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守安
1963年暑假后开学，大病初愈的我终于拿着医院的体检证重返开封八中校园，被安排在656班。当时的班主任是一位血气方刚、口无遮拦的青年教师叫邹德雄。
邹老师工作热情很高，但由于从事教育工作时间不长，方法不是很多，对班级的进步急于求成，但往往适得其反。由于他平时对学生批评得多，表扬得少，和部分学生之间有些对立情绪，一些随口而出的言论也常常会成为同学们背后的笑料与议论话题。比如他会让不守课堂纪律的学生站起来并指着说：“相不相信我能把你从教室扔出去？”，被批评的同学知道他不会这样做，就不以为然的偷偷向大家做鬼脸，引得全班哄堂大笑。他没看见同学做鬼脸，却以为大家不相信他，就解释说“你们别不信，当年我在部队锻炼，七八十斤的炮筒扛起来能走几十公里！到了地方还能再扔出去好几米！”说着，还扬起两手，做出抛掷炮筒的动作。结果是引得大家笑得更厉害。
由于休学期间没好好温习，只顾着治病、打工和锻炼了，复学后我的功课感到很吃力。语文、政治、外语、历史、地理还可以，数学、物理、化学开始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了阶段测验不及格现象。邹老师曾生气地对我说:“你不能拉班级的后腿，期中考不及格，相不相信我能取消你的复学资格！”其实我知道他是在吓唬我，因为我复学是教导处同意、学校校长签了字的，他没权利让我停课。
但邹老师的话还是给了我很大激励。因为我从上小学以来就是优秀学生，不能自甘落后。为了能静下心利用学校的晚自习补习功课，经母亲同意，我再次向学校提出了住校申请。由于前几个月我打小工给家里交了一些钱，母亲还答应我在学校搭伙就餐。
住校生在学校食堂搭伙就餐是有照顾的。八中在东北郊一处叫土柏岗的地方有一座农场，自然就有一些农副产品补贴学校伙食。开学第一个月我在校食宿，当月交几元钱21斤粮票，早上一个窝头（2两）、一碗黄面红薯糊涂汤（半两）、一碟咸菜；中午一大一小（3两)两个窝头、一碗白菜萝卜豆腐熬菜；晚上和早上差不多。实际上学校在伙食里补助了约一半费用，这是让当时其他中学校都十分羡慕的一件事。有时农场送来一些红薯，食堂会用1:5的比例来抵主食，即2两主食饭票可以换1斤蒸红薯。
学习和生活环境稳定了，身体也开始恢复得越来越好，我便以最大的热情投入了补课之中。除了上课认真听讲做笔记，多向老师提问外，有时也会向班上成绩较好的同学如王鸿海、卢建国等请教。晚自习不做完作业是不回宿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班的电灯都是我关。
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我的学习成绩慢慢在班上进入了中等偏上水平，但和班上几位优秀同学如王鸿海、张新心、卢建国、沈莲莲、曾建成等相比，差距还显而易见。邹老师终于破天荒第一次在班上表扬了我。
二年级夏季有件事我一直记在心里。那是个炎热的下午，烈日高照，暑气蒸人。学校后面礼堂翻修需用红砖，而农场运砖的一辆大车因轴头断裂搁浅在东城墙外的土路上。学校让教体育的范老师带两个班学生跑步去东城墙外搬砖，要求男生每人最少搬6块，女生每人最少搬4块。当大家在范老师带领下跑到约3公里远的东城墙外时，早已是气喘吁吁、人仰马翻了。
范老师是河南大学体育系毕业生，身强体壮，肌肉发达，5市斤1块的红砖，他先在最下面垫1块，然后横两块，再转方向摆两块，摞了6层带下面1块共25块125市斤，人家一弯腰轻轻搬起就走。同学们一边啧啧称赞，一边照法炮制。不同的是，谁也搬不了那么多。女生一般按要求只搬4块；男生里个头最高、力气最大的于凤朴，搬了17块，其它多数男生都在8块以上。我和卢建国、曾建晟在班上个头和力气最小，我又是大病初愈，大家一商议，就按7块来搬。即使如此，那35市斤重的砖块还是压得我呲牙列嘴的，3公里的路途，我歇了十来次，尽管我们几个落在了全班男生的最后面，但毕竟超额完成了任务。事后，我看着磨破的手掌和胳膊很是感慨，心想：我这去年还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肺结核小病号，今天竟然能搬35市斤砖块走3公里，也够可以了，看来这命运确实是需要抗争啊！
多年后，我们班的曾建晟、卢建国和我，三个曾经搬砖最少的小个子，在走上工作岗位后，通过不懈的努力，都分别成为不同行业大型国企集团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国家和行业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成为开封八中656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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