友,陈毅一直非常关心,但是,由于当时陈毅生前所处的境况,力不从心,虽然多次努力想给张伯驹一条出路,但都没有实现。
如今,在毛泽东帮助下,张伯驹的事情得到了解决,陈毅泉下有知,应该也获得了一丝安慰。
说起陈毅和张伯驹,两个人可谓是惺惺相惜,虽然两人没有见过几面,但是张伯驹这样一个爱国、品德高尚的人,深得陈毅的喜爱,并将他视为挚友。
图|陈毅与毛主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战乱结束,国家安定,人民乐业,万象更新。
此时的张伯驹,对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十分敬佩,认为毛泽东所具有的雄才大略,是袁世凯、蒋介石等人所无法比拟的。
除了毛泽东之外,在共产党的高层人士中,张伯驹与陈毅是最早有来往,并且成为知交。说起两个人的相识,颇有一番趣味。
在解放之初,张伯驹带着妻子潘素前往苏州扫墓。回程路过上海的时候,受朋友的邀请,张伯驹在上海小住了几日。一天,丰子恺等人邀请他一起出席上海文化界的一个聚会。
在此期间,张伯驹见到了柳亚子,二人一见面,就默契地谈起了诗词,在闲聊期间,得知柳亚子和陈仲弘相识,张伯驹便对柳亚子说:“我很想见仲弘先生一面,我看过他的诗作,有几首写得非常不错。”
说完后,张伯驹还将自己的一本词集拜托柳亚子转交给仲弘先生。以文会友,自古以来便是一件雅事,况且张伯驹见的是自己崇拜的人,内心的欢喜可想而知。
但没过多久,张伯驹便得知,自己想见的仲弘先生是陈毅,原来的新四军军长,此时他是上海市市长。
图|陈毅
张伯驹有些愕然,突然后悔当初自己不应该那么轻率:“人家一个共产党高级官员,会理睬你一个民国遗老吗?”
张伯驹内心惴惴不安,但令人意外的是,没过多久,张伯驹便收到了陈毅的来信。
在信中,陈毅大加赞赏张伯驹的诗词,并且指出自己最喜欢的几首,张伯驹知道,自己送给他的那本诗集陈毅已经看过了。
不仅如此,这次陈毅还给张伯驹带来了自己的近作,并且邀请张伯驹到自己家中小聚。
能够和自己崇拜的人见面,张伯驹十分开心,但他也有点犹豫,毕竟自己的身份与对方不同。但最终,他还是去了,在陈毅家吃了一顿饭,饭后,他们谈诗作词,谈到了很晚很晚……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交往。
这次见面之后,两个人都开始在各自的领域忙碌着,直到1957年,两人才再次见面。
那年夏天,在北京北海公园,有一个明、清书画作品展览会,本就喜爱诗词的陈毅,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展览会。
在展览会上,当陈毅得知这个展览会是由爱国民主人士张伯驹牵头,并且其中的不少真迹是张伯驹捐赠时,顿时心生敬意,会晤之念立马出现了他的脑海中,他想要当面表达仰慕之情,况且自上次见面之后两人一直没有机会再见,这次正好是一个好时机。
图|张伯驹
第二天上午,张伯驹便应邀而来,一见面,陈毅就非常激动,握着张伯驹的手说:“你为保护国家文物所做出的贡献令人敬佩。北海展览会办得非常有意义,能唤起参观者的民族自豪感。”
简单的寒暄过后,陈毅便邀请张伯驹落座,桌子上放着张茜早已泡好的香茶。陈毅接着说:“你的词很有北宋的风味,情采可观,不可多得啊!”
面对陈毅如此高的评价,张伯驹非常诚挚地说:“陈老总过奖了!其实,我一直很喜欢陈老总的诗,非常羡慕陈老总豪爽、旷达的诗风。您的《梅岭三章》,深沉悲壮,我读过多遍。今日相见恨晚啊!”
