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篇文章很长，就像一部纪录片，我们特分成上下篇为您展现。这是一部家族的藏书史，更是一个民族文化史的缩影。
在这里，曾回荡着张大千、邵力子、章士钊、于右任、陈寅恪、吴宓、廖季平、陶亮生、顾颉刚…的声音，绝对值得您和我们一起慢慢聆听。
民国初期，贲园的主人便开始了藏书，楼里曾有存世不多的各种汉语典籍，经、史、子、集、库部版本皆备，甚而还有善本（含孤本、手抄本），如宋版《淮南子》、《晏子春秋》、《梦溪笔谈》、《淳化阁双钩字帖》、顾炎武的手稿，曾国藩的来往信札、名人字画、以及历代用兵的山川地图等，所藏古书常年计有十万卷册以上。
到了上世纪40年代后期，贲园所藏书籍已至鼎盛阶段，达30万卷册之多，其中善本逾5万卷册，自刻书籍木板3万多片，全国两千八百余县方志收录最全，中医古籍亦有不少秘本，居当时国内私人藏书之冠，藏书规模西部第一，堪与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媲美。
虽然天一阁的历史较之贲园更为久远，但是藏书量却不及后者的一半，尤其是抗战时期，避难于成都的众多国内鸿儒大家先后慕名而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贲园里留下了永远述说不完的故事，更添了她的厚重历史文化风韵。
如今，这座古堡式的宅邸坐落在成都市春熙路旁一条阒无人息的深巷里，虽已显颓败，仍然“大隐于市”，距离“灯红酒绿”之地仅约百米之遥，曾是民国时期藏书家严雁峰、严谷荪父子两代人的居所，也是“贲园书库”所在地。
历史上，这条长约不过200米阡佰小街的命名和更名，都曾烙有特殊的岁月印痕。据说，三国时赵云曾在此建宅，原来街西有一水池，老街坊称为赵云的洗马池或子龙塘，故名龙塘街。这里曾是清雍正年间岳钟祺巡查在成都的宅第“景勋楼”。其后，因为位于成都府中心地段，主政四川的封疆大吏吴连生、骆秉章、祥文澜、恒容齐等都曾先后入住于此，如果说是那年月的“省委书记”大院，亦非妄语。
清同治年间，骆秉章任四川总督，设下圈套，在大渡河畔全歼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清廷为表彰骆秉璋的“功绩”，特在子龙塘边为他修建了一座“骆公祠”，此街又改名为骆公祠街。民国时期排满废祠，抗战时期成都市国民参议会曾设于此。1954年又改为和平街，展现出中苏两国关系友好的时代特征。
其实，无论朝代怎样更迭，街名怎样流转，“景勋楼”依然故我。府内原有三座超大花园，翠绿的竹林环绕四围，委实王侯气派。清末民初严氏父子买下这座庭院后，曾根据皇家档案馆的样式作过修缮，工期耗时逾10年，时断时续，终于1924年将其改建为今天人们可看到的“贲园书库”遗址。
贲园书库是一座石库状的建筑，长约二十米，宽约十米，整个建筑的风格中西合璧、大气厚重。基座的大象和祥云的浮雕已经风化，斑驳的青砖灰瓦也越发陈旧。书库中部的大门为满月形门洞，上方缠绕着肆意舒展的藤蔓。二楼为西式建筑特色的小阳台，上端有一匾额，用隶书题着“书库”二字。由于年代久远，匾额暗淡失色，表面翘起片片漆皮，“书库”二字虽清晰可辨，但已斑驳，历史印痕尽显。
那年月修建的贲园书库墙体约有半米之厚，屋檐下修有腰檐。书库四周都开有小巧精致的方形窗户，所有窗户都装有隔水板，二楼窗户上还设有气窗，以期防潮防晒，足见设计者的用心良苦。
贲园还有一层地下室，是为书库恒温而挖的。民国时期的蜀中硕儒，陶亮生先生曾这样描绘过贲园：“书库建在花园中，系楠木结构，高大宽敞，外石，通户牖，为石库状，冬暖夏凉。”言之凿凿，当年周围种植的两颗银杏，如今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枝叶扶疏，郁郁葱葱的绿叶笼罩下，满是灰尘和杂草的贲园更添了几许凝重的沧桑感。
历史上的贲园既是书库又是公馆。当年，严府建有三进三出的府宅和三个大花园。宅第古雅敞阔，园内花木扶疏，翠绿的修竹环绕在严家的四围。贲园书库就建在当年严家景勋楼的旧址上，系楠木结构，外砌石砖，高库内四壁有通气孔，空气流通，板壁上加一层铁皮，地板清丝严缝，不让湿气侵入，像一座牢固的碉堡。室内温度稳定，书架书柜全是楠木、香樟，可防虫防霉。
值得一提的是，书库长年雇有几位翻书工，坐在书库内，一年四季不停地，小心翼翼地专职翻书，以避免虫蛀、水沤、湿气浸润，甚而在每本书里，还要夹上防潮的专用纸。每当天气晴朗时，还将许多古籍搬到庭院的通风晾晒，以期降低纸张的湿度，这是川西平原的独特气候所致。经历了百年风雨之后，虽然贲园现在早已书去楼空，但它独特的书香气息，却不曾被淹没。
