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1897年3月26 日 -1999年4月21日，享年102岁)，女，先后在沪江大学、国立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36年，鲁迅逝世，苏雪林阻止蔡元培担任鲁迅治丧委员会成员，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对他文学事业个人品德所有行为进行全盘否定，持续辱骂鲁迅达半世纪之久。1949年后到台湾师范大学、成功大学任教。晚年在台湾，政治倾向保守，在岛内配合查禁自由主义书刊。代表作有散文集《绿天》。
郭沫若这名字，自五四以后，总是热辣辣地被学生挂在嘴边。女学生最熟悉的是冰心，男学生最熟悉的就是郭沫若和鲁迅了。
在出版事业不发达的中国，他人用了全副精神来写作，往往不会受人欢迎，郭氏粗率地写的自传《我的幼年》、《创造十年》，一个中学生也写得来，竟动辄销行数万册。他人在翻译上偶有不经意的错误，或创作上技巧不甚成熟，便会引起许多嘲讽，把名望葬送了；郭氏即使把西洋名著如高尔斯华绥的《银匣》和施托姆的《茵梦湖》译错得连篇累牍，或在自作诗歌上，留下许多瑕疵，一样有大量的人要读。考古学者辨别古书的真伪，比较材料的异同，穷年累月，才敢发表数篇心得，郭氏写了一部证据不大充分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居然想把胡适、顾颉刚都打倒，社会上却无数人捧为杰作。
凡此种，每令我百思不解，究竟郭氏真是天才人物呢？还是文化界也如政治界，原有许多幸运儿?郭氏便是这些幸运儿中间的一个呢？恐怕他之善于投合时代潮流，看风转舵得快，是大有关系。
郭沫若本是日本医学生出身，一九一九年在上海《学灯》发表长篇新诗《凤凰涅槃》、《天狗》、《晨安》、《地球我的母亲》等等。在南方文坛上露了头角。以后回国与郁达夫、张资平等办《创作季刊》，一九二三年出版「女神」，遂一跃而为文坛明星之一了。
虽然郭沫若是幸运儿，但他的成功也有相当的条件。他的《女神》之惹起诗坛注意，有以下的原因：
一则他的诗直抒情感，把握住了文艺的真生命，而且表示原始的粗野精神，合乎青年人的脾胃。
当时北方诗人如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等欲以诗为宣传人道主义的工具。胡的《人力车夫》，沈的《耕牛》，刘的《学徒苦》都是从汉乐府和杜甫、白居易新乐府化出来，音节既不及古人，也不能别开生面。有过读《三别》、《三吏》、《卖炭翁》的经验的人，读他们作品，不见得会发生什么兴趣。而且这种婆婆妈妈的口吻，也不是富有反叛天性的青年所乐听的。
青年所渴望的是抒发单纯情感的作品，像白热似的恋爱、大红色的喜欢、深黑色的悲哀、熔崖喷薄似的愤怒、狂风景雨来时似的破坏之快感，一切热烈的、奔放的、自由的，才为他们所接受。
像他的《女神》，全部作品都是大气磅礴，生机洋溢，纵笔所之，不受一点拘束的。如「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的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天狗」）「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浴海」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
这种雄浑的「男性音调」在当时果然使久困于女性文学中的青年，惊奇与喜悦。
二则他的诗歌颇包含哲理。正如宗白华称他道：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深厚。不像现在的新诗一读就没意思了。郭沫若喜欢研究泛神论哲学，他的诗都有泛神论哲学的韵味。今天虽看来肤浅，但当时已经足以震撼一代人。
三则他的诗具有浓厚的西洋色彩，既不学传统的起承转合，也不学新诗的分段，章法特别。又多用西洋典故，如凤凰涅槃用的不死鸟，又如贝多芬、卡莱尔等等，令人目不暇接，很感新鲜。
但郭沫若的诗，有很多缺点。一是用笔太直，缺乏含蓄。二是结构太单调，不知变化。如《凤凰涅槃》，凤唱完了，凰唱，凰唱完了，群鸟唱，但都是一个调子，一种句式。
三是郭沫若诗的句法词法每不修饰，常有笨拙、粗疏甚至不通之感。
