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习一弊疏 》白话文解释
孙嘉淦(清)
向皇上启奏,勉力竭尽本人的愚钝思虑,希望能有所助益于圣明:
下臣我原本极其愚钝,承蒙皇上的圣明恩典,委我以风教纲纪的重任,日夜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希望能竭尽思虑而偶有一得,能为您的高明深遂的思想增添万分之一的光彩。每个月来,认真阅读皇上的指示,您的仁慈爱民的心胸、仁厚宽松的政治,诚恳亲切、周到细致,臣子和老百姓心里所想而不敢说的,皇上早就付诸于实行了。仁心仁政本来就已经在实行了,以我的愚钝更加就没有什么可说,而勉强还想说点什么的话,只是针对皇上的心罢了。皇上的心,仁德待人、至孝待亲、诚信为公、敬事上天,明理、宽厚、思虑精纯而全面,哪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而我居然还有话想说,正是在皇上用心纯厚、政事完善的时候,私下里杞人忧天、做些预防而已。
国家安定与动乱的周而复始,就象阴阳的变化运行,阴到了极点就生阳,阳到了极点阴开始生发。事物旺盛到了极点的时候,一定是反面开始出现的时机。这种迹象藏伏得十分幽微难辨,人们通常不能发觉,到了它很明显的时候,已经积习深重而难以改变。这里面就有三种习气,不能不小心警惕。
君主的仁德清正,臣子就会衷心佩服而颂扬;仁厚的施政措施推行了,老百姓亲身受益就会心怀感恩。说一句话就朝廷内外都颂扬圣明,颁布一条政令就举国上下都赞美歌颂,臣子和老百姓主观上并不是故意奉承阿谀,但君主的耳朵已经听惯这些好话了。耳朵被这些赞美长期调教,于是凡不是赞美就不顺耳。所以刚开始是对提反对意见的人不满,接着就讨厌那些朴素内敛不善辞令的人,久而久之,连赞扬得不够精妙得体的也觉得不爽了。这就是耳朵习惯了听好话,喜欢阿谀奉承而讨厌直言不讳。
主上越聪明,下人越愚笨;主人越能干,下人越畏缩。小跑前进、低声下气的,使个眼色就来了;脱了官帽、叩头跪拜的,开口一叫就来了。对臣子来说这是严格遵守礼法,但是主上的眼睛已经看惯这样了。眼睛被这些献媚的情景长期调教,于是凡不献媚的人就反感。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排斥那些不礼貌的,接着就疏远那些遵纪敬畏的,久而久之,连侍侯得不够灵活轻巧的也觉得很不恭敬了。这就是眼睛已经习惯了讨好行为,喜欢柔和顺从而讨厌刚正耿直。
诚恳敬业地学习治理天下,世面见多了也就觉得这些事没什么了不起,于是认为自己很高明别人很差劲。小心翼翼地办理天下的事务,经历时间长了也就觉得没有什么难处,于是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凡、天下事都很容易。问别人听不到自己的缺点,自己看也找不到什么过失。于是,不管是什么欲望,都以为合情合理;号令一出,都要立刻就去执行。这就是心已经习惯了良好的自我感觉,因此喜欢顺从而讨厌违抗。
这三个习惯养成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弊端。一个什么弊端呢?就是喜欢小人而讨厌君子。
要拔擢君子、摒弃小人,这个道理难道只有古时夏
商周朝时才知道吗?即使是末世的君主,谁不知道要任用君子呢?况且,凡是自以为高明的君主,都认为自己的大臣很贤良,有哪一个不认为自己用的人一定是君子而绝对不是小人?而最终还是形成小人拔擢、君子疏离的现象,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君主用人只看才能不看品行。
品德是君子独有的特性;才能则是君子和小人都有的,而且在小人那里往往显得更强一些。口才方面,君子往往内敛含蓄、辞令无华,而小人则伶牙俐齿、奉承讨巧,这就与耳朵的习惯投了缘。办事方面,君子往往显得笨拙呆板、慢条斯理,而小人则手脚麻利、灵活迅速,这就与眼睛的习惯投了缘。即便是检查工作考核评比,君子也是专心致志办事情而以称功劳为耻,小人则琢磨主上的喜好,把心思放在如何展示勤勉能干,这和心理感受的习惯投了缘。小人凭借自己的才能,琢磨着怎样投合君主,君主沉湎于自己的耳目习惯,不能发觉他们的意图,仔细听感觉每一句话都很顺耳,认真看感觉一举一动都很顺眼,多次考验感觉他们的能力都很合乎心意。于是,不用邀约,小人们都凑集到了身边,不用驱逐,君子们都远离去了。那么,到了小人聚拢君子散离的境况,它的后患难道可以简单说得清楚吗?探究根本,都是被这“三习”所遮蔽而成。治世或是乱世的关键所在,几千年来都基本相似,可以因此推想而知。
