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凡先生离我们“远去”，已整整一年。在此期间，无数次提起笔来，想写一篇追念他的文字。但每次开始写的时候，都会有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千言万语汇入笔端，却又一时不知该从哪里谈起，只好一次次将写作计划延后。最近，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我将希凡先生生前一次次亲笔签上自己名字赠送给我的他的各种著作一一找出来，翻看他在扉页上的留言与签名，一时间，希凡先生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无比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当我看到他于2006年8月10日赠送给我的《传神文笔足千秋》一书扉页上他的自上而下、由右到左的亲笔签名和留言，我一下子两眼湿润起来。这本书像他的其他赠书一样，留下了这样的签名：
心峰同志惠存
李希凡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日
这一次的签名与他以往历次的赠书和签名一样，每个字都写得十分工整，非常认真。一笔一画，几无连笔。真难以想象，签名的人是一位中国当代文坛的风云人物、我国唯一国家级艺术研究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曾经的掌门人；在红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鲁迅研究以及文艺理论、现当代文学批评、艺术学与艺术批评乃至散文创作等众多领域均取得非凡成就的学术大家！如果用“日理万机”来形容恐怕一点都不为过的真正的“大忙人”！这样一位声名赫然的学术大家，在给我这样一个晚生后辈签名赠书时，竟是如此严肃以待、一丝不苟。这说明了什么呢？只能说明他绝无一丝一毫名人大家或领导干部的派头与架子，无论对什么人都待之以诚、尊重他人的高贵品格。
李希凡先生为本文作者赠书题字
而当我看到在上述这一行签名的左边，希凡先生又特地以十分工整的笔迹写下了如下两行留言时，我再也忍不住泪湿眼眶：
十年辛苦不寻常
谢谢你
这短短两行留言，浓缩和凝结了太多的东西。“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如果不是置身其中，的确无法理解个中况味。我就从希凡先生这两行留言，开始我的追思之旅吧。
“十年辛苦不寻常”——希凡先生的这句话是实有所指的。自1996年开始到2006年，整整十年，希凡先生带领数十位国内艺术史论领域领军或者前沿的实力派学者，完成了一项足以载入中国艺术史学乃至整个中国艺术科学之史册的浩大工程——14卷本《中华艺术通史》！或者担任整个工程的副总主编，或者担任某个分卷的主编，或者担任某一分卷、某一艺术类别的主笔的一众学者们，组成了熠熠生辉的豪华阵容——邓福星、苏国荣、孟繁树、陈绶祥、单国强、刘骏骧、谭志湘、邢煦寰、田青、廖奔、王露、秦序、孙华、刘晓路、李一、路应昆、吴文科、董立军……这些学者大都是各艺术史论领域的名宿大腕、中青年学者中的才俊翘楚，这样一批有个性、有见解、有实力、有思想的艺术史论学者，有谁能够把他们拢到一起，汇成一个学术团队，构成一个学术整体，为了一个共同的学术目标，一项超级复杂、艰难、宏大的学术课题，而且是一项从未有人做过的课题——完成一部运用崭新的艺术史的观念与方法，从艺术世界的整体着眼，以系统的、整体的、宏观的、一般的、比较的、跨界的视野与思维，力图把中国古代各个艺术门类全部囊括其中、又要将它们予以打通，从中华艺术的原始发生直到民国之前丰厚悠久的艺术历史加以贯通的全新意义上的“通史”？！这样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程，由李希凡老院长任总主编、总策划、总舵手、总统帅，历经十个春秋寒暑，终于把它给完成了！回想整整十年全部“通史”完整的编撰、出版过程，以希凡先生为统领的这样一个学术团队，究竟召开过多少次务虚会、务实会、编委会、主编会、审稿会、改稿会？作为总主编，希凡先生与各位副总主编、分卷主编、编委乃至作者、出版方、出资方……谈过多少次话？经他审读乃至亲自修改的书稿有多少遍、多少页、多少字？真的是无以计数！真可谓十年辛苦磨一剑，回首当年泪满襟！
后来，人们在谈起这项惊世之学术工程时，往往会说，在当时，除了希凡先生来挑这个大梁能够把最初的蓝图变为现实外，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堪当此任！当这样一项浩大工程，终于在2006年问世（是年出版了该课题的主体部分前13卷，最后一卷《索引卷》于翌年面世），回首往事，怎能不浩叹一声：“十年辛苦不寻常”！
《中华艺术通史》
