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最后一个循吏的命运
司马迁的《史记》被后世史家们视为一座不可逾越的巅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老人家天才地创造了许多体例，这些体例都顺理成章地成为后人写史必不可少的典范。比如《循吏列传》即其一。从《史记》首创《循吏列传》伊始，几乎后来的所有史书都要像《史记》那样，专门为循吏辟出一个章节，以便将他们的感人事迹尽可能富于感召力地记录下来。
这样做的原因大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史记》影响巨大，后人不能不见贤思齐；另一方面则说明历代对循吏的高度认可。
说白了，不管天子姓刘姓朱，说汉语还是满语，都需要循吏的榜样作用来带动其他官员，使他们更加勤勉地工作，以求达到天下大治、万世一系的目的。
中国有几千年的家天下历史，其实，家天下也并非如同后来的黄宗羲等人批驳的那样一无是处。家天下的最大好处是，因为江山是一家一姓的，产权明晰，从主观上讲，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皇帝都不可能有意把自家的天下搞乱，把自家的王朝搞垮。倒是当天下被吹嘘为全体人民的时，产权不明，反而没有人会对江山负责。这就好比只有单一老板的私企，往往比有众多股东的合股企业，经营者会更上进更努力一样。
循吏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好官。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循吏呢？司马迁的标准高度浓缩为四个字：“奉职循理”。后来班固在此基础上作了稍微详尽的发挥，循吏的标准被概括为“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
这些概念性的东西可能今天的读者看上去很空洞。幸好，自《史记》以来的史书，都为我们留下了较为生动的循吏事迹，因此也就不难从这些事迹中抽取其共性。
要言之，循吏的共通之处不外乎重视农业，狠抓教化，公平执法。这个标准看上去似乎没有多大难处，历史上的循吏一定会很多。但你错了，司马迁认为在他的《史记》所涉及的两千年时间里，够得上循吏标准的不过五个人；而在班固的《汉书》中，被视为循吏并名垂史册的，也不过六个人。大明享国近三百年，《循吏传》收录的官员，也只有五十个人。
也就是说，普天下官员虽然多如过江之鲫，但真正能跨过这根看上去似乎并不高的标杆者，可谓寥若晨星。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时代涌现的循吏越多，则这个时代越是接近盛世或就是盛世。反之，一个时代循吏如同史前动物一样绝迹，则这个时代虽然不一定就是乱世，但至少也在乱世的隔壁。
明朝的五十名循吏，大多涌现在这个帝国如日中天的上升时期，也就是洪武和永乐两朝。至于被视为晚明的万历、天启和崇祯三朝，漫长的半个多世纪里，循吏仅有一个，那就是大明最后一个循吏陈幼学。
陈幼学是江苏无锡人，万历十七年中进士后授确山知县，此后曾上调中央作过刑部主事和郎中，之后再下派到浙江任湖州知府。晚年虽被任命为太常少卿（太常寺的次长，太常寺负责宗庙祭祀、礼乐及文教），但并未赴任。他的主要政绩，都是在县官和州官任上所为。用循吏标准考察陈幼学，他主要干了以下工作：
其一，发展生产。中国一直是个农业社会，三农问题历朝历代都存在，而大明晚年尤甚。作为基层官员，陈幼学力图通过一系列重农政策来发展生产。这些重农政策主要是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治理蝗灾。
兴修水利方面，他所辖境内有一大泽，淹没的都是良田沃土，历任县官对此熟视无睹。他上任后，组织人力疏通河道，修建水渠，由此增加了大面积的耕地。
开垦荒地方面，在县城南面有一块多草的荒地，陈幼学下令，凡是迁移到本县的民众，每人必须交十斤杂草。不久之后，那片荒地就成了良田。
在农业时代，蝗灾是最可怕的灾难之一，地处中原的河南偏偏又是蝗灾多发地。陈幼学调任中牟知县时，正好遇上一场前所未有的蝗灾，他积极应对，组织吏民灭蝗，竟然捕获蝗虫达一千三百余石。
其二，保障民生。对那些贫困得置办不起耕牛和纺车，从而无从耕织的农民，陈幼学用政府采购的方式准备了五百多头牛和八百余辆纺车，无偿提供给农民。
住房难不仅在今天是个问题，在陈幼学的晚明，居然也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为此，他修建了房屋一千二百余间，分配给贫民居住。又建了八十间公房，充当公务员小区。中牟县的城墙是泥土所筑，又矮又破。有一年碰上饥荒，饥民遍野，陈幼学组织饥民修补城墙，每人发给粮食，既解决了修建城墙的资金，也赈济了饥民，确实一举两得。
在确山知县任上，他在丰年时出面囤积粮食，其数目达一万二千石以上，作为这个县的粮食储备，以备荒年和灾年所需。在湖州知府任上，有一年淫雨数月，庄稼尽死，幸好陈幼学多年以来积累的储粮赈灾经验，救活了饥民三十余万人。
