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的三元钱

文/ 王秋华

经过五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锻炼，1974年8月公社推荐我到唐山地区（校址在昌黎县）卫校上学。

1975年元旦，学校放假两天，我决定利用这两天时间回老家看望爷爷、老叔和老婶。

当时我家只有爸爸一人工作，收入不高，因此留给我每月的生活费比较有限。于是，我留下购买返程车票的钱，用剩余不多的钱为爷爷买了点心，为堂弟、堂妹买了一些糖块。早饭后，我乘坐昌黎开往卢龙的敞篷班车，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和寒冷，来到卢龙县王各庄。

踏上家乡的土地，倍感亲切，见到多年未见的亲人，顿时驱散了身上的寒冷，异常兴奋。爷爷和老叔不停地询问我爸爸、妈妈身体状况，问我下乡期间和在卫生学校的学习情况，我均认真诚实地一  一回答。当爷爷听到我下乡期间做出成绩以及在卫生学校学习时，欣慰地说：“你是我们老王家第一个“郎中”呀”，一个劲夸我有出息。

我和爷爷、老叔见面非常亲切，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已近中午，老婶把饭菜端了上来，咸肉熬白菜，大葱炒鸡蛋，秫米豆干饭。老婶让爷爷、老叔和我先吃。我知道老婶是想等我们三个人吃完后，她和堂妹堂弟再吃，这是对我这个远道来的亲属重视和礼让。我从堂妹堂弟的眼中看出，他们也饿了，也很想吃饭。我也知道，在这个贫困的小山村，这已是最好的饭菜了，而且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到。于是我对老婶说：全家一起吃吧，如果堂妹堂弟不吃，我也不吃，在我的坚持下，一家人围坐在了一起。爷爷端起了白薯干酒，老叔高兴唱起了喜爱的皮影戏，一满屋子充满了欢声笑语。

欢乐的时光总是逝去得飞快，第二天我要返校了，离开时难舍难分，老婶把炒熟的花生和白薯蔫（蒸熟的白薯晒成的干）放进我的挎包。老叔从炕旁的柜子里拿出三元钱递给我，对我说：“家里只有这三元钱，俗话说：穷家富路，别嫌少，你带上吧！在学校肯定用得着，我们在村里用鸡蛋换点必需的东西也可以过日子，但你在外面没钱可不行。” 我在玉田团成公社下乡期间，深知山区社员的贫困状况，一个工不到几毛钱，甚至有的村不到一毛钱，辛辛苦苦干一年，分不了多少钱，扣除粮食和烧柴，有的还欠生产队的钱，养鸡下蛋舍不得吃，用于到小卖铺换咸盐和点煤油灯的煤油，一年到头看不到钱，老叔一家人就属于这种情况。所以我一再推辞，最后老叔用力把三元钱塞进我的兜里，不准我再掏出来。我知道，老叔拿出来的这三元钱就是他家的全部积蓄呀，此刻感动得我热泪盈眶，忍不住一滴一滴流下来，只好悄悄地背过脸擦拭。我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好好地报答老叔一家人。

1976年8月我从昌黎卫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唐山工人医院妇产科工作，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我每年都给老叔寄钱，从开始的十几元，几十元，到几百元。在北京为女儿看孩子期间，我专门把老叔老婶接来北京，带他们参观故宫，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瞻仰毛主席遗容等。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爷爷早已去世，老叔老婶已经八十多岁了，但他们和许多勤劳朴实的农民一样，只要身体允许，总是不停地在田间、在自家的小园劳作。为此我和妹妹一同出资，为他们在院里打了一口深水机井，解除了他们吃水和浇园的辛劳。

在我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女儿也很孝顺，经常打电话问候老叔老婶。尽管女儿也知道经过改革开放，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高，但山区与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过年过节都给他们寄一些钱，孝敬两位老人。

我欣慰地看到，良好家风，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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