“噢!原来我们两个人神交已久!”陈毅风趣地说,然后屋子里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
对于张伯驹,陈毅是非常敬佩的,就像他夸奖的那样,张伯驹为我国文物保护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图|20世纪30年代的张伯驹
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很多珍贵的文物遭到了西方列强大肆的掠夺和大量流散于市井商铺,而张伯驹凭借自己的力量,拯救了很多流散在民间的文物。
有人评价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而张伯驹这样的行为,也让陈毅对他大加赞赏。
1989年,张伯驹出生在河南农村的一个普通人家里,父亲张锦芳,也只是一个乡间秀才,童年的张伯驹,因为九岁能诗,被称为“神通”。
如果张伯驹只是在一个乡村秀才的家中成长,凭借着他的才能,也许会功成名就,步入仕途,但会不会有贵公子的身份,会不会有后来跌宕起伏的故事,也许会很难说。
而张伯驹人生的转变,全部都和他的伯父张镇芳有关,因为伯父张镇芳膝下无子,张伯驹便被过继给了张镇芳,所以张镇芳变成了张伯驹的父亲,而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妻弟,在这样的家庭中,按理来说张伯驹将来必会进入军界、政界或者是金融界。
好不容易有了儿子,张镇芳对他的宠爱和期待可想而知,望子心切的张镇芳,在河南任总督时,便将张伯驹带到开封,到河南陆军小学学习。18岁的张伯驹在父亲的影响下,便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
年轻的张伯驹,也曾向往金戈铁马、碧血沙场的军旅生涯,然而军界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行为,上层人民对底层群众的剥削,让从小受父亲张镇芳儒家文化熏陶的张伯驹十分厌恶,加上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事件之后,更让张伯驹看到了官场的险恶。
1925年,已近而立之年的张伯驹,解甲归商,到父亲执掌的盐业银行任职,但是不善理财的他,只是以“甩手掌柜”来应付。
图|潘素,1937年摄于上海
经历过这样的坎坷之后,张伯驹的人生发生也渐渐发生了改变,逐渐地走到了他喜欢的诗词书画、舞台歌声的艺术道路上。这既是他的天赋性情使然,更重要的也许是境遇变迁所致。
在战乱年代,我国很多文物都流落海外,为了保护国家的文物,张伯驹背上了巨额债务,甚至不惜变卖家产,当时,家里人称他为“叛逆者、败家子”,外人称他为“张大怪”,但他丝毫不在意外人对他的评价。
在一次画展上,张伯驹看到了《平复帖》。《平复帖》是现存年代最早、并且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伯驹得知《平复帖》现在在溥儒手上,他心里有点担心,因为溥儒是道光帝的曾孙,在此前,他曾经将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给了一位古董商,导致这件文物流落海外。
图|《平复帖》
如今,张伯驹担心《平复帖》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于是便尽快想把他买下,但是,溥儒张口就是20万。
以张伯驹的性格而言,看中文物之后,并不会讨价还价,但是,由于之前买的文物太多了,导致他无法一下拿出20万,第一次购买就这样失败了。
很快,张伯驹又找到张大千出面协调,但溥儒依旧不让步,虽然张伯驹两次没有求购成功,但他从没有放弃,直到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了傅增湘,事情才迎来了转机。
1937年,张伯驹为了避暑,从上海回到了北京,此时正好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交通受到了阻碍,张伯驹便在北京住了下来。
当时,由于盐业银行的总部设在天津,他便在天津和北京两地往返,某次,在回京路上,张伯驹在火车上与傅增湘偶遇。
“沅叔(傅增湘号沅叔)年伯,好久不见啊。”张伯驹热情地与傅增湘打招呼。
“是你呀,你也回京过年吗?”傅增湘问道。简单的问候之后,张伯驹便打听起了北京的情况。
傅增湘知道张伯驹是在询问《平复帖》的事情,便说道:“项夫人去世了,溥儒急需用钱,《平复帖》可以……”
张伯驹一听到急需用钱,便猜到了事情的原因,但是他又担心如果现在提出购买,会不会有乘人之危之嫌,于是说道:“《平复帖》我两次相求,溥儒都不肯割爱,现在正遇丧母,如果重提此事,是否有……”
傅增湘当即向张伯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知道你的意思,怕人说你乘人之危,我看不需要有这样的顾虑,我去和溥儒说。”