我们的皇上圣明在上,就象正午的太阳一样兴盛强大,年长德高的人都得到了任用,贤良优秀的人才都受到了重视,不仅是没有前述的这些问题,甚至连那些不良习气也没有。然而我正是想在这种习气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说这番话,如果等到万一养成了习惯,那么即使知道了也没有人敢说,或者即便说了也听不进去。现在想提早免除这三种习气,永远杜绝这一个弊端,不在于外力,只在于内心,所以我想针对皇上您的心里说点事。
俗话说,“人不是圣人,谁能够做到没有过错?”这话还不够全面,圣人难道就没有过错了吗?只有圣人能做得到事后知道自己的过失,只有圣人才能做到错了勇于改正。孔子说过:“五十岁后学点《易经》,可以凭借着(《易经》的指导)不犯大的错误了。” 大的过错尚且可能会犯,那么小的过错就可想而知了。圣人如果没有执政,错误只由自己承担;圣人如果高居上位,过错就要整个时代来承载。所以《尚书》说:“百姓如果有什么过错,都是我来承担。”所以说:“周文王怜惜人民就好象他们都受到冻饿伤害一样,已经接近了‘道’仍然象没有找到一样。”治下的民众都没有受到冻饿,但文王仍然认为他们有痛苦,(这种痛苦是)只有文王才知道的痛苦;对于《易》学的造诣已通达了天和人的真谛,但文王仍然觉得自己没有掌握真知,(这种真知是)只有文王才能发现自己没掌握的。
所以,贤良的人们所犯的过错,只有贤良的人才会知道,平庸的人看不到;圣人的过错,只有圣人会知道,贤良的人看不到。指望别人在他们所达不到的知识层面来发现错误纠正自己的问题,这太困难了。所以希望皇上您自己在心里时刻警惕着。担忧细微之变的思虑无时不有,然后就会知道行事秉执中允的艰难;惠民爱民的愿望无处不在,然后才知道人民的疾苦难以一一解决。谨慎遵循并保持着诚恳,返观自己的内心世界,真切地发觉到还没能做到使年老的安居、年轻的归附,在实际工作当中证明确实有很多做不到的事,这样才不敢以为自己绝对正确。当这种不敢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观念,贯穿于任用官员、行使政令的全过程的时候,才会明白那些犯颜进谏、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是出自真心地拥戴自己;那些阿谀奉承、卖力讨好的,是在愚弄蒙骗、把人往陷阱里推。在这时候才知道那些敬畏守法的、提反对意见的人给我的助益确实很多,而那些一味顺从、从不违抗的人,其实是在把自己推向万丈深渊。
耳朵和眼睛的习惯铲除以后,一看到那些逢迎取巧、巴结讨好的嘴脸,就感觉自己受了玷污;明白了什么当取什么当舍以后,追求安逸享乐、功名利禄的思想就没有空子可钻。这样,胸有正义的人就会充盈整个朝廷,太平盛世就可以看得到了。如果不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自以为正确的根源不拔除,那么就算收敛心神谨慎处事,日子一久觉得没有发生什么过错,就以为可以适当放松警惕;磨砺斗志勤恳工作,日子久了感觉自己很有功劳,就以为可以适当安逸享受。有那些贤才良吏帮助执事,海内繁荣昌盛、安宁和谐,君主的心里稍稍有些宽慰,想适当让自己放放松,看起来好象对天下也没有什么害处。却不知道就是在这个念头产生以后,慢慢的,对那些追求奢靡享乐的观念就渐渐听得顺耳,对那些讨好巴结、奉承逢迎的人,也看得多了,不觉得讨厌。久了就成了习惯,根本没发现自己被它们所俘虏,于是黑白混淆,辨不清东西南北。所谓的“转机藏伏在细微、形势不能逆转”,就是指这个了。这难道不要小心警惕、提前防备吗?
《尚书》里说:“自满招致损毁,谦虚得到好处。”又说:“每天都使德行提高,万国都会来归附;如果骄傲自满,最亲的亲属也会离去。”《大学》里说:“发现贤能的人不能推荐,发现不称职的人不能黜退。”最后甚至到了“个人的好恶与常人相悖”的地步。追究造成这样过错的根源,都是由于骄恣放纵,也就是凡事自认为正确。
由此看来,治世或是乱世的关键,就蕴涵在君子和小人的或进或退,而进退的关键,就在于君主的起心动念里。能辨明不对的事情,那么心不需要刻意追求“恭肃”而能做到敬事一切;不能发现错误,那么心还没意识到“放纵”已经在恣意忘为了。恭敬严肃,这是君子的方略,是安定的根本;放纵身心,这是小人的策划,是混乱的起点。既然这样,归根到底,简单地说,只是希望皇上时时刻刻、事事处处经常守护着这颗不敢自以为正确的心,那么上天的仁德、王天下的大道畅行,都不会偏离了。
古人说:“狂徒说的话,圣人从中选择。”我有幸生在圣明的时代,君主对直话直说没有限制,所以敢竭尽气力瞎说些狂言谬论,恳请皇上包容并且体察下情,那是天下最大的幸事!
谨奏。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