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巨子改革先驱——郑观应传
据《中华读书报》报道，近日，中华书局推出了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文集——《郑观应集》，《郑观应集》全书共八册，为中华书局的“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的一种，是目前收录郑观应改良思想著作最为全面的文集。《郑观应集》收录了郑观应关于改良思想的全部已刊著作，包括《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救时揭要》、《易言》、《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等，附录详细的生平资料和编者根据多年研究成果编纂的郑氏年谱。
1936年，延安。毛泽东正和美国人斯诺兴奋地聊起少年往事，为了读一本奇书，“在深夜里把我的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到灯光”，正是它，“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多年后，毛泽东在改天换地的革命中仍不能忘却的这本书，正是《盛世危言》。
他写下《盛世危言》，阐述富强救国的梦想；他主张“商战重于兵战”，强调“有工以翼商”；他既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战士，又是豪情万丈的诗人。他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民族工商业家、伟大的爱国者和启蒙思想家——郑观应。
郑观应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齐，又号居易、杞忧生、慕雍山人；别号待鹤山人；道号虚空、通济、一济。1842年7月24日生于广东香山（今中山）雍陌乡。1922年6月14日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郑观应“世居澳门”，自幼受欧风熏陶。他17岁赴上海学艺经商，在19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中脱颖而出。先后出任中国第一个国营电报局（津沪电报局）、第一个近代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近代机器织布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第一个近代钢铁厂（汉阳铁厂）和华南第一条铁路大动脉（粤汉铁路）的企业领导人或项目负责人（总办、会办或帮办），且大都是开山掌门之人。他提出了以商战救国的理论并毕生努力实践之，“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厄。”显赫的商界履历，让他在100多年前名震天下，一言一行便可震动晚清商界。然而，他死后获得的头衔，却是“启蒙思想家”，因为他还是近代中国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改良主义先哲，是宣传民主科学的思想先驱，是中国近代伟大的爱国者。
18世纪以来，广州、澳门成为中外贸易重镇，鸦片战争以后，洋商一批批地来，郑观应家的亲朋好友，也一批批地成了上海的买办。叔父郑廷江在新德洋行、亲戚曾寄圃在宝顺洋行、姻亲唐廷枢后来成为近代知名工业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的总经理，世交徐润一家也是著名的买办。一个人读书的成就，需要靠自己努力；但读书的环境，往往是天生的。据说，郑观应的爷爷，这位广东香山的老人，年轻时“不屑以寻章摘句为能”。熟悉历史人物传记的人知道，这其实是科举不顺的隐讳说法。郑观应称他的父亲“夙承家学，读书过目成诵，藏书颇富”，可是，也没有取得功名，只成了一个村塾的教师。科举的梦，在郑家渐渐无奈地淡了。
1858年，17岁的郑观应在科举之路上作了最后一次尝试，依旧落榜，他无奈只有弃学从商，赴上海投奔叔父，进入宝顺洋行当学徒，将来好当买办“出人头地”。作为买办，第一门基本功就是英语，郑观应把两年学徒的收入全花费在学习英语上。1867年，英商宝顺在和美商旗昌的激烈商战中败北，宣告破产。这一年，郑观应开始用洋场中学到的商业经验，自己创业。他办过茶栈，经营过轮船航运，投资过盐业，最后终于成功走上买办之路，到英商太古轮船洋行任总买办。
在旧中国，买办并不稀奇，鸦片战争前后到解放前的100多年里，大大小小的买办，成千上万，郑观应资历虽老，地位虽高，财富却和他们中的大腕差得很远。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条极其重要，那就是郑观应有着太强的书生气质。对于商人的财运来讲，书生气质实在是一个致命的弱点。
郑观应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时，本该是他拼命搂钱淘金的机会，可是，他却把宝贵的时间，拿来“不务正业”：写书。
1873年，郑观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救时揭要》，收集了他发表在报刊的政论文集，以“大声疾呼，唤回醉梦”，“良医救世，对症立方”，提出了“以法治国”，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治国方略，但仍是圣贤教诲、积功积德的老生常谈。而1880年，郑观应再接再厉，又出版了《易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改革战略构想，提出了解决中国根本问题的两大出路：一是变法，“由今之道，变今之俗”，二是全面“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
