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应秋《脉学研究十讲》

序

    尽管中国医学某些部分披着浓厚的唯心的玄学外衣,但其主流毕竟是经过了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在其“五运六气”学说之下仍有其合理的内核,不应将其全部否定,也不可能全部否定,还要将其中合于唯物辩证法法则的绝大部分内容挖掘发扬之,使之成为我国最可宝贵的财富之一。为此,就必须痛下科学的研究工夫,按照毛泽东主席所说,在其丰富的文献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无知的我,如何能够胜任起这个任务呢?尤其是中国医学的脉学部分,更是瑕瑜互见很难爬梳,非亲身于医疗实践而富有经验的人,或于古代的脉学知识颇有修养的人,万难做好这个工作。我今日的“试航”,多少有些不自量力。
      有人说:“古医诊断疾病的方法,有望、闻、问、切四诊,检查脉搏是最主要。”(见《星群医药月刊·五期》陈公明著《脉搏在病理解剖学的地位》)我认为这话颇有商量的余地。因为诊断疾病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莫过于《周礼》,《周礼》中说:“以五气、五声、五色,胝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脏之动。”这明明在说“望”(五色)“闻(五气)“问”(五声)是主要的,“切”(参九脏之动)是次要的。按照人类的进化的规律，语言、嗅觉、视觉、听觉是人类较早相伴劳动而发生的，这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在有了疾病的情况下，最能表达病情的也是这些器官，直到现在，不管物理诊断如何发达，“望”“闻”“问”三者，仍然是中医学判断疾病的有力方法。因为病人的病态、色泽、泪、涕、涎、汗、粪、尿、血、痰等各种排泄物的多寡、浓淡、颜色,以及病人的自觉、他觉症状,大部分都可以由此分辨出来,通过分析而成为理性的认识,以判断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及病势。
     “切脉”对疾病诊断有间接的作用,在中医的脉学理论还不十分成熟以前,是决不居主要地位的。如《难经》中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而且《素问》中也肯定地说:“诊病不问其始,忧患饮食之失节,起居之过度,或伤于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能中病?妄言作名,为粗无穷。”这就是说,不要病人仔细告诉你症状,考查其原因,仅凭切脉是为害匪轻的。这也说明,单凭切脉的主观认识,不但不能判断疾病,而且流弊还很大,可见“切脉”在诊断方法中不占主要位置。今日研究中国医学,尤其是研究中医脉学,这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凭脉断证”的观念,大约从《难经》成书的时期便开始了。王叔和的《脉经》出世以后,“凭脉断证”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便越发茁壮起来。不仅没有发扬葛稚川确认病原体致病的辩证唯物精神(葛稚川说:马鼻疽乃因人体上先有疮而乘马,马汗及毛入疮中引发;沙虱病,乃因沙虱钻入皮里引发),即对张仲景的“平脉”“辨证”“论治”的方法论亦置而不谈,只是一味地割裂而片面地发展着凭脉断证的主张。
     由于中医的部分理论中途走向了唯心论的道路上,一些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变化的学者,尤其是赵宋以后的一些学者对中医学理论的认识,一贯停止在旧阶段中,理论研究的思想方法离开了临床经验的实践检验,于是对整个中医理论的研究始终不能脱离“五运六气”的圈子。即以“脉学”研究而论,不从“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在体为脉,在脏为在色为赤”这些比较接近科学的抽象出发,于临床应用中逐渐地深化,从而证实心脏、血液、脉搏休戚相关的联系,依据其客观现实来发展其理论,反而主观地随口大谈“肝脉”“肾脉”的空洞理论,致使千百年来部分中医走向“凭脉断证”这条主观主义的道路。所以不从实践中去认识理论、发展理论,是“中医科学化”前途的绝大阻碍。
     “中医科学化”须得有西医的帮助,这是正确的,但帮助决不是偏袒和姑息。近来见到医药书刊上有个别西医同志说:“古医按脉治疗疾病的原理,他的基础是建筑在帮助身体的自然疗能以《伤寒论》的疗法,是以脉搏的异常来做标准的。”(《星群医药月刊·五期》)有的说:“在古代的中国医学虽然没有如现代的物理学识,可是他们描写脉搏现象,亦颇合乎现代法则,其不同处,只是'术语’上的不同和认识上的粗略而已。”(见《中医药进修手册·第一辑》)我认为这些说法缺少了批判性,事实上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根本不是单凭切脉,而是还有其他的几个主要的诊断方法,何能说中医只是“按脉治疗”呢?按脉治疗只是个别中医的做法,尤其是张仲景更不提倡按脉治疗。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髡,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管窺而已”,从而创造了在临床上“病”“脉”“证”“治”系统全面的诊疗方法。如《伤寒论》中说:“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都说明,张仲景是以“辨症”为主而“平脉”次之。又如:“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何为“温病”、何为“风温”,都是以证候表现为条件来分析的。只要证候具备,甚至不平脉也可以施行治疗。如《伤寒论》中说:“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当然,《伤寒论》中偶有按脉治疗或凭脉断症的记述,但十之八九都不是出于仲景,这一点前人早有定论。
     正因为中医学缺乏现代物理知识,对于许多脉搏现象的观察不免有些繁而无当的弊病。即以“促”脉为例,《脉经》中说“数中止”为促,高阳生在《脉诀》中说“寻之极数,并居寸口”为促,照此说法,所谓“促脉”除至数增加外,桡骨动脉的搏动部要较通常部位移向手掌一端才叫“促脉”,但这样的描述没有临床作依据，临床很少见到有这样的事实,这样难于切合实际的脉象只好留待研究了。然而某些同志解释说:数止为促,大概是脉搏快到了数不清的程度,则称为促脉(见《中医药进修手册·第一辑》)。“数止为促”绝不是“脉搏快到了数不清”的意思。假如不肯纠正古文献中的一些错误认识,不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进行整理而加以重新认识,这就诚如斯大林所说,“离开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空洞的理论便是不科学的。
     总而言之,中医的脉学,有其合乎科学的部分,也有其不合乎科学的部分,我们要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原则对中医脉学进行研究、认识、改造、实践,即研究中医脉学要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揭开其玄学的外衣,接受其合理的内核,既不是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与孔之见,也不能逐一逐二地按照科学理论机械地去作对照,因为中医学理论并不全都是科学的。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来,中医师在人民政府英明的号召之下都积极地要求进步,对于古老的中医学都愿意重新认识,衡以科学的评价。
     我是中医界中同样有这些要求的一员,只是才力薄弱,不自揣量,草拟了这册《脉学研究十讲》出来,不用说,距离实际合用至少还有十万八千里,这不过是我大胆的尝试和初步的探索。我在十年前曾写过一册《仲景脉法学案》,现在看来,那也是错误百出的，希望从我这册研究草稿中,对那本“学案”有些纠正。我怀抱万分热望,要求中西医先进给我严格的批评和指正。只有在大家的批评和指正下面,才能更正确地达到批判继承的任务。
任应秋
1952年2月苏联建军节
于江津寓所