或许是因为他的旧诗底子太坏之故。他的旧诗我读的很少，但在《三叶集》里看到几首。
《春寒》中，“儿病依怀抱，咿咿未能谈”，孩子尚不会说话，则何有“谈”?感觉不通。
《别离》中“残月黄金梳，我欲掇之赠彼姝。彼姝不可见，桥下流泉声如泫。”泫是露水的意思，从未有用于形容声音的。
又如《venus》：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我们俩指的我与维纳斯，试问维纳斯能睡在自己的乳上吗？
又如《火葬场》：
我这瘟颈子上的头颅
好像那火葬场里的火炉；
我的灵魂呀，早已被你烧死了！
哦，你是哪儿来的凉风？
谁的脑袋不是在脖子上呢?瘟颈子三字实在多余。
至于郭沫若译诗，将西洋名著译得毫无生气，死板生硬，实在造孽不浅，我也不多举例了。
五四后不久，郭沫若又以古代王昭君，卓文君写了几个戏剧，自称历史剧，其实这种借古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宣传思想的，其实应该叫做教训剧。有人戏称他的《三个叛逆的女性》是“妇女解放宣言词”。
郭沫若这种教训剧，浅薄得可怜，《王昭君》中有王昭君骂汉元帝，什么你身居高拱的人，也懂得百姓之死活吗？一个一千年前的宫女，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进步思想?
这种所谓的王权反抗论，往往概念化得厉害。
除了思想的浅薄外，台词的粗鄙也令人难耐。
《湘累》中屈原说道：
从早起来，我的脑袋便成了一个灶头；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烟筒的出口，都在冒起烟雾，飞起火星，我的耳孔里还烘烘地只听着火在叫；灶下挂着的一个土瓶——我的心脏——里面的血水沸腾着好像干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
想不到那样一个楚国贵族大诗人屈原，能说出这样的话?有人说郭沫若烟火气太重，看来不错。
《卓文君》中，桌王孙说：
我们蒙受皇帝皇帝的排泄物 那不是屎尿，是龙肝凤胆。
比喻小人拍马屁，有很多比喻方法。何必一定要用吃皇帝屎尿来比?这种比喻切不切?中国历史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凡是文学家，要使一切事物美化，郭沫若却专使丑恶化，真是糟践艺术。
郭沫若对戏剧并无研究，读了几本就抄袭。如《王昭君》，汉元帝亲吻毛延寿砍下的头颅，则直抄王尔德的《莎乐美》。模仿不是不可以，这样生吞活剥，真让我为西洋名著喊冤。
郭沫若鼓吹浪漫主义之功，这是不可否认的。他的《女神》虽艺术不高明，但确实有浪漫主义气质。他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茵梦湖》也是浪漫主义。后来他花费力气译了歌德的《浮士德》，虽出版较晚，但对于中国文坛影响之巨大自不待言。虽然创造社提倡唯美主义、浪漫主义，但他们自己的创作并不美，之所以能风行，是因为年轻人浅薄。
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于自吹自捧的、作品含有强烈刺激性的、粗制滥造又产量很丰的作家，最容易为人注意。所以创造社成为五四后主要潮流之一；有夸大狂和领袖欲发达的郭沫若，为一般知识浅薄的中学生所崇拜；善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为供奉电影明星玉照，棒女校皇后的摩登青年所醉心；而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的郁达夫则为荒唐的中国人所欣赏。
创造社本是视为“个人主义”“颓废主义”，却忽然转向革命，大谈无产阶级文学。这跟创造社几个领头善于投合风潮有关。郭沫若在五卅运动前两年就说要打倒资本主义毒龙。他的善于投机、不择手段真是叹为观止。当时就有人指出他们只不过好出风头。其实创造社这班人，口口言无产阶级，其实自己还是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糜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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