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生前默默无闻、在文坛尚无立足之地的公职人员，死后竟凭着两、三部小说，更确切的事其中一部小说，便取得了文学史上几乎与巴尔扎克比肩的地位。
而那部小说在初版的时候，印数只有750册，放在书店无人问津。但经过时间的检验，却成为了举世公认最富魅力、也最有研究价值的文学瑰宝。
此人就是司汤达，他的那本书就是《红与黑》。
司汤达
1783年1月23日，司汤达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他的本名叫亨利·贝尔。他早年丧母，父亲是一个有钱的律师，他是由信奉伏尔泰的外祖父教养成人的。
1799年，司汤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格勒诺布尔中心学校，来到巴黎，原来准备投考著名的综合工艺学校，但为革命的形势所鼓舞，加入了拿破仑领导的军队，并参加了著名的马伦哥战役。
1806年至1814年期间，司汤达随拿破仑的军队转战欧洲大陆，在1812年从莫斯科大撤退时，他担任后勤军官。
1814年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资产阶级的革命派遭受镇压，司汤达便离开祖国，侨居意大利的米兰。
1821年回到巴黎，依旧是波旁王朝的激烈反对者。七月革命后，司汤达在教皇管辖下意大利的一个海滨小城当领事。1842年3月23日，司汤达在巴黎中风死去。
司汤达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家。司汤达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不仅在于他创作上的成就，更在于他的创作思想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司汤达在19世纪20年代率先提出了文学的时代性问题，同时以其卓越的反映时代的杰作，在当时反对法国古典主义的文艺斗争中起了突出的作用，对于人们认识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也具有重要价值。
他的这些历史地位，主要来自于他1830年脱稿的《红与黑》。
人民文学版
在巴黎问世以后，在毗邻的德国和遥远的俄罗斯立即引起了两位文学天才的注目。耄耋的歌德称赞作者的“周密的观察和对心理方面的独特见解”；青年的托尔斯泰“对他的勇气产生了好感，有一种亲近之感”。
而在本国，《红与黑》却遭到不折不扣的冷遇。批评家圣佩韦讥讽作家笔下的人物尽是些“机器人”；报纸评论几乎同声谴责据信应由作者负责的小说主人公于连的'道德的残忍'。公众对这部小说也十分淡漠，初版只印了七百五十册，后来依据合同又勉强加印几百册，之后便被束之高阁。
但是，司汤达最了解自己作品的价值。他一再坚称，'我将在1880年为人理解。''我所看重的仅仅是在1900年被重新印刷。''我所想的是另一场抽彩，在那里最大的彩注是，做一个在1935年为人阅读的作家。'
历史实际上绰绰有余地兑现了这些预言。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泰纳”为首的一批巴黎高等师范的文人掀起“发现”司汤达的运动以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而今，司汤达早已赢得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理应占有的重要地位，《红与黑》一跃成为世界文学的不朽经典。
什么因素使这部以一个普通刑事案件为素材的小说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呐？
司汤达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看看小说的副标题“1830年记事”就能知道，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一样，是在自觉地为当代社会谱写历史。的确，就同步反映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社会 大动荡而言，也只有他可以和巴尔扎克媲美了。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红与黑》在中国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无数中国人通过小说和电影（1959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的意大利电影《红与黑》在中国大陆公映，在全社会产生极大反响。）知道了那个“长着一双时而探索，时而沉思，时而又像放射出火焰般美丽眼睛”的青年于连。
上海译文版（网格本）
法国有专门研究司汤达和《红与黑》的学问—“司汤达学”和“红学”，还有专门研究该书的“司汤达俱乐部”。就像中国的“红学”研究的红楼梦一样，鲁迅曾评论：“（从红楼梦中）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了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密事……”《红与黑》也有种种争论：有人认为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政治小说，甚至流传着“不读《红与黑》，就无法混迹于政界”的传言。《红与黑》中不只有爱情，也不只有政治，而是包含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会边缘人在其中的人性挣扎。
小说以深刻细腻的笔调充分展示了主人公的心灵空间，广泛运用了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挖掘出了于连深层意识的活动，并开创了后世“意识流小说”、“心理小说'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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