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的紫砂壶艺术

 　 古，距今远矣；艺，离俗远矣。好古之人，恋艺之君，不愿随波逐流，不肯相信时间可以改变永恒的美。他们寂寞地搜寻，固执地坚守。他们找到了被时间这个永恒而严酷的滤器所淘下的艺术菁华，更找到了古往今来智者雅士同心向往的精神归宿。

　　历代艺术品正是由于文人骚客们的吟唱歌颂而历久弥新、熠熠生辉。本篇所论之紫砂壶艺术，也正是由于文人的参与而成就辉煌。
 
　　在紫砂史上，最早有文人士大夫参与的事例是宋代的苏东坡。他设计了一款“东坡提梁壶”，并有“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之句。但保守地说，这大概只能算是美好的传说，采信证据不足。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应为元末蔡司霑《霁园丛语》里所云：“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知为孙高士遗物。每以泡茶，古雅绝伦。”这里罐即壶。

        孙高士即元末名士孙道明，号清隐，曾名其居所为“且吃茶处”。今人无缘见此壶。中国古史以确信而著称，既见诸史料，必确有其事。由此可以说，元末孙道明应为文人参与紫砂壶事的第一人了。吴镇（元）在其著作《论画》中有“墨戏之作，盖士大夫之余，造一时之兴趣”，想必，这位孙高士就是这种“一时之兴趣”，于不经意间，偶尔在紫砂壶史上留下了自己的鸿迹。

　　真正受文人影响并明确有文人参与的紫砂壶制作，应推明代紫砂巨匠时大彬。清吴骞在《阳羡名陶录》中，记有“时大彬喜作大壶，后游娄东，闻陈眉公与瑯琊、太原诸公，诸公品茶试茶之论，乃做小壶”。这里的陈眉公为与董其昌齐名之陈继儒，时大彬作为一个身处底层的紫砂艺人，能与当时艺术界顶尖人物“品茶试茶之论”，可见大彬时名之盛。当然，“品茶试茶”之茶具，定为时大彬所作之大壶。那么这个大壶究竟有多大？可参见明人丁观鹏、文徵明所绘之画作，确实很大。按画作之比例，用现在的眼光看，应有2500C之多。这样的壶使用起来很是不便，很重。

        这对“年二十九，取儒衣冠焚弃之，结茅蓖山之阳……诗文虽短翰小词皆极风致”的陈继儒等人来说，肯定是难以接受的。明代是一个保守与前进、严酷（文字狱是其代表）与浪漫并存的非常时代。充满矛盾和怀才不遇是这时文人的普遍心结。结茅山野，超逸脱俗，连诗文都“端翰小皆极风致”的陈继儒，难免会对时大彬提出：要把壶从大改小，做成一把可以一手持之、一手捋须吟诗的雅器，那该有多好。朋友相聚，人手一壶，对合吟唱，岂非乐事？时大彬听从了陈继儒等人的建议，开始改制小壶。

        当然，这些小壶的概念并非如今只有100 200CC的小壶。不过，时大彬将壶从2500CC改到了只有300 400CC左右（确切纪年出土的三把大彬壶容量均在300 400CC左右），确实是文人参与后的一大变革。时大彬这一变革，将制壶工艺手法和壶型大小规格基本固定下来，并使流传至今，可以说，陈继儒等人功不可没，是文人参与紫砂壶制作的一个光辉里程碑。

　　至清康熙、雍正年间，紫砂史上又出现了一位承前启后的紫砂巨匠—陈鸣远。陈鸣远的紫砂制作技艺“年少成名，特以表之”，可以说是一位天才的紫砂艺术家。他年少即成名，固然是其天才、努力的一面；但鸣远之技能数百载而流传至今，仍被视为珍宝，与他和文人常联系、互学习、相结合，亦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清吴骞《阳羡名陶录》云：“鸣远名噪一时，其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特别值得注意的，这里是“争相延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是彼时文人仰慕、佩服陈鸣远的紫砂技艺，并以为鸣远制器题诗落款为幸事。鸣远先后与陈维崧、汪柯庭、杨中讷、曹廉让等文人相交甚密，在交往过程中，陈鸣远听取、吸收、采纳了这些文人学士对紫砂器物制作的喜爱和偏好，积极地将他们所提奉的意见建议付诸实践，并由此开创了紫砂文房制作的先河。

        一方面是文人学士的有利建议，另一方面是长期对生活的细致观察，使得鸣远制器，真正体现了“眼高手高”，达到至今也无人超越的境界！鸣远壶上的刻饰，亦是极精极致，充分体现了工艺品与高雅艺术的完美结合。如鸣远制曹廉让刻饰“天鸡酒壶”、“东陵瓜壶”等，都是壶与刻饰天衣无缝的完美之作。鸣远与文人的结合，堪称紫砂史上的伟大创新。

　　鸣远而后，陆续有很多紫砂艺人试着与文人结合制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陈鸿寿与杨彭年的合作了。陈鸿寿，清乾隆、嘉庆间著名文人，“西冷八叟”之一，字子恭，号曼生，以号传。杨彭年，清嘉庆、道光间制壶名手。

        陈鸿寿与杨彭年的合作，是很具体、比较深层次的合作。陈鸿寿不仅在杨彭年的壶上题诗刻画，还直接参与了紫砂壶定型、制作。他把根据自己创作想法的壶型绘制出来，请杨彭年制作，并在壶底打上自己的“阿曼陀室”印章，使壶从一般实用提升到了艺术欣赏的高度。
 
        一把“曼生壶”，全方位体现了“诗、书、画、印、艺”，而且壶型对壶铭，壶铭对刻画，充分达到了切茗、切壶、切情境界。可以说，“曼生壶”是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壶。到了清末，由王东石、何心舟等人制作，胡公寿、任伯年等人参与的玉成窑作品，当然也是极尽文人意味，但由于社会动荡、战火连绵，终于没有成为一枝奇葩而流传下来。

　　近代的紫砂制作大师顾景舟，亦有着相当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并爱好书画。40年代，他通过铁画轩二代传人戴相民介绍，结识了一批在上海有影响的书画家，常与他们往来、切磋，探讨艺术并合作，如江寒汀、吴湖帆、来楚生、谢稚柳等人。至今仍有一件石瓢壶流传于世，为顾景舟制，吴湖帆、江寒汀画，并由顾景舟亲自镌刻。相传，同式共做了五把，分送五人。可惜，如今我们只能见到送给江寒汀、“药城”先生和吴湖帆的这三把了。另两把想来应该是顾老自留一把、戴相明一把，却无踪可觅了。

　　纵观历史，从明代时大彬到近代顾景舟，一代代的紫砂艺人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心灵手巧，与历代优秀的文人书画家合作了一件又一件的紫砂艺术珍品，使得紫砂艺术这朵工艺美术领域中的奇葩，一路绚烂、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