据说当年翻书工的聘用条件是定要文盲，他们只可翻书，不会看书，以免误事。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感喟：“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诚如斯言，那年月的读书人为求学问，“挑灯夜读”，“悬梁刺股”皆传为佳话，是经过了大磨大难后的真切寄怀。
严雁峰，巴蜀第一藏书家
贲园的主人严雁峰（1855年－1918年），本名祖馨，别号贲园居士，陕西渭南人，是近代著名的中国藏书家。清雍正年间他过剑门，沿着张飞古道入川，开拓盐业致富，并广储文献，弘扬儒学，终成藏书大家。
严氏曾就读于尊经书院(四川大学前身)，熟读典籍，涉猎甚广。初到成都府时，闻听尊经书院的大名，便决意报考。当时，由王恺运先生执掌的尊经书院有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概不收外省籍学生。但严雁峰生性聪明，慧根早熟，酷爱藏书，王恺运知道后尤为看重他的禀赋，认定是可造之材，遂收于门下。后来的严氏果不负厚望，成为清末蜀中学者和诗人。
严氏几代人经商，以盐业发家。严雁峰本人虽苦读于尊经书院，但参加科考屡试不第，遂从此专心收罗民间古籍，造福士林。1894年的甲午战争（光绪二十年）前夕，他进京赶考，并斥巨资购进大古籍，装运回川。途经西安古城时，巧遇一藏书家又有1000多部古籍出售，遂毫不犹豫地重金全部收进，回川后建藏书楼３楹，名为“贲园书库”。
此后，他再未踏入官场半步，而是潜心收藏古书，并以此为乐。到了晚年，他甚至变卖自己经营多年的盐业，用所得的数万元巨款购书。数年时间，严雁峰的藏书就高达50000多卷册。为了更好地保存这些书籍，他把书运到佛门清静之地，大慈寺和文殊院这两座寺庙暂存之后，买下和平街的景勋楼，将其改造为贲园。贲园之称谓，以“贲”字为园，取其“气势旺盛、诸事畅达”之古意。
如今，由于年代久远，我已无从考察清末时期的严雁峰先生照片，因为那个年代的照像机还是西洋舶来的稀罕之物，是利用镁矿石的燃烧来作闪光，胶片也只是单独一次拍摄一张，被西方传教士带进中国才不久。庆幸的是，张大千先生在贲园客居期间，画过一幅严雁峰图，作于1944年，为今人留下了可以缅怀的映象。（参见上图）
该幅画作上的钤印是：“张爰私印、张大千、林思进、清家翁”。作者落下的款识为：“雁峰老伯遗像，甲申四月张爰拜写，林思进题跋：（廖平撰文）”。这些钤印与款识中的人物皆为当时的蜀中鸿儒，其中的廖平更非等闲之人，是四川井研人，清末至民国时期学者、思想家。廖平一生治经学，融合古今中外多种学说，形成一套独特的经学理论体系，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雁峰先生还以刻书精善着称，纸质、字迹、印刷皆称上品，备受中外称誉。英国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俄国列宁图书馆均有其印本陈列，美国国会图书馆还专辟有“渭南严氏精刻善本书籍室”。贲园所藏珍贵的文献史料，可比肩于浙江宁波的“天一阁”，也丝毫不输四川江安傅增湘的“双鉴楼”，尤以远播海外汉学的史料着称，冠盖几家知名的国内藏书楼。
严谷荪，贲园藏书楼的传承人
严雁峰先生去世后，其子严谷荪（又称严谷声、或严谷生）花了几年时间，请人彻底整理书目。对于书籍的保护，他视为己任。子承父业，可圈可点。据说当年任何人，包括家人在内，如想进入书库，必须得到严谷荪的同意。为此，严谷荪还雇请了三位帮工，常年累月专门看守书库里的书籍。
据史料记载，严谷荪并非严雁峰之妻祝氏己出，乃过继族人之子为嗣。当年，严谷荪年仅20岁，但却继承了父辈的人生追求与理想，摒弃声色犬马，蛰居书库，在经学家张森楷先生等前辈学人的教诲和协助下，一心治学，并广集图书，持之以恒，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由于经营有方，贲园的藏书增加到了30万卷册，严谷荪本人也成为研究古籍文献和古代典章制度的专家，在鉴定古籍版本和书画金石方面颇有造诣。
贲园藏书十分丰富，善本颇多，许多学者在着书立说时都受惠于此。宋育仁撰修《四川省通志》、《富顺县志》，所据资料以贲园藏书为主。著名学者廖季平晚年精研不辍，许多时光都是在贲园度过的，他的珍贵手稿后来也留在了贲园。张森楷的《二十四史校勘记》、《四川省历代地理沿革表》等著作也是在贲园完成的。