《中华艺术通史》尽管体现了论从史出、以论统史、史论结合、融汇贯通的学术品格，整个课题具有比之其他艺术史著更为鲜明的理论性，但这个课题本质上仍是一项有关中国艺术之历史演进过程的“艺术史”。因此，这项课题，对于我而言，恐怕只能是“需仰视才见”，老老实实做一个旁观者、观摩者、注目者、学习者。因为，我的学术背景是文艺学（文学学）。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以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一般艺术学、艺术基础理论，更具体地说，是有关“艺术学的学科反思与学科建设”，特别是有关“元艺术学”的探讨。而且，在我的知识储备中，是以西学为主，对于中国艺术史、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至少在1997年以前，是相当薄弱的。因此，在《中华艺术通史》课题启动之初，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加入到这一研究团队之中。术业有专攻，隔行如隔山，我怎么会贸然跑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学术领域去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呢？当时，我甚至可以说是想都不敢想。可是，到了1996年末“通史”要正式启动之际，课题编辑部发现《夏商周卷》（三代卷）的分卷主编还未找到合适的人选。经顾森研究员等人的极力推荐，希凡先生找我谈话，希望我能够承担起这一卷的分卷主编的任务。当时，我一方面对作为自己的学术前辈和老领导的希凡先生能够如此器重和信任自己而深受感动、深为感谢，与此同时，对自己还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短处之所在，对于承担这个任务不免流露出畏难情绪，不敢接手这样一项对于我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艰巨无比的重任。然而，老院长对于我并没有轻言放弃，仍反复做我的工作，不断给我打气与鞭策。希凡先生对我说：“心峰，你还年轻，有较好的理论功底和思维能力，一定能够胜任这一工作。如果感到自己传统国学、古代文化与艺术的知识还比较欠缺，正好可以在主持这一卷的过程中多补补课，这样对于你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也有帮助。作为一位中国的学者，要想做一点大学问，怎么能够不熟悉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学术、文化艺术呢？你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去补上这一课！假如你在完成这个课题的过程中，真的能够补上传统文化艺术、古代思想学术这一课，就不只有利于当下这项课题的完成，对于你今后几十年的学术研究，都有百利而无一害！何不大胆拼一回呢？”听了希凡先生这样设身处地、语重心长的话语，我觉得不能再辜负希凡先生的信任与重托，没有理由不接受这样一项虽然艰巨异常却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任务，只好“赶鸭子上架”，把这项任务接受了下来。
接手该课题后，我开始“恶补”有关先秦三代时期的文化与艺术的历史，包括玉石文化、青铜文化、乐舞艺术、各种工艺的历史，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这正是所谓中国的“轴心时代”）以孔孟老庄墨子等为代表的诸子著作与儒家典籍（所谓“四书五经”），为主持《夏商周卷》作必要的知识准备。特别值得庆幸与欣慰的是，希凡总主编和编辑部为我所负责的《夏商周卷》安排了两位真正的大专家作为撰稿人——一位是我院音乐所研究员、音乐史学家，也是我们这部《通史》的副总主编秦序先生，由他承担这一卷“乐舞艺术”部分全部四章的写作任务；另一位是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博导、著名青铜艺术学者孙华教授（时任系副主任），承担该卷造型艺术部分全部五章的写作任务。我自己则承担该卷“一头一尾”两章的写作任务，即第一章“导论——夏商周艺术概说”和最后一章（第11章）“诸子百家的艺术理论”。由于有这两位大专家极负责任、极富效率、极其专业、极其出色的工作，我们这一分卷的撰写工作相当顺利。我则能够在他们二位有关各艺术部门的历史叙述的基础上，运用我以往所掌握的艺术理论，尤其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将这些理论与三代艺术历史的实际紧密结合，将三代艺术的史实上升到理论，努力实现理论与实际、逻辑与历史的高度统一，从而实现了对于中国三代艺术意义的认识上的飞跃，即认识到三代以“礼乐艺术”为基本内涵的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确立了崭新的艺术历史类型，即“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类型。它恰恰处于原始时期“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以及魏晋时期“审美性非实用目的艺术”两级之间的中间环节。