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獻和考古材料相結合，仍然是目前探索夏文華最佳選擇和必由之路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夏的存在。在《尚书》、《诗经》、古本《竹书纪年》、《战国策》等众多先秦古籍中，有许多关于有夏一朝和商革夏命的记载。太史公纂《史记》时对于夏的记载也多引这些文献的记载。虽始皇“焚书坑儒”使得诸多上古文献散佚，使得诸儒对于经典的解读多有附会和误读，但是对于夏存在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王国维先生利用他在安阳出的甲骨文中发现的先公先王的记载，写下了《殷卜辞所见先公先王考》，讨论了《史记·殷本纪》所记的真实性，论证了商代历史的信史地位，触类旁通，《夏本纪》中的记载应当也是有可信性的。虽然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对上古三代存在的真实性表达过质疑之声，但是却破除了之前史学界唯古是信的僵化陈旧传统。
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展以来，夏文化的研究遂又成为了学界的研究热点，观点层出，讨论激烈。经过多年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许多学者的认识也逐渐趋于一致。
在对夏文化的定义问题上，诸家便颇有争议。此处引《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的说法：“考古学中的夏文化，是指夏代在其王朝统辖地域内以夏族为主体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遗存，核心内容是关于夏王朝（国家）的史迹。”因此，在这个特定时间段之前的文化可以称之为先夏文化，之后的称为后夏文化。
哪些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
这个问题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就是学界百家争鸣的论题。早前有人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之说，曾得到翦伯赞在内的大家支持。而后，有学者提出龙山文化或为夏文化的存在证据。50年代末期，学界的目光转向了二里头遗迹，二里头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的的宫殿宗庙遗址、出土了代表王权象征的青铜器和玉器。这种种迹象，都将学者的思维与那个神秘的王朝联系了起来。后又经过多年的研究论证，现在的主流观点也逐渐统归为两种：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彻头彻尾的夏文化，其余早于二里头和晚于二里头的都不是夏文化的范畴。另一种则是在前一种的基础上，将夏文化的时空范围扩大了。虽偶有异声，但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认识已经是学界共识。关于夏代的年份，一般采用前2070年——前1600年。(下图为二里头遗址平面图及宫殿遗址）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答案就显而易见了。二里头文化出土的成组的青铜器、玉器和大型宫殿区等目前看来应可以作为夏代存在的有力证据。
图片均采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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