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山人口的历史演变
张东升 王培秀
远古至南北朝时期
数十万年前生活在今周口店龙骨山一带的“北京人”,不仅是房山,而且是北京乃至华北出现的最早人类。
根据学者们的科学测定,北京人活动年代,约从50万年前开始,离开周口店则在20万年以前。他们前后在周口店大约生活了30万年之久。北京人离开周口店后的去向如何?经有关专家学者对考古成果研究,其足迹几乎遍及北半个中国,甚至到了川、贵一带。宁夏灵武县水洞沟出土的石器也有“北京人文化”的传统。甘肃泾川和陕西长武发现的石制品的技术风格与北京人的小石器传统接近。辽宁喀佐县鸽子洞旧石器中期文化,“是北京猿人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营口市金牛山与本溪市庙后山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的石器及其加工技术,有的与北京人制造的石器及其加工技术接近,有的还“十分相似”。
山西阳高县发现的“许家窑人”是北京人的后裔;朔县发现的“峙峪人”是许家窑人的后裔,而其文化有“承袭关系”。
襄汾县发现的“丁村人”制造的石器中,有与北京人制造的石器相同的类型。河南安阳的“小南海文化”,是“遥承”北京人文化发展起来的。甚至在贵州桐梓县灰洞发现的人牙标本,其形状更接近北京人。
北京人之后。是距今约20万年至10万年前的新洞人和距今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豪厄尔斯在《中国民族起源》一文中,认为华北族群是起源于周口店山顶洞人。
山顶洞人已经懂得了人工取火和缝制衣服。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说:“它标志着向‘自由王国’又迈出了一步。如果不是穿上御寒的衣服和学会了人工取火,就不可能在严寒的冰期为了追踪天兽达到北极圈,并越过白令海峡陆桥进入北美洲。”
夏、商、周时期,人口演变资料无考。
西汉初,大城名都居民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之二三。楚汉相争之际,燕、齐、赵等往东北边地逃亡避乱的人即达数万。后经多年休养生息,流散民户渐归故里,人口不断繁衍,劳动力相应增加。至西汉末年,当元始时最为殷盛。
据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西汉宫府的统计,广阳国,民户20740,人口70658。领蓟、方城、广阳、阳乡四县。每县平均5185户,每户平均近于4人。
涿郡,民户195607,人口782764。领涿、良乡、故安、乃、谷丘、南深泽、蠡吾、易、西乡、饶阳、武垣、阿陵、利乡、范阳、容城等29县。
按人口密度比较,广阳国每平方公里约26人,涿郡为每平方公里40人,广阳国人口密度明显低于涿郡。
东汉初年,人口锐减。明帝、章帝两朝,社会较稳定,人口恢复,发展较快,尔后虽有减损,复有回升,但终未能达到西汉极盛时期。幽州地区情况同全国大体一致,惟广阳郡人口却迅速增长,增长原因同几次人口大的徙入有关。据顺帝永和五年(140年)的官府统计,广阳郡五县(蓟、广阳、昌平、军都、安次)计有44550户,280600人,每县平均8910户,每户均7人,与西汉元始二年数字比较,增长约1.3倍。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8人。
涿郡七县(国)、(涿、乃、故、安、范阳、良乡、北新城、方城)户102218,人口633754。平均每县约14603户,每户6.2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4人。
东汉永元年间,幽州统辖的涿郡、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诸郡,户口均有减少。
公元193年(汉初平四年),刘虞被部将公孙瓒杀死,公孙瓒和袁绍相继割据幽州,直到公元204年(汉建安九年)曹操占领幽冀,统一北方为止。在这段时间内,蓟城的割据者都以乌桓、鲜卑骑兵作为自己武装的重要部分,乌桓、鲜卑人也大量进入幽州,与当地的汉族人杂居共处,互相影响,开始了逐渐融合的过程。
公元207年(汉建安12年)曹操率领大军从冀东出卢龙塞(今喜峰口附近),大破蹋顿的军队,救回了乌桓中的几万户汉民。
东汉末至曹魏初年,因战乱和灾荒,幽州地区户口大减。幽州南部素称富庶的涿郡,东汉时人口尚繁,然而经过东汉末年战乱,至曹魏初期,“户领三千,孤寡之家,叁居其半”。曹魏中,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又有增长,但始终低于东汉时期水平。
魏太和五年(231年)燕国,领蓟、安次、昌平、军都、广阳、潞、安乐等9县,户29000,县均约3200余户。