这一艺术历史类型的确立，不止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整个人类艺术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一般性意义。据此，我将中国艺术类型的演进与西方艺术类型的演进加以比较，彻底否定了西方艺术发展具有人类普遍意义，而中国艺术仅只是个例的“西方中心主义”成见。这使我有关中国三代艺术的思考，与对整个中国艺术发展的历史甚至整个人类艺术发展的历史的思考贯通起来，形成了自己有关人类艺术史的基本叙述框架。在获得上述思考成果后，我一方面将我的这些思考或曰发现，在我执笔完成的这一卷的“导论”之中予以体现，与此同时，我还将上述思考作为课题的前期成果，形成一篇一万余字的学术论文《中国三代艺术的意义》，发表在《文艺研究》杂志2001年第4期。结果，此文不仅被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卷全文转载，而且被中国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摘要转载。后来，该文还在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评奖中，荣获论文一等奖。此外，通过对先秦文化艺术、思想学术的“补课”，不只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己在这方面的重大缺漏，而且使我开辟出一片崭新的学术天地，让我常常能够就中国三代历史、古代学术思想史、文化史发表自己的一得之见，撰写并发表一些学术随笔和学术论文，如《老子天下第一？》《〈周易〉的读法》《想起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启的再评价》《中国传统艺术的“大通”精神及其意义》《孔子艺术思想的普遍意义与永恒价值》等等。现在回想起来，希凡先生在20多年前把“三代卷”分卷主编的重任交给我，对我的帮助真是太大了，不止勉励、鞭策、督促我完成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的子课题，而且帮助我及时弥补了自己知识结构中不应有的重大欠缺。后面这一点，可以说让我终生受用。每每想到这些，我就会追问自己：希凡先生对自己的扶持、帮助究竟有多大？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描述，我只能说：希凡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而且恩重如山！今天，回首“十年辛苦不寻常”，对于我而言，更应该对希凡先生深深鞠个躬，道一声：“希凡先生，谢谢您！”
《中华艺术通史》编辑部部分成员集体探望总主编李希凡先生。左一为李希凡，左二为副总主编陈绶祥，右一为《夏商周卷》分卷主编、本文作者李心峰，右二为编辑部副主任付京华
可是，希凡先生却在赠送给我的书的扉页上，工工整整地留下了“十年辛苦不寻常”“谢谢你”这样的留言，怎不让我感慨、感动、感铭不已！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希凡先生总主编的《中华艺术通史》，不只为当代艺术史学、艺术科学留下了一块学术丰碑，而且，它还像一所艺术史与艺术科学的大学校，带出了一批之后能够独当一面的艺术史论中青年学术骨干。就此而言，希凡先生为“通史”所做的一切，已远远超出了一部“通史”本身。
实际上，就新时期的艺术科学而言，希凡先生还有另一个“十年辛苦不寻常”！这就是他自1986年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常务副院长（实际为一把手），同时担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直到他于1996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为止，这期间整整十年，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国唯一一所国家级艺术科研机构的掌门人和新时期一个特定阶段全国艺术科学研究领域卓越的领头羊、规划师。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是我国艺术科学研究领域名副其实的学术中心、科研重镇与学术引领机构，建立起门类齐全的艺术研究所／室，创办了一系列艺术研究顶级期刊，拥有各艺术门类及一般艺术理论领域一大批顶级学者，创造着我国艺术科学领域众多一流的乃至经典的学术成果，代表了当时我国艺术科学的最高水准。希凡先生来到艺研院，可以说实现了他个人人生的重大转型，由过去以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研究为主业，转向以艺术世界系统整体以及各具体艺术门类为研究对象。他是一位学者型的院首长、管理者，是全院艺术科研的规划师、组织者、指导者、领导者。他在任的十年，可说是艺研院艺术科学研究的“经典十年”。艺研院许多能够传之久远、堪称经典的艺术科研成果，均诞生于这经典十年。这与希凡先生这位掌门人出色的科研引领、规划、管理等工作是分不开的。