图|傅增湘
于是,张伯驹决定先借给溥儒一万元,然后用《平复帖》作抵押,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傅增湘便把《平复帖》拿到了张伯驹面前。
而对于傅增湘帮助自己购得《平复帖》这件事,张伯驹终生铭记于心。1983年,此时,距张伯驹购得《平复帖》已经43年,距他捐给国家也已经22年,提到《平复帖》时,他只是淡淡地说:“那只不过是终了一个宿愿而已,此功应归于傅增湘先生。”而他所说的宿愿,便是之前未能阻止《照夜白图》流失于其他地方的事情。
自从张伯驹购买了《平复帖》之后,声震京沪间,在众人眼里,他俨然已经成为一位大收藏家,所以一到上海,便被文物贩子包围了。
出身名门的他,在当时被称为“四公子”之一,又在银行上班,加上购买文物这些张扬的做派,自然而然被大家视为富豪,这样的名气和身价,必定会成为恶人敲诈的目标。
一天早晨,张伯驹像往常一样去银行上班,刚走到弄堂口,迎面便冲出来一伙匪徒,抓住张伯驹,将他塞进后车厢,迅速离去。
图|《照夜白图》
路过的邻居看到之后,迅速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张伯驹的妻子潘素,第二天,潘素便接到了绑匪打来的电话,在电话中,绑匪说道:“准备二百根金条,否则就撕票。”
听到“撕票”这两个字,潘素立刻就慌了,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下子根本不可能凑出这么多钱,况且那个时候张伯驹的心思全用在了收藏书画上,钱也花在了这上面,加上物价上涨,生活日益紧张,无奈的他,平日里只能向银行透支巨款。
其实,自从父亲张镇芳去世后,张伯驹的家业已经走向衰落,在张镇芳留下的遗产中,张伯驹留了二十万元供自己使用,但这些钱大多都用来买了字画。所以面对敌人索要的巨款,潘素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几天之后,绑匪又派人通知潘素,说张伯驹连日绝食,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现在想要见潘素。
此时的张伯驹,被绑匪折磨得憔悴不堪,潘素见到后,非常心疼,痛苦不已。张伯驹百般安慰,最后还悄悄叮嘱潘素说:“宁死魔窟,决不能变卖所藏古画赎身。”
潘素含泪答应了张伯驹的请求,她知道丈夫的脾气,就这样,张伯驹顶着被撕票的危险,与劫匪耗了八个多月。
图|张伯驹、潘素晚年合影
在此期间,曾经有人劝潘素将收藏的作品卖于汉奸头目,潘素听后,非常坚定地说:
我不会为救丈夫去卖《平复帖》的,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伯驹的了,在他眼里,《平复帖》重若生命,假如变卖了此帖,不幸又流失国外,即便他得救了,也将心如枯槁,虽死犹生。
后来,经过多方努力,绑匪将赎金降到了40万,张伯驹被安全救了出来。
上海绑票,给张伯驹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加上盐业银行的同事对自己的冷漠,家人的疏远,种种原因,伤透了张伯驹的心,于是,张伯驹带着潘素,前往西安开创新的生活。
其实,到西安生活,张伯驹还有另外的目的,那就是保护他几十年含辛茹苦收藏的书画,不让它落到日本人手中。
苦难时代,艰难时世,张伯驹作为一位民间收藏文人,在日寇侵略祖国山河之时,中华文化再遭劫难之时,却在坚韧地从事着收藏文物,保存中华文明,使之在民族生存发展的长河中传之有序的艰难事业,不图名,不图利,为自己的信念不惜牺牲一切。
在张伯驹眼里,书画象征着民族的命脉,国家的尊严,在国难当头之时,国土丧失还有机会再夺回来,但书画文物一旦被地方拿走,最后不是被毁灭,就是流落他国,再无归还之日。为了收回文物,他更是变卖家产。
图|张伯驹手迹(记述收藏《平复帖》的经过)
1946年,大量的之前在故宫失散的书画开始在东北出现,引发了众多收藏家的关注。当时,恰好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张伯驹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对这些文物非常重视和心疼,经过他的搜集发现,流落在市场上的书画共有1198件,其中精品就达400多件。
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文物,张伯驹立刻给博物院写信,建议将这些文物收回。
这些书画按照当时的价格,并不需要巨额的经费,但因为南京政府的漠不关心,加上故宫博物院院长缺少魄力,导致文物收回的工作并没有尽如人意。很多精品都被收藏者悄悄藏起来,准备事后悄悄卖掉,其中就有《游春图》。
这幅画因为卷首有宋徽宗的题签,所以除了画本身的价值之外,其珍贵意义可想而知,成为历代鉴赏家所珍视的名画。
张伯驹知道后,一刻不敢耽搁,找到这幅画的持有者马霁川,开门见山,问道:“听说展子虔的《游春图》尚在你手里?”