严家还投巨资对其藏书精校精刻，使贲园成为当时古籍刊刻和传播的基地之一。著名学者龚向农、向楚二位先生曾对贲园所藏中国音韵学书籍进行校雠、整理，历经数个春夏秋冬，编成汉语音韵学巨著《音韵学丛书》，收录唐宋以来音韵学图书32种共123卷。为此，严谷荪聘请刻字高手汇刻后，携此书专程赴杭州就教于近代大儒章太炎，章先生赞赏之余，亲自为该书作序。这套丛书曾经参加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受到好评。龚、向二位先生也因此声名远播。
严家父子穷毕生精力，倾万贯家产，矢志搜集古籍文献。近至成都，远至北京、南京、天津，乃至日本的书商，一旦有了珍贵的善本、孤本，都千方百计联系贲园，把书送来。凡藏书者，无不以收藏孤本和善本为荣耀，而贲园所藏的许多善本一向为藏家所羡慕。《梦溪笔谈》是北宋时沈括的名著。民国时，人们知晓的最佳版本是宋朝的宋干道本，但这个版本有一定的缺失。到了明朝时期，出现了内容更为完备的马元调本，历代收藏家皆苦觅而难见踪影。这本海内珍本即为贲园所收藏，共计30卷。
1949年后，严谷荪先生曾被聘为川西行署特邀人民代表，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随后不久的历次政治运动及“文革”中，严谷荪先生饱受磨难，于1976年去世，终年77岁。如今，严家父子的坟墓已迁到银杏园，墓志铭上有一句话，道出了书库两代主人的藏书精神：“虽历经战乱，屡遭横祸，亦不屈不挠，宁舍万金，不弃一卷。”实在令人敬佩！
四川历代有重视修志的传统。从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东汉的《巴郡图经》到中国现存的最早讲究体例的方志、常璩的《华阳国志》，无不对此后中国地方志的修撰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而常璩的《华阳国志》还被梁启超称为“方志之祖”。
早年四川修方志之风很盛，或许与“山高皇帝远”的四川人恋乡情结不无关系。明末清初的战乱，各省大片土地荒芜，民生凋敝，百姓奉旨逃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奠定了现代四川，包括成都府在内的风俗与民情。正是由于大规模举家甚至举族迁移入川，各省百姓恋家恋根之心甚重，因此对族谱的修缮，方志的撰写甚于它朝。这些成因可以解读为何贲园藏书中方志与族谱尤显丰富。
除此之外，陕西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亦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问自明，陕西与四川自古相通，是为近邻，常有商业交易及民间往还。陕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体做法是“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臼其皮为界，施棚帐于内髅瓦砾之间”，自此之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县志》) 陕西人在成都的经商行道以典当、盐茶、棉织业等着称。比如清代33家当铺(《成都通览》载28家)，多为陕商经营。
作为贲园的主人，陕西的严氏父子家族便是以运销川盐而获得大利。但作为尊经书院的学生，王壬秋的高足，凭借与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等著名学者系同学之渊源，才有贲园藏书之洋洋大观，同时才有大量资金投入所辑的《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辑的“丛书”涉及经传、训诂、音韵学、中医药学等重要的文献。（上图为康熙年间房契，是迄今在贲园书库里发现的老成都最早的房产证）
据成都市内文殊院的老和尚告诉笔者，上世纪“文革”初期，严氏刊刻的“丛书”大约有3万多版片，皆为上等梨木或檀木制作，曾经保存在寺内，只可惜在“文革”中被毁坏······
（作者：桑宜川2014年1月16日初稿于加拿大温哥华枫林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