在近代中国，林则徐和魏源是最先抬眼看世界的人，但他们对西方国家的现状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缺乏研究，也没有提出系统的应对策略。与他们不同，郑观应对世界历史的深刻变化和世界格局的最新演进已有深刻的认识，要求中国要直面世界各国各方面相互往来、相互依赖的新形势，以主动精神投身于国际事务。只有在思想上抛弃“上国”、“夷夏大防”等与世隔绝的陈旧观念，识时务地把自己摆在“万国中之一国”的地位，才不至于在建构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孤立无援，独受其害”。
在《易言》中，郑观应提出了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途径在于尊重国际法。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中，各国借以相互维系安宁和睦的法宝，便是共同遵守的“国际公法”，中国应该利用公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对于中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按照国际公法加以修订。同样，中国应该派遣使臣，会同各国使臣，共同将中国律例对照万国公法，一一加以订正。他的主张，被后人称为“中国融入世界的最先觉悟”。
郑观应身为洋行买办，却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他对西方侵略者的抨击不仅比清廷高官更为大胆，也更全面和深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洋人“通商”和“传教”是两端，前者为谋取暴利，后者要征服人心，因此力主抗争。郑观应在自己的书中愤怒地写道，“庚申之变（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他认为抗争的重点在外交和军事上，引进西方武器要把最先进的买到手，及时掌握科技发展的新信息，还要自行研发，力求“标新领异，进而弥上”，否则中国只能永远“望其项背”，而不能“夺其所恃”。当时郑观应的老板是英国人，但他却毫不避讳地设计了一整套抗击英国的方略，“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微软、英特尔、可口可乐的中国区总裁，出书痛骂西方公司的经济入侵那将会产生怎样的轰动效应？
有《易言》在前，郑观应随后从英商太古轮船，跳槽到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就不难理解了。1882年，上海轮船招商局成立，李鸿章邀请郑观应担任帮办，而太古轮船洋行则以特别优厚的待遇不放他走，两者是竞争对手。郑观应十分反感清廷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僚们善听谗言、不问是非、调济私人的衙门作风，但加盟招商局有自己实现振兴民族工商业理想的机会；他对洋行言而有信、按合同办事感到放心踏实，但又不能眼看着中国企业输给外商。最终，他选择了加盟招商局，倾力协助总办唐廷枢，让中国的民族工商企业与外商一争高下。
加入上海轮船招商局，是郑观应从买办转化为民族企业家的关键一步。郑观应上任后，招商局正与怡和、太古两家外国轮船公司进行白热化的价格战。在他的讨价还价下，历时两年谈判，三家公司签订了6年的“齐价”合同，成功摆脱了招商局的困境。李鸿章赏识郑观应在企业经营上的卓越才干，任命他为招商局总办。
随着招商局、开平煤矿的业绩日渐好转，引发了民间对民族工商业的投资热情，催生了中国的股票业，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平淮股票公司应运而生。郑观应首创的通过报纸广告来招商集资的方式，在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成为时髦。1883年，上海滩掀起一场狂热的“股疯”，“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降替也”。到了年底，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波及到上海，商号、钱庄像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倒闭，胡雪岩、唐廷枢、徐润均宣告破产。1884年，郑观应背负巨额债务，黯然离开了招商局。
1885年前后，郑观应因内部政治斗争问题在香港被拘，最后，他按“西例”宣告“破产”，变卖原存太古洋行的家具、出让股权等方式，才使债务纠纷得以解决，他本人也获自由离开香港。将近一年的被拘生活使郑观应身心遭受巨大打击，从1886年起，郑观应“脱累归里，杜门养疴，日事药炉”。此时，郑观应失意商场、落败官场、贫病交加，痛定思痛，翌年他即着手辑著全面阐述自己的改良变革主张的煌煌巨著《盛世危言》。其间，郑观应蛰居在澳门的郑家大屋里，直至1891年，在朋友帮助下，他谋得开平煤矿粤局总办一职，才再次复出。
