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关于阿里巴巴和腾讯的评论便又多出来十三五篇。
腾讯用易迅和微信入口换来了京东15%的股权，他们说这是布局。马云60亿港币盘下了一家背景复杂的文化公司，他们说这是布局。大众点评入驻微信，他们也说这是布局。阿里巴巴入股银泰，他们还说这还是布局。李彦宏没有布局，并且称“布局全产业链…是不健康的”，他们就说“百度落后了，2014年中国互联网是双城记”。
什么时候开始商业模式竟取代了技术迭代，成为了互联网的主旋律？什么时候开始，专注于核心业务的公司反而会遭到公然的奚落？
科技公司需要什么样的布局？
和腾讯和阿里巴巴一样，谷歌和Facebook也在忙着并购，我们看看他们在做什么。4亿美元的波士顿动力、20亿美元的Oculus、5亿美元的DeepMind、32亿美元的Nest，都是技术指向性非常明确的并购：机器人、增强现实、人工智能还有物联网。与阿里巴巴、腾讯不一样的是，谷歌和Facebook似乎都对对手擅长的业务没有太多兴趣，而是挖空心思想找出引领下一波互联网革命的技术到底是什么。
阮韵芳是Facebook最早的七名员工之一。2010年她和丈夫与Whatsapp的两位创始人共进晚餐。创始人之一的阿克顿试图说服她投资并邀请她丈夫加入Whatspp，阿克顿认为Whatsapp值1亿美元。但是阮韵芳认为这个数字需要乘以0.1，她的丈夫也看不到Whatsapp的商业前景所以拒绝了。大家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阮韵芳最近在博客中写道：如果你想发现下一个谷歌或者脸书，一定要“尝试一些坏主意（暂时看不到回报）”而且“不要考虑商业模式”。
这也正是笔者想说的话，商业模式就是这样的东西。当你把精力放在产品和技术的时候，人们会把你的成功称为商业模式，但是一旦当你把精力放在商业模式上，你就注定要在未来栽一个跟头。
商业模式都是纸老虎
最近四大国有银行向第三方支付发起攻击，过去十年它们主导了一个叫做“银联”的商业模式：向商户出售昂贵的POS机，收取最高3%的手续费，还和电信运营商一道大力推广NFC，希望在智能机时代还能完全控制现金流通所有的环节。然而微信和支付宝采用的扫码支付”成本仅有POS机的百分之一，手续费也大大降低。苹果推出的iBeacon，耗电量比NFC降低一个数量级，传输距离却提高两个数量级。但是银行觉得它们都“不安全”。
银行现在试图用监管来拯救“银联”，同样的事情广电系也做过。上海广电系统的黎瑞刚正掀起一阵改革的旋风，他一度被广电系的领导斥为“电信系的功臣广电系的罪人”。广电的老人们一直希望在“三网融合”中抓紧手中的频谱资源和发牌照的权力，他们现在还在这样做，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谁还有兴趣谈论什么“三网融合”了。现在的话题是自制剧、自媒体和4G网络普及将带来的内容富媒体化。
还有人记得“移动梦网”吗？中国移动和他的老师，日本电信运营商Docomo，曾经都试图用传统运营商的办法建立起一个游戏、娱乐和电商帝国。但是去年它俩一起一样放下身段，向iPhone手机提供补贴。如果你觉得以上这些商业模式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其主导者，银行、广电和运营商都是守旧势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即使是站在浪潮之巅的科技公司，也无法用商业模式来弥补技术上的劣势。
以苹果为例，当对手是诺基亚手机和华硕上网本的时候，苹果是无往不利的。到了乔布斯去世的那一年，胜利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他们描绘了一个没有谷歌的互联网：人们在iOS设备使用苹果地图，Siri让人无需打开搜索页，苹果股价会冲破1000美元。然而事实是Siri被当做玩具，苹果地图引来无穷的嘲笑，股价在500美元左右徘徊，苹果的三款社交服务：MobileMe、GameCenter和Find my Friends无一例外遭遇失败。
两万人魔咒和150人定律
这又是为什么呢？
科技行业有一个著名的两万人魔咒，就是大公司雇员超过两万人之后，人均业绩、公司氛围、执行效率都会朝负面发展。“150人定律”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魔咒。牛津大学社会学家罗宾·邓巴发现人类的社交圈子稳定在150人的规模，即使是非常优秀的人，也很难同时保持和更多人的深入了解和高效沟通。这个数字是由于人类大脑负责知觉等高级神经活动的新皮质决定的，人类在游牧时期就是如此，超过150人的部落往往就会分裂。
这和两万人定律有关系吗？很有关系，因为150的平方是22500。大公司即使是做到极致的扁平化（这正是谷歌和阿里巴巴试图做到的），从CEO到每位员工之间只隔着一个层级的管理人员，那么理论上22500名员工仍然可以保持高效率运转。当然这一假设成立的前提是公司尊重觉大部分员工的个性和创造力。一些只把员工视为仆人甚至是机器的公司当然可以做得很大，但是互联网公司显然不能这样。
正因为如此，互联网行业不会产生赢家通吃的商业模式。在商业模式和技术的对决中，商业模式永远不堪一击的。很多人应该都记得《狗日的腾讯》，四年前这篇报道描述了一个无所不在的腾讯帝国，绑架用户、抄袭对手、碾压创新。这篇文章引发了大量共鸣，让中国互联网圈洛阳纸贵。但是随后的两年，那篇文章中中的受害者，王兴、周鸿祎和蔡文胜，都迅速找到了新支点。而腾讯在安全、手游、微博上都无所作为，直到偏安广研院一隅的张小龙捧出微信。
