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
那天在传真室碰见小玲，她告诉我：“安娜离开公司了。”
我心惊：“为什么没见人事处的通知？”
“这一阵被解雇的人多，人事处不通知了。”
“安娜为什么被解雇？”
“还用问吗，滑鱼工程。”
滑鱼工程是几年来公司最大的一项工程。它是电话、传真、电邮、网路与公司数据库自动连线作业的工程。有了这个自动化系统，原来的许多接线员、客户服务员都不再需要了。而我，就是这项工程的主力工程师之一。自从我参加了这项工程后，客服部的许多员工见了我都是冷冷的。
“见了他们我都觉得自己跟个罪人似的。”小玲和我一起坐在外头的阳伞底下时，我说。
“别这么跟自己过不去。”小玲劝我。
“你不知道他们看我的眼光是怎么样的——充满了敌意。”我叹了口气，将一杯冷饮一饮而尽。
“不是你的错。”小玲说，“老板让做的，你又能怎么样？”
小玲和我是公司里仅有的两个华人，她是台湾来的，我祖籍福建，所以我们在一起时，常常是三种话掺和着讲：英语、普通话和闽南话。小玲比我还多会一样：西班牙语。她在客服部工作已经有7个年头了。她还是位业余歌手，嗓音跟铃声似的，又清脆又嘹亮。
有一次公司参加了市里的抗癌步行活动，小玲和我都报了名。那天，我们一起沿着郊外的一条公路走。路的一边是山崖，另一边是翠绿的山谷。走了有两英里那么远，累了，就在路边歇了下来。
“来，吃吃这个，解乏。”小玲递给我一块薄荷巧克力糖。
真巧，我正想要这样的一块糖！“小玲，你说朋友的标准是什么？”我接过糖，突然这么问。
小玲觉得有些意外，她擦了擦额上的汗，笑了笑说：“我整天在电话机前和顾客通话，有时也在台上唱歌，所以我觉得朋友么，就是能静静听你讲述的那么一个人；还有，当每个人都不再喜欢你的歌声了，他还给你使劲鼓掌的那个人。”
“我听到的却是另一种说法：肯不肯借钱给你，是朋友的标准。”
“哦，那也太现实了吧。”她说。
“生活是很现实的啊！”
她抿嘴一笑，不说话了。
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午饭时间，我纳闷小玲为什么没来，正一个人无聊地吃着那份三明治，手机响了。
“小玲，今天怎么没来？”
“我不会再来了，公司让我走人。”她的声音似乎显得很平静。
“我不干了，我辞职！”我说，心里有种沉甸甸的负罪感。
“别，雪莉。”她说：“你要辞了职，还有钱借给我吗？不能借我钱，还是我朋友吗？”
我竟一时无语。
“对了雪莉，周末我按计划表演，记得去哦！”挂电话前她叮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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