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习一弊疏 》白话文解释
孙嘉淦(清)
向皇上启奏，勉力竭尽本人的愚钝思虑，希望能有所助益于圣明：
下臣我原本极其愚钝，承蒙皇上的圣明恩典，委我以风教纲纪的重任，日夜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希望能竭尽思虑而偶有一得，能为您的高明深遂的思想增添万分之一的光彩。每个月来，认真阅读皇上的指示，您的仁慈爱民的心胸、仁厚宽松的政治，诚恳亲切、周到细致，臣子和老百姓心里所想而不敢说的，皇上早就付诸于实行了。仁心仁政本来就已经在实行了，以我的愚钝更加就没有什么可说，而勉强还想说点什么的话，只是针对皇上的心罢了。皇上的心，仁德待人、至孝待亲、诚信为公、敬事上天，明理、宽厚、思虑精纯而全面，哪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而我居然还有话想说，正是在皇上用心纯厚、政事完善的时候，私下里杞人忧天、做些预防而已。
国家安定与动乱的周而复始，就象阴阳的变化运行，阴到了极点就生阳，阳到了极点阴开始生发。事物旺盛到了极点的时候，一定是反面开始出现的时机。这种迹象藏伏得十分幽微难辨，人们通常不能发觉，到了它很明显的时候，已经积习深重而难以改变。这里面就有三种习气，不能不小心警惕。
君主的仁德清正，臣子就会衷心佩服而颂扬；仁厚的施政措施推行了，老百姓亲身受益就会心怀感恩。说一句话就朝廷内外都颂扬圣明，颁布一条政令就举国上下都赞美歌颂，臣子和老百姓主观上并不是故意奉承阿谀，但君主的耳朵已经听惯这些好话了。耳朵被这些赞美长期调教，于是凡不是赞美就不顺耳。所以刚开始是对提反对意见的人不满，接着就讨厌那些朴素内敛不善辞令的人，久而久之，连赞扬得不够精妙得体的也觉得不爽了。这就是耳朵习惯了听好话，喜欢阿谀奉承而讨厌直言不讳。
主上越聪明，下人越愚笨；主人越能干，下人越畏缩。小跑前进、低声下气的，使个眼色就来了；脱了官帽、叩头跪拜的，开口一叫就来了。对臣子来说这是严格遵守礼法，但是主上的眼睛已经看惯这样了。眼睛被这些献媚的情景长期调教，于是凡不献媚的人就反感。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排斥那些不礼貌的，接着就疏远那些遵纪敬畏的，久而久之，连侍侯得不够灵活轻巧的也觉得很不恭敬了。这就是眼睛已经习惯了讨好行为，喜欢柔和顺从而讨厌刚正耿直。
诚恳敬业地学习治理天下，世面见多了也就觉得这些事没什么了不起，于是认为自己很高明别人很差劲。小心翼翼地办理天下的事务，经历时间长了也就觉得没有什么难处，于是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凡、天下事都很容易。问别人听不到自己的缺点，自己看也找不到什么过失。于是，不管是什么欲望，都以为合情合理；号令一出，都要立刻就去执行。这就是心已经习惯了良好的自我感觉，因此喜欢顺从而讨厌违抗。
这三个习惯养成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弊端。一个什么弊端呢？就是喜欢小人而讨厌君子。
要拔擢君子、摒弃小人，这个道理难道只有古时夏
商周朝时才知道吗？即使是末世的君主，谁不知道要任用君子呢？况且，凡是自以为高明的君主，都认为自己的大臣很贤良，有哪一个不认为自己用的人一定是君子而绝对不是小人？而最终还是形成小人拔擢、君子疏离的现象，没有别的原因，就在于君主用人只看才能不看品行。
品德是君子独有的特性；才能则是君子和小人都有的，而且在小人那里往往显得更强一些。口才方面，君子往往内敛含蓄、辞令无华，而小人则伶牙俐齿、奉承讨巧，这就与耳朵的习惯投了缘。办事方面，君子往往显得笨拙呆板、慢条斯理，而小人则手脚麻利、灵活迅速，这就与眼睛的习惯投了缘。即便是检查工作考核评比，君子也是专心致志办事情而以称功劳为耻，小人则琢磨主上的喜好，把心思放在如何展示勤勉能干，这和心理感受的习惯投了缘。小人凭借自己的才能，琢磨着怎样投合君主，君主沉湎于自己的耳目习惯，不能发觉他们的意图，仔细听感觉每一句话都很顺耳，认真看感觉一举一动都很顺眼，多次考验感觉他们的能力都很合乎心意。于是，不用邀约，小人们都凑集到了身边，不用驱逐，君子们都远离去了。那么，到了小人聚拢君子散离的境况，它的后患难道可以简单说得清楚吗？探究根本，都是被这“三习”所遮蔽而成。治世或是乱世的关键所在，几千年来都基本相似，可以因此推想而知。
