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躁殊形,人有圣常之别、智庸之分。芸芸众生,圣贤者寡,凡常者众;智者寡,庸者众。不忘初心,得始善终,乃至静人生。君子之行,以静修身,以静为境,以静致远,是故人生最是静字工夫要紧。正如老子所言:“万物并作,吾以觀复。”
夫静,修身立德之师也。刚刚步入仕途的曾国藩其实是一个满身缺点、举止轻浮、做事荒唐的浪荡公子。他的缺点,父亲都看在眼里,就给他提出了一条节欲节劳节食的忠告。他感到很惭愧,写信给父亲:“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节欲节劳节饮食。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劳逸疴养,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兽也。”他立誓要改掉满身缺点,告别旧我。但是很多事情说着容易,做起来难。虽然曾国藩痛下决心改正缺点,也给自己列了很多戒条,但还是常犯老毛病,身上的轻浮和浮夸一点也没改。幸运的是曾国藩遇到了一位良师——唐鉴,用一个“静”字拯救了他。唐鉴说:“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最是静字工夫要紧。”果然没多久,他面貌一新。“既而自窥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先生两言,盖对症下药也。务当力求主静,使神明如日之升也。 即此以求其,继继续续。”所以,终其一生,曾国藩都主张静坐修身。不论官场压力多大,他都一定要找时间静坐。
静不下来, 一切都是空的。问题再浮,静下来才有改过的可能。人在静中才会反观自己,知道哪些行为还需要修正,哪些地方还需要精进,在自观中走向觉悟,让生命得到升华洗礼。“常应常静,常清静矣。”简单的一个“静”字,改变了曾国藩的人生,让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人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晚清重臣、一代儒学理学大师。
夫静,精进学问之师也。万物生于静归于静,做学问亦是。诸葛亮在《戒子书》中写道:“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心不能静便无所安,心不能定便无所守。一个人只有排除杂念,专心致志,将智能、灵感全部集中调动起来,才能有所创造、有所成就。杨绛先生104岁生日时仍然思路清晰、精神矍铄,在清静的氛围中陶冶着自己高贵的灵魂。知心友人赞她:“性情如兰,守静功力了得!”杨绛和钱锺书一样专注学问,过春节时不让前来拜年的客人进屋,只透过门缝寒暄几句。看上去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超常守静的功力,才铸成了他们的大美之作。
杨绛先生一生都奉行“静”字,不论遭遇何种挫折,都顺其自然,随遇而安。1966年,杨绛被红卫兵揪斗,瘦弱的身体被折磨得苦不堪言。当时知识分子被贬为“牛鬼蛇神”,革命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打扫厕所。结果她把女厕所整理得焕然一新,毫无污渍,令女同志们大吃一惊。杨绛还特意把便池擦得一尘不染,闲暇时坐在上面悠闲地读书,每天总是笑呵呵的,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就是在这样极不公平的待遇和恶劣的环境下,杨绛静悄悄地完成了鸿篇译著《堂吉诃德》。
庄子说,圣人之静,善于固守养静,万物不足于挠其心志,以能静。正因为一个“静”字,杨绛守住了初心和本色——读书、写作,享受生活的希望和美好,成就了一个大家之美。事实也告诉我们,静出智慧,智慧丰盈生活。
夫静,历练人生之师也。庄子说:“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安之若泰,沉默从容,就不会感到心力交瘁而迷惘躁动,而更有机会和智慧来处理所面对的一切。笑对人生,洒脱生活,宠辱不惊,舍得不忧,才是宁静致远的人间正道。晋人张季鹰编造了一个超然的借口:因秋风起,思念吴中莼菜羹,鲈鱼脍而弃官南归,从“八王之乱”的血雨腥风中抽身远祸。“俄而冏败,人皆谓之见机。”莼鲈之思正是一种静的智慧:“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张翰置身官场不躁、不妄动,洞察势局,以静制动;置身官场,不为权势所羁,不迷醉于名利,“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 他不忘初心,进得去,出得来,任心自适,不求当世,故能“见机”也。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个旷达的人,不管顺境还是逆境,都能泰然不惊,坦然处之。苏东坡一生跌宕起伏,政治上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击,历经生活的穷困潦倒,身陷穷途末路的绝境,饱尝人世间世态炎凉,但他屡屡战胜厄运,超越心灵,危难之时仍能努力做到恬然自适: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乐观豁达,积极向上。这皆归功于一个“静”字。静,让苏东坡看清世界,看清自己,看清未来的路;让苏东坡听见自己的心声,不迷失自我,悟出“达人自达酒何功,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的道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如老子之观点,静能使人心明神清,慧增开悟,神采万千,以应万变。
静不是平淡,更非平庸,而是静水流深,“于无声处听惊雷”“此时无声胜有声”,静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岁月静好,静者行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