微信让腾讯有了再来一次的机会，可惜腾讯还是那个腾讯。与四年前相比，腾讯甚至更懒了，不再重复经典的“盯紧-超越”政策，而是直接用微信入口换来小伙伴们20%的股权，希望增强搜索、电商、本地生活和在线视频，所有这些自己不擅长领域的竞争力。同样的，阿里巴巴为来往不惜血本，入股海外社交应用Line和Tango，想在史上最大IPO之前补齐最后一块短板，给投资人讲述一个价值1500亿美元的完美故事。
他们会成功吗？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扩展阅读
山西能摆脱“资源诅咒”吗
“资源诅咒”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因过度依赖资源而导致经济落后。30年来，以煤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终于让山西又一次吞下了苦果，如何从举步维艰的困境中挣脱出来，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山西的头等大事对于山西的主政者而言，这并不是个好年头。一夜之间，这片15.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钟摆停止了摆动。从太原出发，向南、向北行进，原本重型拉煤车挤满道路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即使隐匿在山间曾火光冲天的焦化厂、铁厂也已偃旗息鼓。从去年10月经济危机席卷以来，占山西重工业90%以上比重的煤炭、焦炭、钢铁和电力全面下滑。山西成了能源工业的重灾区。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山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仅完成599.6亿元，同比下降22.4%。相比过去几年财政收入增速位列全国第一的状况，山西一季度财政收入完成423亿元，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40.2个百分点。山西省政府的一份报告以少有的语气写道：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山西明年下半年将有三分之一的县市无法正常发工资。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山西是典型的煤炭财政，全省煤炭工业收益占全省可用财力的一半。“工业经济形势非常严峻，财政收支十分困难。”4月16日，山西省长王君如此总结一季度经济形势。这和十年前的山西经济如出一辙。上世纪90年代末期，全国煤炭市场低迷，山西经济滑落到了全国倒数几位。过去的岁月之中，山西经济承载一个难以转身的负担——财政收入受制于煤炭市场行情大起大落。进入新世纪，当其刚刚享受煤炭带来的喜悦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让这些化为了泡影。事实上，泡影的背后则是山西30年以来形成的以煤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也让山西的政治、社会生态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尽管山西的主政者费尽心思调整产业结构，然而这些积弊在短期之内难以得到调整。 山西深深依赖于煤 山西之泪 “孩子他爸出事那天晚上，小孩一直说怕怕。”4月初，在山西焦煤集团屯兰矿拥挤的院子内，33岁的张素梅回忆起自己小孩那天反常的举动的时候，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不懂世事的2岁的孩子孤独地在床上玩耍。“2·22”屯兰矿难中78人长眠地下，张素梅37岁的丈夫就是其中一员。屯兰矿难是山西新任省长王君上任后遇到的最大一起煤矿事故。总结屯兰矿难教训时，这位煤矿出身的省长潸然泪下。摆在王君面前的是一个两难决定：既要保证经济的发展，又要保证山西不再发生事故。在一个以煤为主，以复杂地质条件著称的产煤环境中，这种决定显得过分沉重。至少目前，外界的解读认为，王君的首要任务还是遏制矿难的发生。有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2004年，山西全省有1.7万多名矿工长眠地下。正因如此，紧张的情绪充满了这个煤炭储量、产出占全国1／4的省份。4月初，记者在太原通往古交市的路上还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拉网查处违禁爆炸品。路边不断闪过的采空区标志提示已进入矿区。屯兰矿难之后，山西的煤矿事故之弦再次紧绷起来。山西省内的一次内部总结会议上，一位主管煤炭的县级领导面对即将出台的问责制度，反问煤炭主管部门：那么多管理部门，为何管不住煤矿？如果问责制继续加强，县级官员根本无法干事。在他们看来，小煤矿往往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关停小煤矿，地方的经济根本无法发展。