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清廉与否，跟薄俸抑或厚俸都没有根本的联系，而是取决于权力监督体系是否有效。
东汉中期起，腐败越来越严重。在战乱和灾荒的交迫之下，东汉王朝财政状况不断恶化。汉安帝时，诸羌反叛，政府用于平乱的战争费用达到二百四十亿钱之巨。汉顺帝末年，羌人复反，军费达到八十余亿钱。再加上连续不断的严重自然灾害，财政陷入了极度困难。
为了度过危机，东汉政府采取了“最省事”也最容易想到的办法：减少百官的俸禄。汉安帝汉顺帝均曾经下诏，“减百官俸”。桓帝时期，因为对武陵蛮的战争，还一度停发了百官俸禄。
在这种情况下，中高级官员的收入也大幅降低，那些洁身自好的清廉官员，大都陷入了穷困之中。如汉桓帝时的名臣朱穆，长期任中高级官员，“禄仕数十年，蔬食布衣，家无余财”。东汉著名学者政论家崔寔，曾经在多地担任太守，“建宁中病卒，家徒四壁立，无以殡殓”。
既然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生活费用，那么官吏衣食所需，只有向老百姓伸手了。清廉之人，捞的钱够一家生活就可以了，那些贪婪之人，则开始无所不至，贪腐开始大面积覆盖了全部官僚系统。
“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禄，而私赋敛，货赂上流，狱讼不决”，从高级官员到底层小吏，因为没有工资收入，所以就纷纷开动脑筋，把权力当成收入的资本，想法捞钱，于是一级级上贡的现象开始出现，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大大降低，社会公正受到极大破坏，民生更加艰难。吏治腐败甚至导致人口减少，政治家鲍宣就把“酷吏殴杀”列为民众“七死”之首。
虽然国家财政仍然日益紧张，官场上超级富豪却不断出现。外戚梁冀势力极盛之时，到他家送礼的人络绎不绝。梁冀本人日进斗金不说，连他的门人也因之巨富：“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
薄俸制虽然不是东汉腐败的罪魁祸首，但加剧了东汉贪腐之风却是不争的事实。深受薄俸之苦的崔寔详细算了一笔账，来证明东汉中后期的俸禄制度多么不合理。
一个堂堂县长，月俸才40斛，相当于4000钱。即使不照顾父母妻子，自己一个人生活，但身边总少不得要雇一个佣人了。一个佣人每月佣金1000钱，柴草及油、肉每月需500钱，薪炭盐菜也要500钱。加上主仆二人粮食消费6斛，又是600钱，以上总计2600钱，余下1400钱，还要用来养马。因此冬夏衣被、四时祠祀、宾客斗酒之类费用就无处可出了，再加上父母妻子需要奉养，所以这点工资确实没法支撑正常的生活。
崔寔对薄俸与吏治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如今官员权力很大，但是俸禄却不足以养活父母妻儿。一个人如果生活不下去了，即便面对锋刃相逼，也会想办法去谋取收入，何况他们还手握地方财政大权。这就是所谓的让渴马去守水，让饿犬去护肉，让他们不去碰，是不可能的。
“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很形象地描述出当官的穷到一定程度后的窘态和丑态。
崔寔进而指出，在薄俸制下，虽然会有一些恪守操守的清官廉吏，但是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可能用这样标准去要求所有人。所以圣明的君王会以厚禄来防止官吏贪污不法。
在两千年前，崔寔就已经把道理讲得这样清楚了。然而，东汉皇帝们在这种情况下，却开始大力提倡“清官”政治，要求官员们崇尚节操，以清廉自守，以“薄屋者为高，藿食者为清”。
实质上，官员的清廉与否，跟薄俸抑或厚俸都没有根本的联系，而是取决于权力监督体系是否有效。唐朝李世民统治时期被不少学者视为历史上最清廉的时期之一，其中，谏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法律法规的有力执行起到了很大的威慑作用；“封驳制度”的“君臣共治”机制，也使皇权得到了较为有效的制衡。用薄俸解决贪腐问题，着实想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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