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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改变命运(连载3):我的三位启蒙老师 | 李继槐


我的三位启蒙老师 

作者:李继槐

  作者按语: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我很愿意把我收获的果实与朋友们分享, 现将我近年出版的一本书《读书改变命运》的部分篇章发表在这里,欢迎大家评头品足…… 

说來很多人也许不太相信,我真正的启蒙老师不在现代,而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代,那就是王安石、苏东坡和李白,是他们的诗文给了我为人、治学方面的巨大启蒙。

宋代名相王安石在《祭沈文通文》中曰:“有所不为,为无不果;有所不学,学无不成”。宋代文豪苏东坡也在他的《策别第十》中曰:“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禁,必有所宽”。这两位古代先贤的两句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即一个人的一生,要在某一方面有所作为,就必须在另一些方面有所不为;要在某一领域学有所成,就必须在另一些领域有所不学.也就是有所得,必有所失,有所禁止,必有所宽允。这-切都说明,无论是作事抑或作学问,平均使用力量于所有领域,是断然难成-亊的,这简短的两句话,高度凝炼地概括了这两位历史名人从政、从文的毕生经验与教训,以致千千万万的后人将其奉为座佑铭.我是在中学阶段就接受了这一思想的。

之后我又读了许多名人传记,我发现历史正如两位先贤所言,中外古今的所有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几乎都是在某一个领域,甚至是某一领域的某一学科作出成就的,沒有一个大家是全能的,如世界级的科学泰斗爱因斯坦,就因为在作学问方面的特立独行,从来就不受老师们的喜爱,但他最终还是成就了世界物理学方面的奠基人;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终其-生也就是証明了“歌德巴赫猜想”中的1十2,从而创造了《陈氏定理》,连1十1还未來得及证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从而为人类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比较起来郭沫若应该是最全面的了,也只是在文科领域渉猎较广,他集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甲骨文专家、革命家于-身,却对自然科学一无所成。

历史既然已证明了这一真理,但为何大多数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却摆脱不了那个错误的桎梏呢?我认为是两方面的原因,即主观与客观。从主观方面讲,即许多人的难以摆脱的虚荣心,可以说百分之九十的学生是为分数而学,为升学而学,为饭碗而学,甚至是学给家长、老师和同学们看的,因此,分数高就是成绩好,成绩好就会受到老师表扬和同学羡慕,从而满足于那点暂时的虚荣。在这种虚荣的掩盖下,忘记了自已的长远目标与理想;客观上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则是越來越严重的应试教育的体制、机制,钱学森大师生前向温总理发出的:我们的高等学府,为何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的沉重而深远的发问,正是基于上述的忧患意识 。

由于这一固执的理念,从中学到大学我都不是个听话的好学生,在中学阶段,除了语文老师经常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拿到各班去宣讲表扬外,我挨了数、理、化老师数不清粉笔头,但我却从不悔改,我常常说: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反正将來不考数、理、化系。                   

1962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国家面临的严峻经济状况,招生数量骤然压缩,使我的母校济源一中,这一在全省历届升学率很高的济源第一学府,也受到严重影响,我们班52名同学也只录取了3名,而我这个不听话的学生居然名列其中,许多平时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的同学却名落孙山。1962年的那一天,当我爬上家乡的山坡,从大队干部的手中接过那张沉重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我其实心中明白:我并不比别的同学聪明,只不过是早一步懂得了取与舍的道理。

后來我如愿以偿地进了大学中文系,应该满足了吧,我仍然是个不听话的学生,我想当作家、文学家,根本就不想当教师,这与我所在大学的培养目标大相徑庭,为此,老师发动全班学生与我辯论,我仍然坚持认为,大学文科培养作家、文学家并不能算是偏离方向,最后竟也没分赢输。后因我在校期间已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表了一些文章,在学校和社会上已有了一些影响,毕业分配时学校仍然大度地照顾了我,让我如愿地当了记者、编辑。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党风民风之清明,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以上两人在治学方法上给我指导与启蒙的话,唐代大诗人李白则是在为人、为诗方面几乎影响了我的大半生。他的那些烩炙人口的诗句,我至今都能够随口念出,而且深深地溶入了我幼年的情感与理念中。

作为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是一点也不过份的。他的诗大气磅礴、一泻千里、兴之所至若江河之奔流,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來”(将进酒)他表面上像个”大大冽冽似乎“万事不关心”的诗人,事实上他什么都关心,似乎没有一种生活能永远使他满足,他那炽热的感情,狂放不羁的个性,在表现各种生活的诗篇中,都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要入京求官,就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政治失意了,就大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要控诉自己的冤曲,就说:“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他想念长安,就说:“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他登上太白峰,就让“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他要求仙,就有“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他要饮酒,就问:“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他也想作官,报效国家,却天生缺乏媚骨,就高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我在我的诗歌和散文中,始终追求的那种天然去雕饬及行云流水般的的文字风格与节奏感,就是源于李白的影响。而在政治生活和事业中追求的那种顺其自然,绝不违心强求的原则就是为的“开心颜”。我非圣贤,所以拒绝不了虚荣的诱惑,对社会给予的虚荣均來者不拒,但却绝不违心地索求,我乐得因此而从未失眠,开开心心地走过了大半生,这都是李老师的功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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