希凡先生不仅要做好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科学研究的学术掌门人，作为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他还要为全国艺术科学的调研、规划、管理、领导等工作尽职尽责、操心出力。在我的印象中，正是在他担任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期间，全国艺术科学的规划，课题指南的制定与发布，课题的申报、评审、立项、管理等体制、机制得以不断健全、合理，开始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科学化的轨道，为我国艺术科学的健康发展、提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我在这里想举两个实例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实例是，在希凡先生的关心之下，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之初开始，全国艺术科学的课题申报与立项机制中，开始出现一批有关艺术基础理论、一般艺术学的项目。这在全国艺术科学“单列学科”机制产生之初是无法顾及、不可想象的。但是，随着艺术科学的不断深入发展，过去那种仅顾及具体艺术门类的史论研究而不顾及艺术基础理论、一般艺术学研究的状况是无法长期持续下去的，也是不尽合理的，不利于艺术科学整体的发展与协调的发展。于是，到了大约1992年、1993年前后，在全国艺术科学年度立项的课题中，涌现了一批艺术基础理论、一般艺术学的研究课题。如邢煦寰的年度课题《艺术掌握论》，丁亚平的青年课题《艺术文化学》，由我牵头申报、立项的青年课题《艺术类型学》等等。这些艺术基础理论、一般艺术学课题的设立，使全国艺术科学的“单列学科”机制在学科构成、学科结构上更趋合理，具有重要学科建构意义。
第二个实例是，希凡先生十分重视对我国艺术科学的整体建构和未来发展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课题的规划、引领、指导工作。自进入90年代，希凡先生便在每年的全国艺术科学课题指南中，提出两个在他看来十分重要、务必要做的艺术科学重大课题：一个是“中国艺术学”；一个是“中国艺术通史”。这两项课题的规划、设计，都是立足于艺术世界的整体，试图打破各个艺术门类之间由现代人所人为设立的界限尤其是依据西方的艺术分类模式所设立的界限，将中国各个艺术门类予以打通、贯通，从艺术一般、艺术世界的整体着眼，完成一般艺术学意义上的“一史”“一论”。他还希望，这样两个需要集体攻关才能完成的大型课题，最好都能够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学者牵头，依托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艺术科学方面所具有的优势与实力，以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为主体，来申报、立项，予以完成。结果，“中国艺术学”的重大课题，由北京大学彭吉象教授组织一个学术团队进行申报，获得立项。希凡先生对于该课题未能由艺研院的学者组织团队申报下来而略感遗憾，但他对彭吉象学术团队申报成功、获得立项，还是甚感欣慰，给予了全力支持。由彭吉象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也不负众望，经过数年的集体攻关，完成了一部高水准的《中国艺术学》成果，并于1997年底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此后该成果还多次再版重印，并获得多种奖项。另一个课题“中国艺术通史”，连续几年列入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的申报指南，却一直无人问津，无人敢于申报。直到1996年希凡先生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多位专家学者的竭力“劝进”下，以对我国艺术科学事业的高度使命感、责任感，以“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七十之龄亲自挂帅，组织以中国艺术研究院专家学者为主体的学术团队，开始了“中华艺术通史”重大课题的设计、申报。课题于1996年获得立项之后，希凡先生虽然已经年届古稀，却像一位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者一样，浑身充满了热情与干劲，带领着堪称豪华的学者团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学术探讨的“马拉松”长跑。这便是我在本文第二节叙述的“十年辛苦磨一剑”的由来。