晋代幽州人口稠密之地在燕国和上谷。燕国领蓟、安次、广阳等19县,户29000户,每县均2900户。良乡县属于范阳国。范阳国领8县,户11000,县均1100户。
十六国时期,幽州地区频繁易手,鲜卑、羯、氐政权先后占据幽蓟,因此,人口数量与民族成分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且出于战争和经济发展需要,彼此劫掠民户现象极为普遍。后赵建武五年(339年)九月,后赵石虎遣将夔安犯东晋,掠汉东7000余家迁于幽、冀。后赵建武六年十月,前燕慕容率骁骑20000自塞(今居庸关)长驱直入直至蓟城。后赵比州刺史不光拥兵数万,闭城不出。慕容遂进渡武遂津,攻克高阳,所过之地,仓廪积聚皆被焚烧一空,又掠幽、冀30000余户而还。
前燕元玺五年(356年)十一月,慕容焦徙鲜卑、胡、羯3000余户于蓟。前燕(慕容)建熙五年(364年)四月,前燕龙骧将军李洪攻许昌、汝南,败晋兵于悬瓠(音户)(今河南西平东南)。燕人遂拨许昌、汝南、陈郡,徙万余户于幽、黄。前秦建元十八年(385年)七月,后燕建节将军徐岩叛于武邑,击败后燕蓟城守将平规,徐岩入蓟城后,掠十余户而去。
公元396年,北魏拓跋氏发兵南征,399年占据蓟城。经十六国时期百年战乱,幽州人口大减。
北魏皇始二年(397年)幽州燕群领五县(蓟、广阳、良乡、军都、安城)户:5748,人口22559,县均户1150,人口4510。尔后,北魏统治者注意招抚百姓,安置流民,人口渐增,经济得到发展。明元帝(拓跋嗣)永兴元年(109年)代人尉诺为幽州刺史,有惠政,离任后,民吏思之。太武帝时,蓟人张广达等200余人诣请之,复任幽州刺史。时幽蓟乱,民户流散,尉诺大州前后十八年还业者达10000余户。太、东浪、带方、玄菟等元郡民三万家于幽州。
公元432年(魏延和元年)北魏又从东北诸郡徙民三万家于幽州。除此之外,在中原混战时,流民也常常自发地向幽州移徙。刘虞时,中原流民进入幽州的达100多万口;后燕慕容农为幽州牧时,四方流民有几万人聚集到这里;北魏尉诺为幽州刺史时,逃亡在外的幽州人民回乡的有1000多户。这些流民以汉人为主,也有久居塞内的其他各族人民。北魏末年,权臣当政,战乱复起,致国家分为东魏和西魏。幽州地属东魏,领燕郡、范阳、渔阳三郡(蓟、广阳、良乡等5县),武定时期有户5748,人口22559,平均每县1100户,4500—4900人口。
公元550—577年,北继东魏后占据幽州。天保七年(556年)并良乡县和广阳县入蓟县。武平六年(575)复置良乡县,广阳县则终未恢复,说明北齐燕郡户口明显减少。其原因,北齐北兴长城之役,天保六年齐文宣帝征发民夫180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夏口(今居庸关附近),西至恒州(今山西大同东北),绵亘九百余里,给人民造成繁重负担,贵族、地主的苛政,迫幽州民户纷纷逃亡。天保八年,将冀、定、瀛三州被地主剥夺土地的无地农民强迫迁至幽州范阳,幽州西南人口增加。
隋、唐至民国时期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将幽州改为涿郡。隋炀帝(杨广)大业三年(607年)涿郡统9县,(蓟、良乡、安次、涿、固安、雍奴、昌平、怀龙、潞)。户84059。县平均户约9340。
经隋末战乱,唐初幽州人口仅剩20000多户。尔后恢复较快,至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627年)幽州范阳郡、领蓟、良乡、范阳等9县。户67243,人口371313。每县均7471户,人口约41257。此后,有几次移民以实幽州。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唐太宗打败突厥,一部分突厥人迁入幽州。唐太宗时又有14000高丽人迁入幽州城,以后散居幽州各地。
唐高宗时一部分新罗人迁入良乡广阳城。
七世纪末,契丹人反抗地方官府的压迫,一度攻占了营州(今辽宁朝阳)长期居住在营州地区的突厥、奚、契丹、室韦人迁入内陆,其中一部分先后定居在幽州的良乡、昌平、潞(今通县)和幽州城内外等地。
公元732年(玄宗开元二十年)又有奚的李诗部落5000户迁入良乡广阳城。
中唐时,安史之乱被平息后,社会仍动荡不定,各节度使封建割据,拥兵自立。幽州地区以公元753年至913年,150多年间,先后更换28个统治者。唐末五代初,刘仁恭割据幽州,在与开封的朱梁政权争夺河北连续失败后,竟强征境内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男子“无贵贱并黥其面”致幽州人口削减,逃亡甚众。
公元936年,后晋石敬塘卖身投靠契丹,将包括河北、山西两省北部的燕云十六州之地割让给契丹。契丹将幽州升为五京之一的南京,社会稍定,战祸停止。
辽天禄二年(948年)二月原南京留守赵延寿病死。辽以中台省右相蝶葛为南京留守,封侯王。是岁,自幽州南逃的汉民5100余户,达30000人。
《辽史·地理志》载,契丹圣宗泰元年(1012年),良乡县,户7000,丁14000。这是首次出现的单独记载房山县级政府丁户的资料。