我们的皇上圣明在上，就象正午的太阳一样兴盛强大，年长德高的人都得到了任用，贤良优秀的人才都受到了重视，不仅是没有前述的这些问题，甚至连那些不良习气也没有。然而我正是想在这种习气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说这番话，如果等到万一养成了习惯，那么即使知道了也没有人敢说，或者即便说了也听不进去。现在想提早免除这三种习气，永远杜绝这一个弊端，不在于外力，只在于内心，所以我想针对皇上您的心里说点事。
俗话说，“人不是圣人，谁能够做到没有过错？”这话还不够全面，圣人难道就没有过错了吗？只有圣人能做得到事后知道自己的过失，只有圣人才能做到错了勇于改正。孔子说过：“五十岁后学点《易经》，可以凭借着（《易经》的指导）不犯大的错误了。” 大的过错尚且可能会犯，那么小的过错就可想而知了。圣人如果没有执政，错误只由自己承担；圣人如果高居上位，过错就要整个时代来承载。所以《尚书》说：“百姓如果有什么过错，都是我来承担。”所以说：“周文王怜惜人民就好象他们都受到冻饿伤害一样，已经接近了‘道’仍然象没有找到一样。”治下的民众都没有受到冻饿，但文王仍然认为他们有痛苦，（这种痛苦是）只有文王才知道的痛苦；对于《易》学的造诣已通达了天和人的真谛，但文王仍然觉得自己没有掌握真知，（这种真知是）只有文王才能发现自己没掌握的。
所以，贤良的人们所犯的过错，只有贤良的人才会知道，平庸的人看不到；圣人的过错，只有圣人会知道，贤良的人看不到。指望别人在他们所达不到的知识层面来发现错误纠正自己的问题，这太困难了。所以希望皇上您自己在心里时刻警惕着。担忧细微之变的思虑无时不有，然后就会知道行事秉执中允的艰难；惠民爱民的愿望无处不在，然后才知道人民的疾苦难以一一解决。谨慎遵循并保持着诚恳，返观自己的内心世界，真切地发觉到还没能做到使年老的安居、年轻的归附，在实际工作当中证明确实有很多做不到的事，这样才不敢以为自己绝对正确。当这种不敢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观念，贯穿于任用官员、行使政令的全过程的时候，才会明白那些犯颜进谏、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是出自真心地拥戴自己；那些阿谀奉承、卖力讨好的，是在愚弄蒙骗、把人往陷阱里推。在这时候才知道那些敬畏守法的、提反对意见的人给我的助益确实很多，而那些一味顺从、从不违抗的人，其实是在把自己推向万丈深渊。
耳朵和眼睛的习惯铲除以后，一看到那些逢迎取巧、巴结讨好的嘴脸，就感觉自己受了玷污；明白了什么当取什么当舍以后，追求安逸享乐、功名利禄的思想就没有空子可钻。这样，胸有正义的人就会充盈整个朝廷，太平盛世就可以看得到了。如果不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自以为正确的根源不拔除，那么就算收敛心神谨慎处事，日子一久觉得没有发生什么过错，就以为可以适当放松警惕；磨砺斗志勤恳工作，日子久了感觉自己很有功劳，就以为可以适当安逸享受。有那些贤才良吏帮助执事，海内繁荣昌盛、安宁和谐，君主的心里稍稍有些宽慰，想适当让自己放放松，看起来好象对天下也没有什么害处。却不知道就是在这个念头产生以后，慢慢的，对那些追求奢靡享乐的观念就渐渐听得顺耳，对那些讨好巴结、奉承逢迎的人，也看得多了，不觉得讨厌。久了就成了习惯，根本没发现自己被它们所俘虏，于是黑白混淆，辨不清东西南北。所谓的“转机藏伏在细微、形势不能逆转”，就是指这个了。这难道不要小心警惕、提前防备吗？
《尚书》里说：“自满招致损毁，谦虚得到好处。”又说：“每天都使德行提高，万国都会来归附；如果骄傲自满，最亲的亲属也会离去。”《大学》里说：“发现贤能的人不能推荐，发现不称职的人不能黜退。”最后甚至到了“个人的好恶与常人相悖”的地步。追究造成这样过错的根源，都是由于骄恣放纵，也就是凡事自认为正确。
由此看来，治世或是乱世的关键，就蕴涵在君子和小人的或进或退，而进退的关键，就在于君主的起心动念里。能辨明不对的事情，那么心不需要刻意追求“恭肃”而能做到敬事一切；不能发现错误，那么心还没意识到“放纵”已经在恣意忘为了。恭敬严肃，这是君子的方略，是安定的根本；放纵身心，这是小人的策划，是混乱的起点。既然这样，归根到底，简单地说，只是希望皇上时时刻刻、事事处处经常守护着这颗不敢自以为正确的心，那么上天的仁德、王天下的大道畅行，都不会偏离了。
古人说：“狂徒说的话，圣人从中选择。”我有幸生在圣明的时代，君主对直话直说没有限制，所以敢竭尽气力瞎说些狂言谬论，恳请皇上包容并且体察下情，那是天下最大的幸事！
谨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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