1894年春，郑观应撰写完成巨著《盛世危言》，立刻震撼朝野，吹响改革变法的号角。郑观应点破人们所粉饰的“太平盛世”的虚伪性，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在于：“彼崇新而强，我泥古而弱。处二十世纪之时，行十九世纪之法，何异冬葛而夏裘，岂第贻人之讪笑！”
《盛世危言》洋洋三十万言，主旨是富民强国和社会改革，涉及面非常之广。如政治上实行改革，变专制为君主立宪、实行新闻自由、设立议院、选举官吏和议员；经济上以商立国，筹集资本，加速周转，改进技术，降低消耗，加强市场竞争能力；教育上主张废科举，办学堂，提高国民素质，培养高级人才；军事上“应一律仿西法操选”兵将训练、战略战术和更新兵器，军官须经军校及培训军地两用人才；外交上修约谈判；财政上的预决算和开源节流；社会生活上男女平等，妇女受教育，慈善福利和流民犯人改造等------郑观应以开阔的世界眼光“洞见本原”，诊断中国的“病根所在”，石破天惊地提出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唤醒了千百万沉睡的灵魂。
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大多数主张是在19世纪70－80年代提出的，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一时间。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全面学习西方的国策，而郑观应开出的强国之方是“当今之世，非行西法无以致富强”；明治维新选择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郑观应倡导中国应建立“君民共主”制度，立宪法、设议院，选举官吏和议员；明治维新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发展，郑观应呼吁中国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并且对“官督商办”体制率先提出批评；明治维新大力发展义务教育，强调实业教育，大量选派留学生，郑观应主张“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才”，他期盼中国“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有所教”，以及“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强调对留学归国者“优奖录用”；明治维新在司法方面订立法国式刑法、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以及美式商法，郑观应主张中国应该打破与与世界隔绝的观念，利用“国际公法”维护自身权益，并根据国际法修订本国律法，摆脱“孤立无援”之境------
今天阅读《盛世危言》，郑观应的很多主张依然让我们心潮澎湃。他强调舆论公开的重要性，认为办报纸是个好办法，“政府兴革之事、君主宰相之行”都让报馆照录，让民间议论，使民众知晓；他批评“保举”和“易地服官”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认为“保举”最容易产生贿赂等官场腐败，“易地服官”不易了解地方民俗，与人民缺乏感情，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公举”、“公选”，可以“安百姓”、“利地方”；他还提出对官僚队伍实行退休制度，通过立宪法和设议院把国家从“私产”变成“公产”，实行权力制约，“昏暴之君无所施其淫，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盛世危言》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最具震撼力的巨著，它显示了对时代变化的敏锐洞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直言无讳的勇气，一经出版，便被誉为“医国之灵柩金匮也”，“世之不达时务者如闻晨钟暮鼓”。《盛世危言》最早的版本刊行于1894年春，以后陆续印了二十多版，风靡于清末民初，在日本和朝鲜也有译本。这部著作直接影响了戊戌变法运动，光绪皇帝曾命总理衙门特印2000部供京都大臣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提的改革建议，显然受到此书的启发。历史学家说，“毋庸置疑，郑观应是维新运动的思想先导。”晚清统治者要是多听听郑观应的“盛世危言”，20世纪创造亚洲奇迹会不会就是中国而不是日本？那么，中国将提前富强几十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慈禧等清廷既得利益者只想赞“盛世”而不愿听“危言”，还是不能觉悟，更不愿推动真正的改革，以致将中华一步步拖入到亡国危机中----
抚时徒抱杞人忧，托迹天南愿未酬。
海上长鲸犹跋浪，云中孤雁又惊秋。
穷边只说传书定，前席偏烦借箸筹。
独立苍茫搔首望，峰烟满目不胜愁。
——郑观应《次彭宫保师海南军次秋兴二十四章原韵》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8月20日，法国军舰偷袭马尾岛，由于中国方面的指挥失误，福建水师的11艘军舰，19艘运输船，在一个多小时内顿成火海，几乎全部灰飞烟灭。1884年秋，彭玉麟率军抗法，驻节广东，一介书生郑观应不顾李鸿章的反对，坚决辞职奔赴前线，帮办湘军营务。不仅如此，郑观应还曾深入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侦探敌情，企图袭击法军在东南亚建立的补给基地。他更向彭玉麟请求，想亲自带兵千人，投身战斗。这样的举动绝非纯粹商人所为，只能发生在郑观应，这位做着千古文人“议政谈兵梦”的热血书生身上！