目前，山西省91个产煤县财政收入的40%至50%来自煤炭，其中36个国家级重点产煤县的70%以上财政收入来自于煤炭。去年冬天，记者在山西采访时注意到很多老百姓甚至没有煤烧。由于整个市场疲软，加之停产整顿，很多煤矿无法生产，为了让当地老百姓过冬，山西寿阳县甚至出台“煤票”政策，以求煤矿低价供应煤炭。更有甚者，老百姓开始上山砍树。难怪当时山西本地官员惊呼：山西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从临汾出发路经其管辖的乡宁县的道路上，可以清晰看到“乌龟壳”般的道路——路面被分成两半，一半路面负重的拉煤车行走，坑坑洼洼，修补得如同乌龟壳；一半路面完好无损，属于正常车辆以及空载拉煤车行走。过去这条道路熙熙攘攘，烟尘遮日，甚至白天行车还要开灯，现在空空荡荡，只有路边闪过的院子内停放的拉煤车证明着曾经的辉煌。山西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全省11市工业生产都出现了负增长，其中临汾降幅最大。对当地的居民而言，经济萧条中，虽然他们失去了工作，然而至少环境得到了改善，他们见到了久违的太阳。临汾，这个牛车与宝马等高档轿车在一条道上行驶的城市曾经位列全球九大污染最严重地区之中。
产业调整之难
临汾正是山西的缩影，也是轻重工业比例失调，严重依赖能源工业的典型。这些年来，山西历任主要领导一直试图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但由于配套政策和资金的缺乏未能如愿。
一位山西官员毫不客气地说，有时产业结构调整（下称调产）好比挖祖坟一样难。过去在山西主政的官员大部分是挖煤出身，有一种天生的煤炭情结。在过去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山西已经将能源重化工基地等同于山西的发展战略，结果导致发展道路“越跑越窄”。
显而易见，山西调产之难并不是常人能想象的。
这种调产的积极性在1990年代末期最为突出，当时全国煤价已经跌到了谷底——山西多数矿务局半停产，工人工资发不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9年10月，山西在运城召开了调产会。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山西要培育优势产业、优势产品、优势企业。
此后，调产成了全省上下的口头禅，山西的经济要从地下转移到地上。当时山西阳泉甚至提出要打造北方瓷都的雄伟口号。
山西研究煤炭的学者指出，山西此间的调产都在延续“煤炭经济小循环”的怪圈——煤焦铁、煤电铝、煤焦化等。
具有悲剧色彩的是，山西每次调整经济结构都会遭遇“冷调整遇到热市场”的尴尬境地。最终这些调产计划全部消弭在煤炭价格的高涨之中。
2001年冬天，煤炭价格从50多元跃升到100元。2002年后半年到2003年上半年，山西进入煤炭矿难的高发期，与此同时煤炭价格也开始了新一轮的飙升——价格从200多增加到400元到500元。
在这种状态下调产，简直难上加难。在很多人眼中，山西与其调产不如多挖几铁锹煤，而且山西多山、多沟，即使污染，也不会污染到哪里去。
对很多煤老板而言，2000、2001、2004年之间的几次调产更是一场无边无际的梦魇。
焦化厂老板徐文（化名）就是其中感触最深的一员。
2000年初，徐文养着几辆卡车为焦化厂拉煤，看着焦化厂赚钱眼馋。在山西全省的“6·5”关停风暴中，响应号召的徐文凑足了资金上了更先进的机械焦炭生产设备，上了新设备之后，政府说应该延长产业链，需要上化工产品生产设备。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焦化厂的煤焦油中可以提炼多种化工产品。结果没过1年，环保总局的流域限批的一纸禁令下，地方政府要求再上环保设备——焦炉除尘、挡风墙、废水循环池等设备。
徐文算过一笔账，全部上马这些设备，一个焦炉少则投入几千万元，多则上亿元。
事实上，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给煤老板施加压力，调整产业结构。
去年煤炭形势最低谷期间，山西省高平市政府就曾自掏腰包，组织40名拟关闭煤矿的实际控制人和矿长到苏州培训。其目的就是留住这些煤老板的资金，让他们发展非煤产业。不过，究竟这些煤老板会将多少产业留在山西，现在还不得而知。
调产让位于安全
山西频发的矿难已经让山西的主政者不断更迭。调产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如何保证山西不出事故。
过去，山西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此问题。从最早的技术改造，到后来的产权制度改革以至于资源整合，所有手段的目的只有一个：山西平稳发展。
在很多研究者看来，山西其实错过了一个绝好的摆脱煤矿事故的方法——产权制度改革。这项并不彻底的改革发轫于山西，却没能在山西推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在于山西的政策与中央政策无法衔接。