《脉学研究十讲》整理说明：
      《脉学研究十讲》为任应秋早期著作。在任应秋先生青年时期,以“中医科学化”为己任,因其1936~1938年在上海读书期间,曾受诲于陆渊雷先生,对其“主张治中医宜积极吸收西学”之谈大加称允遂效其法,在那一时期所著的《仲景脉法学案》为其“中医科学化”观点的代表作。而成书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脉学研究十讲》,仍为“中医科学化主张的著作。
     在《脉学研究十讲》中,任应秋先生尝试用现代医学理论来解释脉搏的生理,用批评的眼光来分析“寸口脉分主脏腑”。其提出“以间接揣知疾病的具体趋势,自古以来,都要四诊合参,不可单凭切脉”,对一些不合理的机械脉法论予以否定。任应秋先生推崇张仲景,认为“《伤寒论》《金匮要略》是对诊断和治疗相互结合的实况实录,两书中对每一类病症,都叫作病、脉、证并治,决不类于一般凭空臆说的脉书。也即是说,张仲景平脉和辨症是并重的,是相依为用的,他决不孤立地武断地仅凭脉而神乎其技。”认为张仲景的脉法中对病机的转变、治疗方法的确定、预后的预测非常有实际意义。
     本次整理,未对原文进行大的修改,只是根据现代出版规范纠正了个别用字。此书的出版,主要是展现任应秋先生早期的学术观点,使读者能够全面、立体地了解其学术体系。
整理者
202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