1153年(天德五年)南京宫城营建竣工,海陵王下诏迁都,改南京为中都,改析津为大兴府。大兴府所属十县、一镇。(十县:大兴、宛平、安次、淳阴、永清、宝坻、香河、昌平、武清、良乡。一镇:广阳。)共计户225593。县均20508户。
宋宣和四年(1122年),金人攻破燕京。翌年,驱迫富室30000余户北去。1125年,女真南下灭辽。后恢复南京之称。1153年,改南京为中都。1215年2月,中部落入元军之手,改中都为大都。社会稳定下来,北方各族人民交往日益增多。大都城是元代多民族国家的缩影,城中各民族杂居共处,相互融合。
《元史,地理志》载,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大都路总管府右、左二警巡院和六县(大兴、宛平、良乡、永清、宝坻、昌平》十州(涿州、霸州、通州、蓟州、淳州、顺州、檀州、东安州、固安州、龙庆州),共16县,147590户,人口401350。
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后,改大都为北平府。元朝末年,北京地区农村已残破不堪,洪武及永乐年间,明政府一面令流徙外地农民回乡复业,一面从山西等地移无地或少地农民来京耕种。《洪武实录》卷六六记载,洪武四年六月以“沙漠遗民32860户屯田北平府内之地”,其中就有很多蒙古族人民。
图经志书载,良乡县户口,洪武二年(1369年)初报户41户,人口139。洪武八年(1375年)实在户2372户,人口11967。洪武四年三月(公元1311年),移山后民17000户,六月,又移35800户于北平府。
明建文4年(1402年)6月17日,燕王朱棣继位,七月改明年为永乐元年。是岁,派户部郎中李旭安抚北平郡县流民复业者。移山西都司官兵于北平设卫,又徙山西民无田者实北平。
因北平连年争战人口减少,遂定罪人可输粟至北平自赎,赦罪人携家属佃地耕种于北平,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后释放为民。
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改北平为北京。时北平流民复业,先后至者达130600余户。明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至明弘治四年(1491年)统计,良乡县原额2900户,13707丁口;实在2907户,14806丁口;房山县原额1829户,10297丁口;实在1348户,10647丁口。
清军入关后,在京畿的几次圈地运动,严重的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汉民大量流亡和死亡,出现“流离载道,填塞沟壑”的后果。自康熙中叶,北京地区逐渐走上恢复和发展的道路,约乾隆末至嘉庆时期,土地兼并严重,贫苦农民渐渐失去土地而成为流民。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入侵,社会动荡加剧,人口虽有减损因素,但总的是增加趋势,且增长较快。
光绪九年(1883年)良乡县城乡实7306户,共计35232口。房山县城乡11607户,共计79356口。
民国时期,虽有战乱、灾荒、瘟疫等人口减损因素,但人口仍在缓慢增长。良乡县民国十二年(1923年)11856户,72877口。房山县民国十一年(1922年)17121户,155199口。
至1949年6月察哈尔省平西专区民国三十八年度基础数字统计:房山县27185户,144919口;良乡县25347户,137367口。
(采自《察哈尔政报》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六月一日出版,创刊号第43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发展迅速,医疗保健条件逐渐改善,成为人口增长最快时期。
1957年,原房山、良乡两县总户数67316,人口325542。1958年4月1日,房、良两县划归北京市,为周口店区。同时,良乡县岗洼、魏各庄两乡划归丰台区,户数减少4117,人口数减少19632。年底,京西矿区周口店、河北等12乡97村回归,增户19846,人口83335。1958年12月20日统计:北京市周口店区84152户,408205口,其中男213000口,女195205口。1960年,周口店区又改为房山县。1979年于房山县境内置北京市燕山区。1987年,撤销房山县和燕山区,建立北京市房山区。1990年末,房山区总户数227289户,其中农业155705户,非农业71584户,总人口742093口,其中男376741口,女365352口,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为367.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