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的创新成果在美国期货行业简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8世纪中期，芝加哥成为了运输枢纽以及美国谷物的集散地，谷物商因囤积了大量的库存，不得不寻求管理价格风险的方法，当时的谷物被称为“草原黄金”。最终在1848年，CBOT的成立提供了完美的答案。CBOT从一开始的处理商业纠纷场所逐渐演化到双边现货交易场所，直到如今的会员制、标准化合约的期货交易所。
18世纪中叶，芝加哥已经确立了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1830年美国开始修建一条历史性的运河，以连接富饶的伊利诺伊州农业区和大的人口中心。1848年这条运河竣工，但德保尔大学的一位历史教授认为这条运河刚修建成基本就已经“走在被遗弃的路上”，因为铁路也已经要开通。由于同时进行运河和铁路工程，大量的公共腐败蕴含其中，这让人们领教到了腐败这一“传统”在芝加哥和伊利诺伊州是多么根深蒂固。幸运的是，芝加哥最终在腐败与生产并存的年代中偏向了积极的一面，走向了繁荣。在19世纪中叶，芝加哥的商人们，包括CBOT的创建者们，开始了这个城市的光荣传统，那就是在“危”中寻“机”。在那个年代，这些“危”就包括了克里米亚战争和后来的美国南北战争。
回头来看，芝加哥也从自己城市长期的金融风险管理经验中获益匪浅，比如芝加哥的期货交易者就成功地应对了当年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引起的冲击。19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期货的推出，市场参与者才得以对冲浮动利率体制下的汇率及利率风险。CME推出金融期货可以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如果你现在看到当时对CME的怀疑都会感到不可思议。已退休的CME集团主席Leo Melamed喜欢重复这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当时纽约一位出名的银行家得知金融期货问世后，大喊“什么，我们要去相信一堆交易猪腩的投机客”。
其实初期这种质疑是有持续性的，1982年，《机构投资者》杂志认为当时的欧洲美元期货产品即将销声匿迹，“欧洲美元期货似乎不太可能有未来，即使已经上市5个月了，市场根本就不关注这玩意儿”。
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旗下智库的首席执行官Hal Weitzman说，事实上，有其他交易所其实比CME更早开始尝试推出金融期货。但最终，CME的金融期货合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到目前为止这些品种积聚了全球最顶尖的期货交易者。
类似观点还有英国FfastFill公司的Paul MacGregor，其在2013年芝加哥Opalesque圆桌论坛上说：“芝加哥是我见过的世界上唯一一座这样的城市，你走进一家大型公司，里面只有三类人：交易员、技术员和经理，而他们就是全部，然后当你看到他们交易的标的种类及数量时就会被震惊，这是你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所看不到的。”
对新产品的不懈追求
芝加哥另一个亘古不变的主题就是对新产品的不懈追求。比如，为了应对传统产品不断下滑的交易量，CBOT在1936年推出了大豆期货，在1950年推出了豆油期货，1951年随后推出了豆粕期货。
到了1960年，CME不得不发展新的期货合约，因为已有的品种都逐渐变得过时。这次CME是如何应对此危机的呢？依然是创新，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CME开始引入活畜期货，1980年，活牛期货成为该交易所最大的品种。
诚然，芝加哥并不是世界商品期货市场的唯一创新中心。19世纪70年代，NYMEX濒临倒闭，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使得NYMEX得以起死回生。普利策奖获得者Daniel Yergin叙述道，当时几大产油国陆续宣布国有化，改变了石油行业的结构，这也迫使油企从长约改到了现货实时交易。因此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油价波动避险需求，NYMEX适时推出了一整套的能源期货合约。但一开始大型油企同样也对这些期货合约嗤之以鼻。后来各大期货交易所又面临了各种新的、不同的挑战，也应对了一些痛苦的变化。CBOT、CME和NYMEX不得不应对电子化交易兴起带来的挑战。以NYMEX为例，其不得不面对来自兴起的ICE的竞争压力。CME和CFTC的专家William Kokontis认为，就像板式交易不得不让步于场内的公开喊价交易方式一样，后者也不得不让位于电子交易。