马霁川听到张伯驹这么一问,倒也没耍什么心眼,老实承认:“是的,目前在我手里,我正在为它找买主。”
张伯驹听到后,非常淡然地说道:“说个价吧。”
图|《游春图》
尽管张伯驹表现得如此平静,但马霁川从刚刚的对话中,还是感受到了张伯驹的焦虑和渴望。
于是,马霁川狮子大开口,向张伯驹索要800两黄金。张伯驹被马霁川气得浑身发抖。
因为他知道,当初马霁川在收购这幅画时,所支付的钱并不多,如今却要800两黄金,对方明显是讹诈自己。虽然张伯驹也曾家财万贯,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如今即使倾家荡产,也不够买这幅画。
于是张伯驹向故宫博物院院长寻求帮忙,但对方以经费不足的理由拒绝帮忙。
这下,张伯驹更加着急了,他知道这件事只能自己出马了,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马霁川将这幅画降到了黄金200两。
但因为多次收购,张伯驹手头拮据,无奈之下,只能变卖房屋收购此画。而这幅画在新中国成立后,便被张伯驹让给了故宫博物院。
图|文化部颁发给张伯驹、潘素夫妇褒奖状,以表彰其捐献八件古代珍贵书画(1956年)
不仅如此,在解放之后,张伯驹没有将自己手里的118件文物留给子女,而是全部捐献给国家,有一些至今都是故宫博物院最为顶尖的国宝,对此,紫禁城出版社社长曾感慨地说道:“有两个人为故宫做的捐献最为顶尖,其中一位就是张伯驹先生。”
1958年,因为一些原因,张伯驹失去了工作,家里只能靠妻子一人的工资生活,张伯驹因此也变得郁郁寡欢,但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好友陈毅。
虽然张伯驹没有说,但是陈毅却一直关注着好友的情况,1960年,陈毅对好友于毅夫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现在生活不太好,吉林省能不能安排一个工作?”
于毅夫心想,既然是陈毅的朋友那必定有过人之处,便爽快答应下来。
1961年,张伯驹收到了一封来自吉林的信,信的内容是: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翘盼赐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 宋振庭
此时,张伯驹并不知道这是陈毅为自己安排的,虽然来信诚恳,但张伯驹依旧顾虑重重。于是,他给宋振庭回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没过几天,张伯驹收到了来信,看到宋振庭坚定的态度,张伯驹便决定去吉林任职。
图|张伯驹、潘素与宋振庭(右一)同赴北京西郊颐和园赏花
临行前,张伯驹去见了自己的好友陈毅,在饭桌上,张伯驹和陈毅谈起了去吉林的事情。
潘素非常直接地问道:“陈毅同志,这位宋振庭先生,你知道是怎么样的人吗?他怎么会请我去那里工作?”
陈毅听完后,莞尔一笑,说道:“他请你们,你们就去嘛。普天之下,好人总是多数。你们到了那里,就会对他有所了解。”
张伯驹接着又问道:“这位宋先生是不是和仲弘先生有关?”
张伯驹刚问完,陈毅便哈哈大笑:“东北我没待过,不过,我很佩服宋振庭这家伙,他也真会趁火打劫,混水摸鱼啊,这叫慧眼寻人。”陈毅又反问一句:“你们东北有什么朋友吗?”
张伯驹说:“想了几天,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可能是你没有想起来。”陈毅哈哈一笑,又说:“张作霖、张学良不都是东北人吗?你在东北是会有些故交的。”
饭后谈了一阵,张伯驹起身告辞。分别前,陈毅从柜子中取出了一卷用牛皮纸包好的卷轴,双手送到张伯驹手上,说:“这点小礼物,算个纪念吧。你们到吉林后,安顿好了,再打开。另外,见了宋振庭同志,代我和张茜向他们夫妇问好,就说我很感谢他们。”
张伯驹接过纸包,嗓子发堵,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来。
“到了那里,别把老朋友忘了,有什么新作寄来,让我也享受一番,可不要把你的那支笔丢了。”陈毅也带着惜别之情,和张伯驹握手。
图|张伯驹、潘素合绘《梅菊》
这次分别之后,陈毅越来越忙,两个人也很少写信,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几年之后,张伯驹再次陷入困境,这次,他没有告诉陈毅,陈毅也知道好友的情况。
后来,张伯驹因为生病,重新回到了北京,日子又开始变得艰辛,平日里靠着亲戚的接济生活。
1971年,内心苦闷的张伯驹,决定向陈毅写信,向朋友倾诉自己的内心。
五天之后,张伯驹收到了张茜的来信,这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好友已经患病住院,他非常后悔,如果知道陈毅生病,他们怎么也不会向他写这封信。
1972年初,深受癌症折磨的陈毅躺在病床上,心中一直惦记着张伯驹,他对妻子张茜说:“张伯驹他们两口子,在北京的日子一定很艰难。可惜的是,我帮不了他更多了。前几天,我还向周总理说了下。恐怕,他太忙了,顾不上这些了。”
图|病重期间的陈毅
听到这里,张茜在一旁默默落泪,这些眼泪,或许一部分是为丈夫的病而流,另一部分,是被两个人的深厚情谊所感动。
1月6日,陈毅逝世,在临终前,他叮嘱妻子张茜,将自己的心爱之物,玉质围棋送与张伯驹,收到围棋后的张伯驹十分感动,便写了这幅挽联,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之后,在毛主席的帮助下,张伯驹重新有了工作,陈毅生前的牵挂总算有了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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