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人就是指懂得自己的生活使命的人。学者就是从书本上获知很多东西的人。有教养的人则是对其时代最普及的知识或风俗习惯有所体会的人。而真正的文明人,是对自己生存的意义有所领悟的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解读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雨果等文豪★文学、戏剧、思想、音乐、读书、创作、人生……从艺术巨匠那里汲取思想和力量!“我为什么写作?——我为谁写作?”我不想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请让我两个一起回答!我为什么写作?因为我不能做别的事。因为,即使我不在纸上落笔,我也会在脑子里写作,让脑子思索。因为写作是我自言自语和行动的一种形式。因为写作对我来说,就是呼吸,就是生活。在这个问题中,就像《公社》对调查的评论所设想的那样,绝没有唯心的悲观主义。每个人都用生来的肺呼吸。每个人都有自己行动的方法。行动是人的存在:要么悲观,要么乐观,或者要么自私,要么有集体观念。我的行动总是——毫无例外——生气勃勃的。我总是为前进的人们写作。因为我总是在前进,我希望自己直到死时才止步。如果生命不是运动——当然,笔直向前,那么它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此我与在人类的河流中开路的民众和阶级在一起,与组织起来的无产者群众和他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一起。他们被历史演变不可遏止的冲动负载着。我服从相同的命运。我为谁写作?为了前进大军的先锋队,为了国际上的巨大战斗,这场战斗的胜利要保证建立不分国界、不分阶级的人类共同体。今天,共产主义是普天下唯一的社会行动目标,它光明磊落,毫不妥协,高举这面旗帜,以勇敢的、深思熟虑的逻辑头脑,朝着征服高地迈进。大军的其余部分紧随其后,虽然隔开一段距离,也不止一次背弃和往后退缩。我们这些作家,我们向落伍者发出联合的号召。但我们用不着等待他们。让他们同我们会合吧!前进的纵队永远不会止步。[1] 这是对《公社》杂志一次调查的回答:“您为谁写作和为什么写作?”《公社》是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的杂志,领导委员会由巴比塞、纪德、高尔基、罗曼·罗兰、瓦扬-古久里组成。此文收入《战斗十五年》。我早就为自己定下一个准则,对任何艺术作品都从三个方面去评判:(1)从内容方面——艺术家以新的角度所揭示的东西对人们的重要性和需求的程度如何,因为任何作品只有在揭示生活中新的方面时才能成为艺术作品;(2)作品形式的突出、优美的程度如何,以及与内容相符的程度如何;(3)艺术家对其描写对象的态度的真诚程度如何,就是说,他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他所描写的事物。这最后一个优点在我看来永远是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它给艺术作品以力量,使艺术作品具有感染力,就是说,在观众、听众和读者心中唤起艺术家所体验到的那些情感。谢苗诺夫描写的是一个最普通的故事,这个故事却一直在感动着我。一个乡下的小伙子来莫斯科找事情做,通过一个在富商家当车夫的老乡说情,马上就得到了一份护院帮工的差使。这份差使以前是一个老头儿干的。富商听信了车夫的说情,辞掉那个老头儿,收下这年轻人顶替这份差使。小伙子晚上来顶差,在院子里听到门房里老头儿在诉苦,说他这一方没有任何过错,就被解雇了,只是为了要把他的差使给年轻人。小伙子突然可怜起老头儿来,觉得挤走他良心不安。小伙子思前想后,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决定放弃这份他非常需要也很喜欢的差使。这一切讲述得是那么动人,以至我每一次读这个故事时都觉得,假如作者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不仅愿意,而且肯定也会那样去做的。他的深情感染了我,令我感到欣悦,好像是我也做了一件好事,或者正要去做一样。真诚——是谢苗诺夫的主要优点。但除此之外,他的内容也总是富有意义的,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的内容是有关俄罗斯最重要的阶层——农民的。而农民是谢苗诺夫所熟悉的,只有自己也过着乡下苦日子的农民才能这样熟悉他们。他的小说内容之所以富有意义,还因为其主要兴趣不在于那些表面的事件,不在于日常生活中的那些特别之处,而在于人们距基督教真理的理想是近还是远。这种理想牢固而鲜明地树立在作者的心中,成为他衡量与评价人们行为优劣与意义的可靠标准。这些故事的形式与其内容完全相符,严肃,简明,细节一贯真实,没有虚假的东西。尤其出色的是故事中人物的语言,其表述方式常常是全新的,但自始至终不加雕饰,具有震撼力,而且绘声绘色。[1] 谢·捷·谢苗诺夫(1868—1922),农民出身的俄国作家,1894年出版小说集《农民故事》。★《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作者、英国著名作家D.H.劳伦斯谈小说、诗歌、艺术有人说,诗歌就是文字。正如图画就是颜料,壁画就是水彩一样。