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结识的几位下乡知青 文/张宝华
20世纪60年代，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农民，在大队任团支部书记。我老家是迁西县崔家堡子公社凿子岭村，到我村的下乡的知青有龚继勇、高振才、张连海、董森、刘文学等人，他们都居住在生产队队址，饲养处隔壁。每个人都是朝气蓬勃的有志青年，大概只比我小三四岁，可他们却很懂礼貌，从不说粗话或骂人，并且懂得入乡随俗：在农村，见到任何人，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也不直呼其名。岁数大一点儿的则称呼叔叔、大伯、哥哥；女的则称呼大娘、婶婶、姐姐。比如我是老四，他们便称我为四叔，对我格外尊重，有什么问题都愿意找我商量；对他们的邻居钱文志老两口，则尊称呼四爷、四奶。与他们相处的时间长了，彼此间就像家人一样，到我家非常随便；其中，有个叫张连海的知青，既勤劳朴素，又风趣幽默，很爱说笑话。和村里的青年农民感情融洽、亲如兄弟成了很好的朋友。
知青们把城里的生活习惯带到了农村，比如：早晨刷牙、大便后用手纸擦屁股、穿时尚衣服、演奏乐器、哼唱着革命歌曲。这些都让村里的农民产生了新奇感，给小小的小山村吹来了一股清新、文明之风。许多农民小青年也都向他们学了起来，知青们也学着农民的样子干起了农活，时间长了，他们的手上也磨出了老茧，把自己真正融入农民大众之中。在艰苦环境下与群众相结合，锤炼了意志、锻炼了体魄、提高了素质、完善了人格。
他们大多数是在唐山大地震前回城的，其中，只有董森不幸震亡，其他人都有幸生存下来。董森的逝去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他与我村的美女素兰姑娘两人年龄相当，大家都认为他俩挺合适，有人已经给他俩撮合得差不多了，可董森调回市里。如果当初他答应了这门婚事留在迁西，一定会有很好的归宿。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刘文学到吕家坨矿上了班，以后再也没能和他谋面；高振才开起了出租车，那时候，出租车还很少，他的车也就是一辆小双排座。有一次，我到百货大楼买了一台洗衣机，刚买好后，恰好看见高振才开车过来，我们就像好久不见的亲人一样，异常兴奋，相互问好，嘘寒问暖。他还像在村里一样称我为四叔，并执意用他的小双排座汽车把洗衣机给我送到家里；张连海回城后，在汽车客运站当起了司机，正好是跑唐山至上营那条线，天天在我们村路过，见到了村里人总要热情地打个招呼，由于他的工作有这个便利条件，经常给村里人捎这捎那。此外，他还为村里人办了大量好事、实事，比如带村里的病人到市里医院看病……深受群众好评。
1973年9月，我从崔家堡子供销社调到二拨子公社当了党委副书记。听到群众议论最多的事，就是西寨村的知识青年刘增志勇救落井儿童的感人事迹，在那个十来岁的孩子不慎落井的危急时刻，刘增志毫不犹豫、奋不顾身，立即跳到井里把孩子救了上来，那个儿童是村民刘文淑的弟弟，全家人见到孩子得救了，非常感动当刘他们拿出钱来对刘增志表示谢意时，刘增志则淡淡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要是拿了你们的钱，我成什么人了!还能在咱们村里待吗?”广大群众对他这种高尚的品格交口称赞!
王友梅也是西寨大队的知青，她是高中生，性格开朗，思维敏捷，帮村里办广播、搞宣传，比较活跃。她朴实善良，人缘极好。在村里，她跑过山(林业队)、掏过粪，喂过猪、教过书，干活不让须眉。她是1974年底回城的。她家在古冶林西住，她妈妈是开滦医院的医生，开滦给退休职工的女孩子换工，她接妈妈的班，在医院当了护士。她最大的优点就是好学，最后考上了主管护师。村里的乡亲们看病找到她，她总是热情接待，亲如一家。退休后，她又帮孩子们办诊所，开展社区服务，为群众解除病痛，深受群众欢迎。在众多女知青中，她绝对是个佼佼者。
杜庆丽，她是二拨子公社米峪口村的天津籍女知青，她长得人高马大、五大三粗，她性格外向，办事利落、为人诚信、善于交际，称得上是个女汉子。回城后，她在天津某企业干起了销售工作，其销售业绩总是排在前列，深受领导的器重和群众的好评。
杨荣昌，笔名阳刚，他是我现在的好邻居。由于我们俩都爱好写作，经常在一起切磋写作技巧，是文学艺术把我俩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成了挚友。1968年，才刚满16岁的他，从唐山十五中初中毕业，当年12月下乡到迁安县杨各庄公社杨各庄大队，当时就当上了知青队长。他始终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上山下乡，认为年轻时多吃些苦，多经受些磨难，是一种宝贵的人生财富。他常说：“年轻的胃就是为了消化艰难。”下乡几年，他以苦为乐，被乡亲们称为“最像样的知青”。山区农村的艰苦生活和辛勤劳作锤炼出了一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他曾作为优秀知青代表，出席了迁安县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
回城后，他抓紧点滴时间搞业余文学创作。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作家协会，在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了几百篇文学作品，部分作品获奖。
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真实故事，就是我眼中的知青，他们的事迹令我记忆深刻，并时刻在激励和鼓舞着我，以他(她)们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向上向善，努力工作，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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