如所周知，希凡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历史上文化艺术领域无法绕过的硕学大家。他作为大名鼎鼎的红学家、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所取得的辉煌业绩，已为人们所熟知，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与总结。实际上，今天从艺术科学学科构建、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希凡先生还扮演了另外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即作为一位业绩卓著的艺术学家，他在这个领域所做出的非凡贡献，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总结、阐释。我今天撰写此文，就是想对作为艺术学家的希凡先生的学术贡献作一个初步的总结、回顾与阐发，以志纪念。
李希凡先生（拍摄于2018年8月）
希凡先生的学术生涯，如果从他1953年开始发表有关《红楼梦》的研究成果算起，到他于2018年10月29日在北京安详辞世，大约有66年的时间。在我看来，希凡先生这66年的为学、治学历程，完全可以以1986年为分界线，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红学研究、古典文学研究及当代文艺批评、文艺理论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时期；第二个阶段，则是以艺术科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时期。其中，又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段：第一和第二两个时段，就是上文所重点叙述的两个“十年辛苦不寻常”；第三个时段，从2006年《中华艺术通史》主体部分13卷正式出版，到他2018年10月底仙逝的12年时间，希凡先生身为八秩老人，却从不服老，依然工作不止，躬耕不辍。在他所做的工作中，一项核心的工作，仍然是《中华艺术通史》的后续衍伸工作，如第14卷《索引卷》的出版、6卷本《中华艺术通史简编》的组织出版、上下2册《中华艺术导论》的组织出版，以及该书简编本繁体字版在港台的出版、其外文版的翻译及其在海外的出版，等等。这些工作耗费了希凡先生晚年太多的时间、精力，却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该课题最初共14卷、700余万字、3000多幅图片的规模，作为该成果的“母本”，业已载入新世纪、新时期、新中国艺术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史册。由该“母本”衍生而来的“简编”“导论”，则将这项艺术科学重大成果推向更广大的读者群，尤其是它适应了艺术学于2011年升格为学科门类以来对于高水平、权威性的一般艺术史教材、参考教材的强烈而迫切的需求，为当下乃至未来的高等艺术教育、艺术史教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中华艺术通史简编》
《中华艺术导论》
希凡先生的一生，一如他的名字，亦“凡”亦“希”，非“希”非“凡”，“凡”中见“希”，“希”中有“凡”，“希”“凡”合体，对立统一。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他平凡、平易、平心，是一位有着所有正常人的感情与感知的家庭中的好丈夫、好父亲、好外公；单位里的好领导、好导师、好同事……他坦荡、执着、诚恳、宽厚，对朋友对同事对晚辈以诚相待，大度包容，倾心相交，倾力相助；对恶意的中伤则嫉恶如仇，奋力争辩。他有时也身不由己与世沉浮，但他做人有自己的原则、个性与必要时不顾安危的抉择。他又是一位希世的人杰，仅见的学术“范式革命”的代表，难得一见的一个时代的象征符号，集红学、文学史、文艺评论与艺术学非凡成就于一身的不世出的大学者。我们深为能够在他的统领之下做一些艺术科学的建设工作而荣幸。
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观念多元，希凡先生20世纪50年代作为毛泽东主席所称赏的“小人物”对旧红学的挑战，一度曾受到不少的非议，他在红学、古典文学、文艺批评等方面的成就与业绩，也曾受到不够公正的忽略或很不充分的评价。我作为一位专事研究艺术基础理论与元艺术学的中青年学人，尽管对于红学、古典文学没有深入、专门的研究，对于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也涉足不多，对于这些领域本无置喙的权利。但是，作为一位一直信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艺术学者，我一直认为，希凡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成长起来的“小人物”，运用唯物史观对旧红学宣战，实际上代表着我国自近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又一次“范式革命”（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语）。