2004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参加抢险的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表示必须施行煤炭产权制度改革。但是不幸的是，在山西临汾乃至全省推行产权制度改革之时，国家开始了关停小煤矿的运动。
这造成的结果是，交了价款的煤老板一夜之间又变成了无产——他们的煤矿大部分在关停之列。
政策的对撞让山西的煤老板空欢喜了一场。作为山西而言，也丧失了一次弥补、完善政策的机会。
此后，山西的煤炭政策开始大规模资源整合，然而，由于地方各县与省里的意见不一致，主导整合的煤炭集团与煤老板的利益纠葛，加之去年山西高层更迭，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推行缓慢。
为了更进一步管理煤矿，减少事故，新任省长王君的设想是进一步压缩矿井。这也延续了其一贯的思路。
按照山西省最新的政策，未来两年，山西将在现有煤矿基础上再压减1500余座矿井，将全省矿井控制在1000座左右。这意味着将在现有2600座煤矿基础上压减60%之多。
此举被媒体解读为“晋煤新政”。不过，一位长期参与山西煤矿事故调查的专家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制定的政策都是限制性的行政法规，没有人真正从实际地质、自然条件制定技术条例。“如果以‘堵’为主，让我干小煤矿也得出事。”上述专家说。
以关闭煤矿为例。1998年山西开始的关井压产之时，县里首先是向上报指标，有一定的主动权。2007年山西省正式提出硬性关闭目标，后来要求凡煤炭资源小于200万吨、井田面积不足0.8平方公里、核定产能不到15万吨者都要关闭。为了落实关闭的目标，煤矿关闭指标被层层分解。
结果，刚刚已经搞完采改的煤矿马上面临关闭的命运。有的矿长，甚至县级官员不得不通过县与县之间置换指标的方式规避。
一位县级煤炭局官员说，通行的做法是，他们将其他县的保留手续、没有资源的煤矿指标买过来，保留本县的煤矿。一家花了2000万买了指标的村镇联办矿矿长告诉记者，他刚买了指标就要关闭，跑了四个月还是没有等来复产的消息。
失落的山西
各种恶性煤矿事故乃至黑砖窑，这些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起飞中，通过压低劳动力等各方面要素价格的发展轨迹。频繁的矿难、恶化的环境，让山西成为各界官员烫手的山芋。过去几年内，几乎每任省长都要在山西挥汗如雨，最终泪别山西。
在短期内无法调整产业的经济结构下，山西为了获得煤炭循环的自我发展，就必须向中央讨要更多的政策，比如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此次4万亿投资撒向全国各地之时，山西也希望能够从中分得一杯羹。
谁也不会想到，山西曾经的辉煌。
建国以来，山西一直是全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早在“一五”期间，全国156项重点工业项目中，山西就占据了18项。“二五”期间国家继续加大对山西的投资。
其间，山西形成了重型机械、铁路机车、军工、钢铁、化工、纺织、食品、电力、建材比较合理的工业格局。
由于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这一切在过去30年中丧失殆尽。郭兰英曾借一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唱遍大江南北，现在这只能成为人们凭吊记忆中的山西。
显然，由于山西的非煤产业并不突出，经济衰退之后，要保证经济增长，必须通过煤炭。其主要手段就是煤炭寡头制，这也是山西目前极力培育的增长点。可以看到，几任山西官员都在不遗余力地提高山西煤炭产业的集中度。
尽管谁都知道，煤炭产业的发展是排斥其他产业的，比如旅游，但是山西似乎在短期内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山西的“失落”正在从政治、社会生态层面蔓延到经济层面。
过去几年内，山西成功掌握了焦炭的定价权，自诩为中国的焦炭欧佩克。去年年中焦炭价格飙升至顶点时，山西从事焦炭生意的一位集装箱老板即忧虑地告诉记者，每次协会开会大家都在齐声说涨价，“这条链条迟早要被绷断”。
可以发现，近几年，山西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远远大于煤炭产量的增长速度，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在关停煤矿的过程中提升了煤炭价格。以往山西的煤炭产量只要有所波动就会影响全国的煤价，现在这种优势正在消失。
其中，内蒙古、陕西、新疆等地的煤炭产量正在逐步上升，加之电厂海外购煤的冲动，冲击山西煤炭价格寡头制的态势已经形成。今年一季度，内蒙古煤炭产量已经首次超过山西，成为中国第一产煤大省。
山西的明天在哪里？谁来拯救山西？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山西的一位官员说，他曾看到一块广告牌：假如明天没有煤，山西该怎么办？“假如过去没有煤，山西可能就是今天的深圳！”上述官员自问自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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