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一词，清末已经流行。那时人们用这个概念，关注的是教育普及与通俗化；今天的通行用法，则主要偏重于对一种健全的政治、社会与人生态度的认可。不过，当年章太炎曾写过一篇《常识与教育》，其中讲的一些道理，却是到今天也还适用的。
文章开宗明义：“现在有许多人说：教育的第一步，就是使人有常识。我说这句话是最不错！只可惜他们并不晓得什么是常识。”在章太炎看来，常识是一个“变量”。
首先，各人有各人的事业，就有不同的常识。读书人对书本知道得多些，其他就懂得很少，不及农工商。“本来士人原是闲民，闲民既然没有事，有空儿去求知识，知识本来应该比农人工人商人富一点。但现在也不过一有一无，照这样看来，就最下级的常识，也是无边，难得理会许多，不是分明为职业所限么？”
其次，还有一个空间或者国别问题。太炎有段话，专门攻击“那一班讲政治的人”，只学了一点“法理学、政治学的空言”，却不懂中国历代政治的利弊得失；熟知“别国的历史”，却“不晓得本国的历史”；地理、哲学，无不如此。讲起理论头头是道——然而，“不晓得本国的历史，就晓得别国的历史”，可说是有常识的吗？他据此下了个断语：“这要本国人有本国人的常识，就是界限。”
章太炎此文有其特殊所指，主要针对当时“好讲常识”的“新学小生”：他们自己并无多少常识，却洋洋以导师自命，把人家都看作有待启蒙的无知汉，其实不过多读了几本教科书而已。对这些话，后人不可胶柱鼓瑟，亦步亦趋，否则就有流于反智的危险；不过，他提出的一些思考向度，却并不过期作废。
常识二字，从字面看，意味着确凿无疑，但太炎提出的，恰是其流动游移的面相。它不是任何“定准”之物，藏于某处，只待我们寻来；一经到手，为人处世，即可一通百通。相反，常识本身就是需要经过一番慎思明辨才能确立的答案，而且绝非一劳永逸，必须充分考量具体的时空与文化环境，一桩一桩地确定。故章太炎的文章实际上涉及了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我们以为的“常识”，究竟对谁而言？谁有权指认和命名它？谁能说自己掌握了常识，或有资格指责别人常识不具？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常识并不像听上去那般轻松。如同“真理”（今天有不少人开始对这个大词有了警醒）一样，它也常是一不小心就被“我执”利用，进行乔装打扮的工具，骗人的同时，也往往欺瞒了自己。
可是，不是说常识是人生日用的平实道理吗？如果还需经过苦思冥想，其“常”何在？诚然，我们平时一举一动，皆依赖于头脑中无须思索的假定，多数是从前人那里转手而来的间接知识，若要一一省察考验，恐怕最普通的生活都无法进行；不过，这不等于说思考和日用处于两个互不干涉的分立领域：我们的思考对象，大半由日常生活提供；思考的结果，亦须回应平凡世界的经验。试着对我们遵循的那些习焉不察的“规范”加以省思，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会大公至正、不再犯错（因为人的头脑归根结底不过是夹杂着正确与错误见解的混合体而已），但它会给我们提供扩展视野、欣赏另一可能的机会。实际上，常识之所以带有不确定性，是因它能够依境而变、随物赋形；而且正因如此，它才得以与人生日用密合无间：因为生活本来就充满了相似又不同的人与事呀！
如果太炎讲职业那段话是要我们突破我执，后来讲国别那段话就是提醒我们回归自我：有人有我，常识才立得起来。人与我相对而起，不看人家，怎见自家面目；设若连“我”都不知，又如何能够知人？根本来说，常识乃是一些好学深思者从自家性命里体贴出来的道理，因为带着体温，才引发类似情境中人们的共鸣，成其为“常”识。若只从书上观赏别家风景，无力回到自身世界检索验证，即使是常识吧，也是人家的常识，还不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猜，若章太炎听到伏尔泰笔下戆第德的话：“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我们还是耕种自己的园地吧”，一定会连连点头，许为通达事理的知方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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