这一次的“范式革命”，尽管在某些具体的表达方式、话语方式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历史局限，容或存在某些在事过境迁、回首省思之时觉得尚可商榷之处，但它所代表的总的方向、崭新的“范式”，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他作为这种新范式的卓越代表的历史地位与功绩，理应得到应有的研究与评价。而且，在他的以社会学方法为主基调的红学、古代文学、当代文艺评论著述中，是同时贯穿着美学的、艺术的分析与阐发的。总而言之，希凡先生是深谙文学与艺术个中三昧、尊重艺术规律的红学家、文学史家、文艺评论家，一位真正的文学与艺术的行家里手。对此，我们只要好好读读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论中国古典小说》和进入新时期以后出版的《红楼梦艺术世界》《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等著作，便一定会认同这样一个基本判断。
《传神文笔足千秋——〈红楼梦〉人物论》
鉴于学界对希凡先生历史地位与学术贡献研究的不足、评价的不到位，尤其是希凡先生对新时期我国艺术科学建设方面的非凡业绩的认识、评价不足，我最近十多年，总是借助各种机缘，想一些办法，做一些推动、促进对希凡先生历史地位、学术业绩之切实研究的实事。在此，我想对与此相关的一件事情略作回顾，以作为追念希凡先生的数瓣心香。
2013年，我的在读博士生李若飞在我的建议下，确定了《从“单列学科”到“学科门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三十年》这一博士论文题目。为了做好这个题目，我建议若飞同学对新时期几位在艺术学学科发展过程中起到某种关键性作用的人物作一点学术访谈。其中，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希凡先生。于是，经过我的牵线搭桥，当时已届86高龄而仍在为我国艺术科学事业勤奋著书立说的希凡先生，愉快地接受了若飞这位在读博士研究生的访谈。访谈结束后，若飞很快把访谈的录音整理成文字。为慎重起见，他将整理好的文字稿送给希凡先生审阅、把关。希凡先生看到整理出来的文字稿，非常高兴，又以其一以贯之的认真负责的精神，对这份由访谈录音整理而成的文字稿作了细致的修改和补充，以至在有些页面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希凡先生补充、修改的字迹。当我看到这份经过希凡先生亲自修改补充的访谈稿后，立刻意识到它的珍贵的史料价值——这是第一篇有关希凡先生对于当代中国艺术学学科建设所作贡献的学术访谈，且又经过了希凡先生的亲自审阅与补充修改。我决定把这篇学术访谈推荐给一家有分量、有影响的杂志发表。于是，我想到了艺术类一份重要杂志——《艺术百家》。我随即在电子邮箱中给该刊的执行主编楚小庆同志写了如下这封推荐信：
小庆主编：
后天即是元旦，祝新年愉快！
今年下半年，我征得李希凡先生同意，让我的博士生李若飞对希凡先生就全国艺术科学规划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学术访谈。若飞根据访谈的录音加以整理后，又寄希凡先生审读，希凡先生在此录音整理稿上认真补充、修改，最终形成这样一篇访谈稿。我觉得这篇访谈对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评审制度形成之初的不少几乎要被历史淹没的第一手资料有所记录、整理，是一篇十分珍贵的有关艺术科学的访谈稿，现推荐给贵刊，望能尽快刊出。由希凡先生手写修改的稿子的复印件，我让若飞用快件寄给你们，以供校订、参考。
不多赘述，顺祝冬祺！
李心峰
此时，正是2014年新年元旦前夕的2013年12月30日。《艺术百家》杂志收到这篇题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辉煌发展30年——李希凡先生访谈录》的访谈稿，以最快的速度，刊载于该刊2014年第1期。之后，若飞在写作其博士论文时，也对希凡先生在新时期我国艺术学学科规划、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的组织指导方面的重要贡献有所论及。他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经过若干补充改写，已于2016年年初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书名改为《艺术学：从单列学科到门类学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30年发展历程》。在该书问世时，也把他对希凡先生所作的这篇访谈录作为“附录”收入了书中。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 中国艺术研究院）
（本文选自2019年第12期“流年述往”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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