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批判：张大千的艺术史意义（二）

其二，因清中期的碑学运 动，文人画乞灵金石书法的风气大炽。由金冬心、吴让之而赵之谦、虚谷，直至二十世纪初海上画坛吴昌硕出，令金石大写意的花鸟画风强势崛起，风靡沪上并影响北方。其诗书画印“四绝”的特色，也渐确立为中国画一种新的传统，直接影响了后起的大家如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等。由于拥有率先进入学院的优势(指建国前刘海粟治下的上海美专和建国后潘天寿领衔的浙江美院)，也由于特殊的政治形势和齐白石成为新中国画坛第一人的影响，这路画风在建国后风靡南北画坛，在客观上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坛影响最大的流派。前述动物画中的代表人物，有很多也出于此一画家群体。

其三，因四王画派的陈陈相因，1920年代海上山水画坛兴起了一股师法格调清新、重师造化的石涛及野逸派的热潮。这股潮流由曾熙、李瑞清等胜朝耆宿首倡，为其弟子、友朋如张大千、张善子、钱瘦铁、郑午昌、贺天健等推广，由南方而至北方的萧谦中、陈半丁等，风靡一时，横扫了画坛的陈腐局面，令传统山水画别开生面。影响之大，直接影响了后来共和国时代傅抱石、李可染、潘天寿、石鲁等一大批明星画家，石涛等因而在建国后一直保持着重要影响。由石涛热而波及黄山、新安等诸野逸派的全面振兴，也间接催生出了黄宾虹自成一体的山水画新格。

其四，自世纪初政治鼎革，清宫秘藏始归国有，故宫的开放与末代皇帝溥仪盗卖国宝，令高古名迹重见天日并散佚人间。自1910年代至1940年代，由北而南，从金城、溥儒、于非厂、陈少梅，到张大千、吴湖帆、谢稚柳、陆俨少，流风所向，无论过去曾师四王正统派还是四僧野逸派者，大多开始转师宋元，乃至追踪晋唐著色画传统，风气之烈，尤见壮观。至1940年代，无论出于何种角度，传统(山水)画界都几乎全面认同了以宋元而非四王或者四僧作为国画基础的理念。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这一股重要的艺术潮流连同其中更为重要的全面发展传统绘画的理念，却一度被遮蔽，直至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得到重新认识。

其五，自世纪初直至当前，西洋绘画强势影响中国，自广东画坛到海上画坛，再到京津画坛，迅速掀起了中西合璧的艺术热潮。早期岭南诸家如二(三)高一陈，融西画的写实造型、日本画的渲染法及于东瀛流传甚广的南宋院画传统于一手，创造出旨在唤醒国魂的新国画，在政治不曾全面干预艺术前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率先开启了服务于现实的主题创作的新局面。后起的徐悲鸿，以西洋古典画风与国画写意法的融合，极大地推广并普及了真工实能的写实主义新风。此种画风及其艺术观念在建国后，因徐的影响也成为新时代绘画的主力。这两路中西合璧的新风，在手法与观念上趋近，而林风眠、刘海粟等主西洋现代派与国画写意法相融的画风，虽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影响不如前者，但其张扬个性并接纳西方艺术的新理念，亦令传统艺术开出奇葩。当然这派画风，在民国时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的上海、杭州等地，抗战时亦波及川中，而其真正强势爆发，还要到1980年代以后。

其六，新中国成立后倡导文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强调文艺为工农兵与政治服务，尚主题创作。画坛迅速涌现一批自民国进入共和国时代的主题创作型艺术家，其中既有善传统绘画者，也多画通中西者，如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蒋兆和、石鲁、黄胄、钱松喦、程十发、关山月、宋文治、贺天健，乃至新时代的方增先、周昌榖、周思聪等，他们全面复兴了自宋元以还衰微日久的人物画，从“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的角度，亦激活了山水画的写生。自宗教绘画从两宋衰落后，新中国的主题创作将古来重视“成教化，助人伦”功能的中国画，重新推向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