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孩子》
刘亚莲
每当想起母亲，我的笔就跪着爬行。
画着雪孩子的画旧旧的，早已发黄。薄如蝉翼的纸片一刀一刀地划过去，我的心流血不止。夹鞋样子的书不是很厚，蓝色的封面，书的名字是《天鹅飞到哪儿去了？》，繁体字，竖行排列，是我见到的最早的小说。爸爸说，那是一个天鹅妈妈寻找失踪的小天鹅的故事。于是母亲就将书收起，用一块细碎蓝格的绵布小心翼翼地包起。
那时，很想知道失踪的小天鹅是否找到了妈妈，可惜认不得繁体字，等到能读懂这本书的时候，却又失去了那份好奇的童心。
皮鞋、旅游鞋，登山鞋……，这些年不知道换了多少双鞋，更不知道走了多少里路，早已不再穿妈妈做的鞋了，可我从小到大的鞋样子，依然被她完好地保存着。
在妈妈的心里，我从来就没有走出过家门。
很想把雪孩子画完，但怎么也找不到孩提时的灵感，即便我为雪孩子加上两条腿、一双鞋，但她还会像小天鹅一样失踪。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为我保存这样的一幅画。
2006年1月6日，雪很大，我的生命结满了冰。我是一个失踪的雪孩子，疯狂地奔跑在雪地里，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到…… 雪，无声无息地纷纷飘落，我绝望地一声声地呼喊：妈——，妈妈——
哥哥交给我一个硬硬的纸片，说是装在母亲贴身的口袋里，我又一次差点昏厥。纸片是从烟盒上剪下来的，四周已磨出了毛边，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虽然连数字都不认得，但她知道，纸片上的那11个蝌蚪似的东西，是我的手机号码。
同一个号码，装在我和母亲不同的两个怀里，于是，心便时时贴在了一起。
母亲很少给我打电话，她知道百里之外的我很忙。
我总是说，等忙完这件事，我就回家，可我的事，总也忙不完。 有一次出差走之前，打电话问母亲想我吗？母亲说：“你就放心去吧，妈不想你，你离开家还差二天才三个月。” 差两天三个月——88天，我猛然想起，这是自从我参加工作十多年以来，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泪流满面地收起电话，也收起了出差的计划。
无论如何要在天黑前赶回家。
推开虚掩的门，昏暗的灯光下，母亲一个人孤单地数着不知数了多少遍的药片。一瓶药，片片、片片早已磨光了棱角。那一刻，突然疯狂地想念起去世了好多年的父亲。
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母亲对我的依赖超过了任何一个哥哥和姐姐，每次回家，我总要给老母亲洗头、理发。那天，正准备给虚弱的母亲剪指甲的时候，突然犯了忌讳：把母亲收拾的这么周到，是不是不准备再孝敬她了？
母亲伸出手在等我，像个孩子。这是我见母亲的最后的形象。我借故说剪刀找不着了。反正用不了多久，我还会回来。
接到县委、县政府通知说有一个关于优秀共产党员徐占智同志先进事迹的采访任务。
面对病重的母亲，我在犹豫。母亲说：“你去吧，我不会有事，我等你回来。”声音虚弱的足以让我的心颤抖一生。
2006年月1月6日凌晨5点整，当疲惫的我将采访报道在电脑上刚刚保存了的时候，接到家里的电话。
母亲终于没有等到我回来。
哥哥说，母亲不让给我打电话，一次次昏迷又一次次清醒之后，母亲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执意要将被褥垫在后背，执意要面对着门半躺而眠，日夜如此，为得是第一眼就可以看到随时可能归来的我。
扑在母亲的胸口，我嚎淘大哭，此时，我的悲痛可以撼动一座大山，却怎么也摇不醒我瘦小的母亲。
我决心不再探讨小天鹅的故事，我怕失踪的小天鹅有和我一样的结局，我宁可在心里保存一份美好的愿望。
为了表彰先进，弘扬正气，中共榆林市委决定追认徐占智同志为优秀共产党员。并作出《关于开展向徐占智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市党员干部向徐占智同志学习。2006年2月，中共榆林市委宣专部将徐占智同志的先进事迹上报省委省政府，并决定组织宣讲团，做巡回讲演。
广播、电视、报纸，到处传播着优秀共产党员徐战智同志的感人事迹。如果妈妈能听到，一定很欣慰。没有人知道，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事迹，有一个母亲在望眼欲穿中与世长辞；没有人知道， 有一个女儿徘徊在雪地里成了永远也找不到妈妈的雪孩子。
（注：《雪孩子》发表于２００６年《散文》第十期;2007年《读者》第9期转，2010年录入《大学生校园读物》一书；2011年，选入30年《读者》千篇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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