这种说法有正确的一面,但是远非完全正确,如果把它当作至理名言,那就有点儿傻。诗歌是文字。诗歌是将文字串成一串,潺潺地流,叮当地响,各种色彩缤纷呈现。诗歌是一个个的意象交相辉映,诗歌是一个理念引发的彩虹色联想。这些东西都可以称之为诗歌,但它又是某种别的东西。有了所有这些构成要素,你就能得到某种很像诗歌的东西,某种我们可以冠之以古老的浪漫诗名的东西。诗犹如古玩,将永远合乎时尚,但是诗歌又是另一种东西。诗歌的本质是它致力于唤起一种新的关注,以便在已知的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人以及野兽与花都活在一种奇特而且永远涌动着的混沌之中。我们对这种混沌习以为常之后就称之为宇宙。我们就是由这种内在的、不可言说的混沌组成的,我们称之为意识、精神甚至文明。但就本质而论它是混沌,不论它是否由幻象照亮。这正如彩虹可能会也可能不会照亮风狂雨暴的天空。而且同彩虹一样,幻象是会消失的。但是人不可以生活在混沌之中。动物可以。对动物来说,一切都是混沌,在这种涌动之中只有少数几种运动和少数几个方面是有序的,而且动物感到心满意足。但人不会。人必须将自己裹在幻象之中,必须建造一所有明显的外观、稳定性和固定性的房子。
出于对混沌的恐惧,他首先在自己与永无止息的旋风之间架起一把伞。然后再把伞的内侧涂抹得像一片天空。然后四处炫耀,在伞下生,在伞下死。这伞传到后人手中,就成了圆盖,成了墓穴,人们终于开始感觉到有点儿不对头。人在自己与百无禁忌的混沌之间搭起奇妙的建筑物,然后在自己的阳伞之下渐渐地被漂得惨白,窒息而死。这时,诗人来了,这位世俗的仇敌将伞撕开一道口子;瞧!那若隐若现的混沌就是一个幻象,一扇朝向太阳的窗户。但是一会儿之后,芸芸众生习惯了这一幻象,也不再喜欢从混沌之中刮来的那股真真实实的风,于是就将那扇朝混沌而开的窗户涂抹成一片幻景,然后用这块涂抹出的幻景将伞缝补起来。也就是说,他们习惯了这种幻象;它是他们房屋装饰的一部分。这样,这把伞终于从许多方向看起来都像一片开阔而且鲜艳夺目的天空。可是啊!这全是幻景,钉着数不清的补丁。荷马与济慈的诗作就是这样被加上了注释和词汇表。这就是我们时代的诗歌史。在有些人的眼里,混沌里的暴风之中的泰坦巨神成了一垛墙,横亘在后代与他们本该继承的混沌之间。狂暴的天空在移动着,发出嗖嗖的响声。即使这些也成了横隔在人类与满天的新鲜空气之间的一把巨伞;然后又变成一个花里胡哨的穹隆——拱形屋顶上的一幅壁画,在这屋顶之下人变得苍白和不满。直到另一位诗人朝广阔的天空和大风劲吹的混沌撕开一道口子。但是总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屋顶再也欺骗不了我们。它是涂了色的灰泥,所有人类历史上的所有技巧都蒙骗不了我们。但丁或者达·芬奇,贝多芬或者惠特曼,瞧,他们就被涂在我们穹隆的灰泥上,就像圣方济各在阿西西给鸟布道。精彩如空气、众鸟高翔的天空和万事万物的混沌——部分原因是壁画已经褪色。但是即便如此,走出那座教堂,来到大自然的混沌之中,我们仍然高兴。我们得回到混沌中去,这对人类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只要这把伞还撑在那里,诗人就会在它上面撕口子,芸芸众生就能渐渐受到教育,认清口子里的幻象:这就意味着,他们将用同口子里幻象一模一样的碎片将伞缝补起来;只要这一过程还能进行下去,人类能够受到教育从而强大起来,那么,文明就将或多或少是在幸福地延续,建成它自己的彩色牢狱。这被称为完善精神。举个例说,当华兹华斯撕开一道口子,看见一朵报春花时,人们是何等欢欣鼓舞!到那时为止,人们见到过的还只是伞的阴影下模模糊糊的报春花。
他们通过华兹华斯才看到了混沌之中微光闪烁的报春花。自那时起,我们逐渐地把白桃花也看作报春花。这就是说,我们把那道口子缝起来了。当莎士比亚捅开一个大窟窿,越过早在中世纪就已树立起来的世俗观念、说教意象的花伞和铜浇铁铸般坚强的武士,看到外面混沌中有感情有欲望的人时,人们更是欣喜欲狂。可现在呢,我们穹隆的天壁和侧墙上不过是密密麻麻地涂满了哈姆雷特和麦克白,顺序排得稳稳当当整整齐齐。人不能与他的形象有丝毫出入。混沌全被挡在外面。伞已经绷得很大,补丁和灰泥又牢靠又坚硬,再也无法撕开口子。就算撕开了,那窟窿也不过是一个幻象,那行为只是一种暴行。我们应该马上往窟窿上轻轻敷上一层,以便让它与其他部位相配。所以伞是绝对的。所以对混沌的渴望成了怀古幽思。这种情形将继续下去,直到某种罡风将这把伞刮成东飘西落的丝带,将大部分人类刮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则在混沌之中瑟瑟发抖。因为混沌总是存在,并且将永远存在,不管我们怎样撑起幻象之伞。那么诗人在这一紧急关头又怎样呢?他们揭示人类的内心欲望。他们揭示什么呢?他们表现对混沌的渴望与恐惧。对混沌的渴望是他们诗的呼吸。对混沌的恐惧就通过他们的诗的形式与技巧显露出来。他们说,诗歌是由文字组成的。于是,他们吹出一些声音与意象的气泡,这些气泡很快就被将它们胀起来的对混沌的渴望的呼吸胀裂。但那些冒牌诗人可以造出一些亮闪闪的气泡挂到圣诞树上,它们永远不会破裂,因为它们没有诗歌的气息,但是我们终将丢弃它们。[1] 本文作于1928年,最初发表于《交流》1929年12月号。此处采用的是最初发表于《凤凰》中的文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英国作家D.H.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