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学家论“高阳”
开封 韩鹏
目前，仅以本人所见到的中国史典记载而言，开封有“高阳乡”、或“高阳”等名称者，唯在开封东部、东南部的陈留或杞县、雍丘、圉县之地。开封其他之地有“高阳”的名称，尚未见可靠的史料记载和历史地理凭证。
关于开封的“高阳”名称，从古人记载情况分析，最早当指春秋时期的“阳武县高阳乡”，归属战国魏国的大梁之地。而陈留“高阳”，应在魏国国都大梁管辖范围之内。就是说，战国时期的陈留“高阳”是属于魏国，而不是属于韩国的。
这是我们判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郦食其是陈留高阳人”记载的唯一依据。若说此“高阳”，是西汉司马迁记载陈留东部，即睢水流域的“高阳”之地，也不为过。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渠水》也记载：汳（汴）水“又东迳大梁城南,本《春秋》之阳武高阳乡也,于战国为大梁,周梁伯之故居矣。梁伯好土功,大其城,号曰新里。”
文中的“新里”有二：
一在开封西南的新里城，传为秦朝城池，唐代武德七年废。明末清初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六·河南二》记载：“新里城在（开封）府西南。秦旧邑也。汉武帝时废。隋开皇中，复置新里县。大业初废。隋末，复置。唐初属汴州。武德七年，废入浚仪县。”大致在今祥符区朱仙镇西北一带；
一在开封东三十里，今祥符区杜良乡附近。据北宋史学家乐史《太平寰宇记.河南道一》记载：开封府开封县有“新里县故城，在县东三十里。隋高祖开皇十六年分浚仪县置，因新里为名，炀帝大业二年废。”
将此开封府故“新里县”，视作“高阳”之地，除了司马迁《史记》“陈留高阳”、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阳武县高阳乡”解释之外，目前还没有找到更有权威的史料记载作依据。
但自西汉之后，古人在解释司马迁《史记》记载的“陈留高阳”时，多采取不认可的态度，且认为“陈留高阳”属于杞县、雍丘、或圉县。
如刘宋时期裴駰注《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注《史记索隐》和唐代张守节注《史记正义》，即《三家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记载：“郦生食其者，（唐代）《正义》：历异几三音也。陈留高阳人也。（刘宋）《集解》：（晋代）徐广曰：今在圉县。（唐代）《索隐》案：高阳属陈留圉县。高阳，乡名也，故（三国）《耆旧传》云：食其，高阳乡人。（唐代）《正义》（东汉）《陈留风俗传》云：高阳在雍丘西南。（唐代）《括地志》云：圉城在汴州雍丘县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盖谓此也。”
清末民初杰出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也认为西汉司马迁、东汉苏林等记载有误，并继承了前人“高阳”属于杞县、雍丘、或圉县的重要观点。尤其对“高阳”地名和地理位置，作了详细论证。
故他在《水经注疏》中指出：汳（汴）水“又东径高阳故亭北。守敬按：（晋司马彪）《续汉志》：圉有高阳亭，盖本属圉，详见下。（北朝北齐人魏收）《地形志》：雍邱有高阳城。（唐代李吉甫）《元和志》：高阳故城在雍邱县西南二十九里，颛顼高阳氏，佐少昊有功，受封此邑。（北宋乐史）《寰宇记》：雍邱，开封并载高阳城，盖在二县之交，在今祀（杞）县西。俗谓之陈留北城，非也。（东汉）苏林曰：高阳者，陈留北县也。按在留，故乡聚名也。朱故讹作使。赵改云：（东汉班固）《汉志》陈留县下《注》，（西晋傅瓒）臣瓒曰：留属陈，故称陈留。盖留本郑邑，为陈所并，是以郦释高阳为故留之乡聚名也。使字误，当作故。戴改同。守敬按：（东汉）苏林说见《汉书.梁孝王传.注》。（北宋）《寰宇记》，小陈留城在陈留县南三里。晋《太康地记》，陈留先有陈留县以北有大城，故此号小陈留城。（东汉）苏林以高阳为陈留北县，盖因此致误。考（西汉）《高帝纪》沛公过高阳。（东汉）文颖曰：聚邑名，属陈留圉。（西晋）臣瓒曰：《陈留传》在雍邱西南。又（西汉）《史记.郦生传》：陈留高阳人。（晋代）徐广曰：今在圉县。（唐代司马贞）《索隐》引故（三国）《耆旧传》：食其，高阳乡人。是高阳者，乡聚之名，属圉，至确。圉在陈留南，何得云北县？故郦引苏说以证上文俗传之误所自。随实指在圉为乡聚名以明之。今本作在留，传钞讹耳。赵不知留为圉之讹，故诠释皆谬。”
上述诸多历史学家，不仅认为“陈留高阳”归属杞县、雍丘或圉县，还纠正了西汉司马迁、东汉苏林等对汉代之后“高阳”之地的错误解释。
事实说明，东汉蔡邕《让高阳乡侯章》关于“制诏左中郎将蔡邕。今封邕陈留雍丘高阳乡侯”的自述，是最可靠、最准确的历史地理依据，也是得到众多历史学家共同认定的重要证据。因而，这一历史地理文化，是无法改变的。
退一步说，即便西汉司马迁、东汉苏林认为，“高阳”在开封东部睢水流域的陈留北部一带，也只能是对春秋时期“阳武县高阳乡”文化的一种传承，又与杞县、雍丘、圉县“高阳”，同在开封东部、东南部之地，而不是在毫无魏国、睢水作地理依据的其他地方。
作者简介：韩鹏，男，大学，1957年1月生，河南夏邑人。河南省孔子学会顾问，开封古都学会副会长，开封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原调研员。研究方向:中原华夏历史文明发源。首次提出了“华夏文字、文化、文明和三皇五帝、夏商诸王，共同产生于河南荥阳以东河济'两河’流域”的基本观点，先后出版发行研究中原华夏文明发源的学术著作十余部，曾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优秀作品特等奖、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课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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