Melamed与《期货》杂志讨论了当时芝加哥的这些交易所面临的巨大竞争压力，“如果不电子化我们注定将保持较小的规模，或者其他交易所强大起来使我们看起来相对渺小”。
常理来说，一旦某品种的期货合约的成交量和持仓量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之后，很难有其他的交易所能够后来居上实现地位上的超越。但是Eurex电子化上市德国十年期国债期货的时候却成功地完成了对LIFFE的“虎口夺食”。然而，改为电子化交易的路途极不平坦，Melamed也意识到不能够操之过急。他认为，为21世纪做好准备的唯一途径就是公司化，会员制的交易所决策过程过于滞后。CME在2002年成功上市，不久后CBOT和NYMEX也步其后尘。
芝加哥交易专家George Dowd认为，现代电子化交易市场执行速度极快，期货市场的投机者们进入了一个高频、算法交易的新时代。Melamed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产品创新现在已经从交易所转移到了电子交易公司，它们自己开发新的算法，而不再依赖交易所的工具创新。
芝加哥的私有交易公司也在不断创新，既是必须也是必需。2013年芝加哥Opalesque圆桌论坛上TradeLink资本的Alex Brockmann说，必须注意到自2009年以来日内交易的盈利能力就在持续走下坡路，伴随而来的是交易公司开始转向资产管理，以期从自身累计的资本和技术中获利。
交易所的转型一样在延续。比如2012年CME集团宣布要在伦敦成立一家欧洲衍生品交易所。根据道琼斯转述的官方说明：我们在全球投资的越多，我们就越能感觉到通过提供更本土化的服务获得的客户潜在空间越大。
得天独厚的优势
历史上芝加哥的期货行业是通过试错的方式解决遇到的问题的。1896年一位作家如此描述19世纪中叶的新生儿——期货交易：“它不受古老的交易方式制约，这个国家的交易已经采用了更新的、更直接的方式，这种方式前无古人，商人们也因此变得更加有效率。”
最近两个芝加哥期货交易者James Koutoulas和John Roe更是升华了芝加哥的期货韵味。2011年曼氏金融宣布破产后，没有人愿意上法庭去代表投资者的利益，这两位看到了这一片法律真空并创建了一个草根组织——商品客户联盟（CCC），并在接下来的法律纠纷中，利用社会媒体成功维护了成千上万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本文开篇已经提及了芝加哥拥有的大量风险偏好者。这个城市还有另外一项优势，那就是众多与芝加哥大学有关的致力于智力冒险的人士。
芝加哥大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Milton Friedman，在1971年为外汇期货的诞生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持。同时休斯敦大学教授Craig Pirrong、芝加哥大学的律师Eugene Scalia等都走在关于商品期货交易监管的争论的最前沿，这些甚至成了芝加哥大学的标志。
以CBOE为例，CBOE的成立只比芝加哥大学两位教授Black和Scholes发表期权史上最伟大的“Black-Scholes定理”早1个月，事实上，在关于此定理的论文正式发表之前，两位教授的演讲、课程中都已经开始流传他们的主要思想，尤其是在芝加哥地区，甚至有CBOE的交易者已经开始将这一思想融入他们的交易之中，CBOE也因此成为世界上首家期权交易所，也是第一家引领了整个行业的交易所。
再有，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走出了数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期货交易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们的观点似乎在政治层面上并不受待见，比如Thomas Hieronymous。目前最好的例证就是Scott Irwin教授及其大量的实证研究。
芝加哥是怎么成为全球场内衍生品交易中心的？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拥有大量的金融风险偏好者和智力冒险者，这个因素到现在都还在发挥作用。事实上，芝加哥仍然在面临大量的竞争和创新压力，还要继续仰仗这一优势禀赋。
来源 期货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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