其三，公正执法。中国人向来都有清官情结，对清官津津乐道，视为再生父母的热情，反过来证明了清官的稀缺和贪官的泛滥。清官最被民众看重的一点，就是他们能够公正执法――一般而言，就是在豪门权贵与普通百姓发生摩擦时，清官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来处理。
这一点，著名清官海瑞矫枉过正，做得很极端。他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意思是说，凡是在官司中遇到疑惑不能断的地方，与其委屈做兄长的，不如委屈做弟弟的；与其委屈做叔伯的，不如委屈做子侄的；与其委屈穷人，不如委屈富人；与其委屈忠厚的，不如委屈刁钻的。但年岁小的、辈分矮的、银子多的、性格奸的，是否就一定比年岁大的、辈分高的、银子少的、性格憨的先天地沾染了原罪呢？海瑞没有深究。
幸好，与海瑞的这种偏执相比，陈幼学虽然也大体秉承这种清官断案传统，与其屈穷人，不如屈富人，但他至少没有走得像海瑞那样远――真理再前进一步，有时就真的成了谬误。
陈幼学任湖州知府，“甫至，即捕杀豪恶奴”——也就是下车伊始，立马严打。一个叫施敏的官家子弟，横行乡里，陈幼学将其下狱后，施的家人四下活动，打通了陈幼学上司的关节。陈的上司派人来湖州，要求把施敏押到省里，由他亲自审理。但陈幼学不买账，将施敏立即就地正法。
这种事情放在今天完全不可想象：省里要求押解的犯罪嫌疑人，市长竟然不听指示，把犯罪嫌疑人处死了。这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官场层面，都是毫无道理的事。但在彼时语境里，陈幼学这种行为反而是值得称道的，称道的理由只有一个：他之所以杀施敏，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为了辖区的安宁。
陈幼学的政绩生动至极，都是不争的事实。但事实证明，他的做派受到民众拥戴的同时，却遭到了官员们的集体反感与排挤。中牟知县任上，正逢朝廷派员考核，负责考核他的掌道御史“拟斥之”，相当于给他的考核评个不合格。
幸好，这位御史的儿子是个明白人，他告诉其父说：“我从中牟来，人人都说中牟治理得再也找不出第二个。现在您打算把陈幼学评为最差，这是什么原因呢？”御史其实没原因，硬要找原因的话，仅仅因为他对陈幼学这种一尘不染的官员看不惯。――在一个乐于自污、并通过自污获得好处的年代，旁人的清洁不但不合时宜，而且必须除之才后快。
从随时可能成为饿殍的草根到创立一代王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循吏对帝国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因而非常看重地方官员在学校和农桑两方面的政绩。考察历史，循吏在这两方面一般都做得无可挑剔。
洪武五年，他下诏考核地方官，日照知县马亮在督运方面成绩显赫，但课农兴士却乏善可陈，当即遭朱元璋免职。然而如前所述，当大明帝国从它的勃兴渐渐走向中庸和衰亡时，洪武、永乐时代寻常可见的循吏便有如惨遭围剿的珍稀动物，一日稀于一日了。循吏的稀缺，反证的是庸官和坏官已成为官员中的嚣张的大多数。
朱元璋当年为了塑造循吏，在接见州县官员时总是苦口婆心地给他们洗脑，说什么“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朘人以肥己”。在循吏渐渐稀少的晚明时代，太祖的这些最高指示，只不过是文件里了无生气的一颗颗汉字而已，与当时官员的为官之道与为人之道，如同两条永远不会交叉的平行线。
州县官员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重要性不言而喻。历代史书都用花团锦簇的文字表彰循吏，大约是史官们想要给后来的官员树立些可以学习的典型。然而，当循吏稀若晨星，庸官坏官却鳞次栉比，当老百姓不得不在庸官坏官的奴役和压榨下艰难地讨生活，当老百姓进而把庸官和坏官视作朝廷的象征，这个国家就已经注定没了生机和前途。
因而，晚明天下大乱，一大征兆就是多如过江之鲫的官员中，再也找不到几个可资说道的循吏。
这个故事说明：
第一，大多时候，官员还是希望做个好官，或者说循吏的。但如果做好官的风险成本太大，而做庸官坏官又具有强烈的物质诱惑时，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就会决定他们将前仆后继地加入到庸官和坏官的行列。
第二，西方有个故事说，一个毕生行善的善人，死后如愿到了天堂。天堂很冷清，只有他和上帝两个人。吃饭时，上帝很抱歉地给他发了两块饼干。善人一边吃饼干，一边用望远镜往地狱眺望，他吃惊地发现地狱里人头攒动，都在大吃大喝。善人很不满地质问上帝，上帝无奈地解释说：“天堂里就你我两个，实在是没办法像他们那样开伙办宴席啊。”在大多数时代，循吏就像这个陪伴在上帝面前的善人，孤独而又失落。所以，当循吏和坏官需要的都是勇气：循吏需要的是耐得住寂寞的勇气，坏官需要的是敢于把良知随手扔进垃圾堆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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