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守安
在我们返乡的这段日子里，一直在老家的爷爷奶奶，就住在在我们隔壁四伯父王宏林家的老房子里。四伯父在江苏扬州苏北农学院园艺系执教，从解放到如今没回来过。爷爷奶奶自解放时房屋财产被没收，自己名下并无一砖一瓦。子女们解放前就已分家，各过各的。现在是3个姑姑出嫁，弟兄7个5人在外工作、2人在家务农。而由于当时的阶级斗争氛围和爷爷奶奶的地主成分，谁也不敢公开照顾和接济他们，更不敢和他们一起过了。所幸四伯父在老家有3间老屋，和我家是隔壁，爷爷奶奶就住在哪里，我母亲时不时悄悄去照顾一下他们。我的大伯父王鸣岐，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解放后曾是河南大学的校长、全国著名的农作物专家，他直到文革还被说成是没和地主老子划清界限而遭到批判；我的七叔王凤山在平顶山一家国企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追求入党几十年，多次外调都因为成分问题而搁浅，直到退休去世时也没入上党。
我父母相对还是比较孝道的。没下放返乡时，母亲隔三岔五会偷偷让人给他二老捎回些吃的粮食。如今我们没了城市户口，“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也就没了资助他们的能力。如今都在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他俩都是古稀老人了，大食堂早晚只让和黄糊涂汤没有主食，中午两人只发给一个半窝头，一马瓢黄糊涂汤。奶奶心疼爷爷，只喝稀汤，舍不得吃窝头，爷爷是大饭量，全吃完还吃不饱。时间一长，奶奶扛不住了，饿得拄着拐杖走路都直不起腰。我母亲因饥饿患了肝炎，浑身浮肿，膝盖骨以下的肉，指头一按一个深坑，还要出工记工分，省下几口饭食还打发不了3个儿女，对爷爷奶奶是有心尽孝而力不足。有时母亲在地里出工，就是挖点野菜，也会分一把给他们送去。饿急了的奶奶，有时会接过野菜用水一涮洗，就塞进嘴里吃了。
记得有一天晌午，奶奶见到枯黄瘦弱的我从地里回来㧟着空空的筐篮，知道我没挖到野菜，心疼地紧紧地抱着我说：“奶奶的安牛孙孙啊，赶紧去郑州找你爸爸吧，再待在乡下俺娃娃可就要饿死了呀！”说着我们奶孙一起嚎啕大哭。
记得1959年春节前，父亲用自己省下的粮票和钱在副食品店买了2斤茅草根掺面做的劣质饼干，通过邮政局从郑州用包裹寄回来。上面写的收件人是母亲的名字。当邮件送到大队部时，几名村干部闻到了饼干的味道，就把包裹打开了，打开一看因为邮寄路途太远，包裹里的饼干都压碎了。问题是他们还看到了父亲在包裹里夹带的信，意思是2斤饼干中的一半要送给爷爷奶奶。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大队党支部马上就给父亲单位党组织写了一封《检举信》，信中对父亲充分“上纲上线”，说父亲“身为老工人、老党员，在全国人民遭受自然灾害之时，给身为地主分子的父母尽孝心，甘当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完全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云云。要求父亲所在组织给以严肃处理。后来得知，父亲因这事吓得多少天睡不着觉，在单位的党内外大会小会上做了几次检查才算勉强过关。至于那2斤被压碎了的茅草根做的饼干，爷爷奶奶和我们谁也没有吃上，干部们让倒到公社大食堂的黄面糊涂大锅里，让全村社员共享了。
1959年打春后青黄不接的季节，奶奶终于没能捱过“倒春寒”而去世了。那天母亲把弟弟妹妹都锁在家里，带着能帮上点忙的我，一起去村东头河工上运土。一个本家嫂子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说老太太快不行了，还哼哼着想吃一口红萝卜。母亲赶紧向河工队长请假带着我向村里跑，路上还拐到公社大食堂，让在哪里当炊事员的一个小名叫美牛的本家哥，帮他找一根红萝卜。本家哥犹豫片刻才偷偷去伙房拿了根红萝卜，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把他出卖了，要不落个多吃多占监守自盗的罪名，这炊事员就当不成了。可是等我们匆忙赶回奶奶屋里的时候，奶奶已经断气了，她至死也没能享受到那想吃一口的红萝卜。
后来爸爸和他的一群兄弟姊妹们，分别从扬州、开封、郑州、平顶山等各地回到老家给奶奶送葬。葬礼是悄悄进行的，没有鞭炮，没有响器哀乐，没有告别仪式，只有一副刚打制的薄皮棺材，还有跪了一地的子孙们悄声地啜泣。
奶奶去世时饿的就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大概也就40来斤。她一生养育的一大群曾让他自豪的儿女们，今天终于齐刷刷地回来送他们的亲娘了。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他们的亲娘活着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和亲娘划清阶级界限，他们没能让她们的亲娘吃上一顿饱饭，甚至就连亲娘去世了，也不敢放声痛哭。如今想起来，尽管在那个年代有那样的政治气候，但父亲这一代人，做儿女的做到这个份上，实在是可悲。
那真真是个畸形的、不可思议的年代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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