1903年，61岁的郑观应出仕广西左江道，他终于等到了一展政治抱负的天赐良机。他一出手就干了几件大事，剿灭横州土匪、在南宁倡设巡警、做了几个木箱挂在衙门前加强“基层民主”，将书院改成学堂，慷慨解囊以资相助。 只是，老天爷并没有让这位书生兴奋太久。很快，郑观应在广西官场的政治靠山王之春被革职，他也只得随之辞职而去。晚清南宁官场的这场“郑旋风”，前后只有短短的40天。人生识字忧患始，从骨子里说，郑观应依然是个书生，他注定一生经商不成，做官也不就，终生“一事无成”！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郑观应继续在上海、广东等地从事工商实业，当过轮船招商局董事、开平煤矿粤局总办等职务。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建立名为共和实为独裁的专制统治，甚至发展到倒行逆施、复辟帝制，年届80的郑观应对窃国称帝的袁世凯异常愤慨，斥之为“民主独裁之专制”，并针对袁世凯复辟专门作诗谴责。
古今尧舜华盛顿，
择贤禅让名不磨。
欲救万世家天下，
强秦洪宪今如何？
——郑观应《专制叹》
在这首诗中，郑观应将美国创建民主共和体制的华盛顿比作中国古代的尧舜，而把复辟称帝的袁世凯比作暴君秦始皇。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晚年的郑观应已经抛弃自己原先赞成的君主立宪的观点，转而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
一位真诚的思想家，所承认所信奉的只有真理，在这一点上，年届八旬的郑观应依然在与时俱进，依然那么愿意接受新鲜事物，依然还是那么年轻！
1922年6月14日，郑观应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这位昔日的买办，以他的资历和才能，身后居然没有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什么金钱和财富。
但是，郑观应还是留下了一些东西，他留下了警时醒世的《盛世危言》，唤起了中华民族一代代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为国家的富强奋斗：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
与郑观应同为香山县人的孙中山，比他小24岁，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正值郑观应在澳门郑家大屋编写《盛世危言》。孙中山素仰郑观应的维新言行，常趁自港返乡经澳之际登门求教，两人相谈甚欢。1889年，孙中山在郑观应的影响下，撰写了第一篇议论时政改革的文章《致郑藻如书》，并由郑观应代为转交。1891年，孙中山写了“以农为经，以商为纬”的文章，经郑观应修改后以“农功”为题辑入《盛世危言》。1894年，孙中山写了《上李鸿章书》，其内容即为后来《建国方略》中《实业计划》的雏形。郑观应亲函洋务大臣盛宣怀，请他荐孙会李，但孙中山终究没见到李鸿章。后来，孙中山走上反清道路，致力于建设民主共和新体制。
郑观应的改革变法思想，同样影响着毛泽东。1936年，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起他少年时读郑观应的书所受的影响：“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为中华独立富强奋斗，恐怕与郑观应的启蒙不无关系。
时运不济的郑观应生前没有完成自己“商战救国”的大业，连招商局的外洋航线都没能保住，他当时的理论在今天看来当然也有局限，但他依然无愧为中国近代杰出的民族工商业家、伟大的爱国者和启蒙思想家，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之一。就如今天我们早已知道地球和太阳都不是宇宙中心，但我们却依然崇敬推翻地心说，宣扬日心说的哥白尼一样，我们今天纪念郑观应先生，因为他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从事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民族工商业界先驱，因为他的学说和实践闪烁着真理的光芒，代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梦、强国梦的探索者和践行者。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新征程，《盛世危言》又被国内十家出版社排印再版，今天中华书局再次出版全套《郑观应集》，这都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郑观应这位伟大先驱者的学说、他的勇敢探索和实践，现在依然没有过时，因为他为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树立起了一面历史的明镜！
伟大的爱国者和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先生光耀千秋，永垂不朽！
写于2014年2月16日19:44，修改于2月18日1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