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一批“诗词教材”,它们以学习诗词写作为目的,正式出版后,销量极好,有的再版多次。这些“诗词教材”自成体系,通俗易懂。有以“诗法”冠名,亦有以“诗词启蒙读物”或“学诗小册子”称之,但尚未引起时人关注。由于其中不少著作有学校教材或自学读本的功能,故笔者称之为诗词教材。这些教材受到旧式诗学传统和现代西方诗学的双重影响,其求新与守旧之处颇具意味,对于研究民国时期新旧体诗之关系、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型及现当代诗词教学有重要价值。
保存旧文学传统
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许多人开始写作新诗、白话文。文学环境之改变,致使旧体诗词的创作氛围淡化,蒋梅笙《诗范》中狄侃《序》云:“今者欧风东被,人尚新理,高文典册,饱蠹覆瓿,诗之一学,更訾为雕虫小技,屏不一观,将成广陵绝响矣。”谢无量《诗学指南》简介页云:“自文学革命以来,诗、词、骈文遂鲜有人涉猎焉,不知一国固有之文艺。治文学者,要不可不窥其崖略。”因此,谢无量作《诗学指南》《词学指南》,“揭其体要、穷其源流”,给“有志于斯者,无望洋兴叹之感”。旧学与新学的相互碰撞,文言环境的日渐式微,诗词技法被看成继承文学传统的门径之一,担负起保存旧文学的使命。
保存旧文学的方式具体是指令诗词下移到一般城市识字阶层。古典诗词只在士大夫群体之中流传,是传统知识分子抒情达意的一种文体。古人学诗词先要拜师入门,自学教材却可以帮助学习者“无师自通”。傅汝楫《最浅学诗法》中庞省三《序》云:“考之于古诗三百篇,大抵劳人思妇之作也,信口成吟,即景言情,其发于天籁者,固人人能之也。后世讲求声韵雕琢字句,而人人固有之能事,遂若文人学士所独擅,何其谬与?窃不敏,尝欲以诗歌之能事,还诸人人,就浅近立说。”“还诸人人”,意在普及,“就浅近立说”,意在方便初学。顾亭铠《学诗指南·序》进一步强调方便自学:“手此一编,无诗友为之切磋,亦不患不知病,不患不能诗矣。”诗词教材打开了旧体诗词的传播途径,因此也就保存了一代之文学。
因承担保存旧文学之使命,诗词教材也呈现出守旧的一面。如蒋梅笙《诗范》,虽然“今之教科书者,率尚语体”,但是书仍以文言写成,并且对新诗采取严厉否定的态度,其例言云:“迩来妄人,耳未闻四始六义,目未睹两汉三唐,略习欧文,辄欲破坏国粹,以无声无韵之通俗语,每句提行,然自号曰诗。噫嗟,吾不知地球万国,亦尝有此读不成声之诗否也。颜厚至此,尚何言哉!吾将以是编为毛瑟之枪,从诸同志鼓而逐之。”由于诗词教材是为旧体文学服务,尽管具有一定现代色彩,却仍受到新文化运动阵营的猛烈批评。
蕴含现代诗学逻辑
诗词教材建构了具有逻辑性和学理性的“体系”。不同于旧式诗词学感悟式、评点式的形式,民国诗词教材采用现代诗学的研究方法,内容和体例都蕴含了内在的逻辑脉络,对诗词的源流、高下、作法均有点、线、面结合的立体呈现,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接近。张延华、吴玉《学诗初步》建立了以“上卷:诗的基本知识及古体诗作法”、“中卷:近体诗作法”、“下卷:诗的避忌、取材、读法、变体、拗体等”的“三级”式学诗模式。顾宪融《填词百法》用“百法”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其中百法条理分明,层层递进,基本都是古代词学批评的理论结晶,只是编者用科学的方法对传统词学知识进行了逻辑建构。这种建构无外乎是体制、结构与历史三个方面,正好对应词学课程体系中的“通论”、“词选”和“词史”,同时也印证了它们作为教材的实用性。类似以“百法”冠名、建立体系的还有《作诗百法》(刘铁冷)、《学词百法》(傅汝楫)、《学诗百法》(刘坡公)等。
诗词教材具有清晰的学科意识。过去诗人创作中包含诗学研究,而某些诗话、诗论又以诗之作法为核心,“学诗”与“诗学”概念含混不清。诗词教材实现了二者的分离。如范烟桥《作诗门径》,区分“学诗”与“诗学”的不同,又区分“诗学原理”、“诗史”和“诗法”的不同,书中内容较为纯粹,都是与初学有关的诗法方面的知识,而凡涉诗学、诗史方面的内容,都只作简要说明。
诗词教材蕴含西方现代诗学的因子。如顾宪融《作诗百日通》使用“主词”、“副词”、“分句”等概念来分析五七言诗句的“文法组织”,引入西方语言学方法。范烟桥《作诗门径》则将新诗纳入到诗体演变的历程中,其《总论》云:“中国的诗,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从歌谣变而为乐府,再变而为五言诗,再变而为律诗绝句,再变而为近今的新体诗。”还专门开辟一章来讲述新体诗。刘铁冷《作诗百法》中有“作新体诗法”,“新体诗亦有音韵,亦有节次,惟须神明于诗境者,方能成篇,若用俚言俗语,信口而出,信手而为,未免使观者齿冷,读者气索矣。”并举沈尹默、胡适作品为例,认为胡适之新诗是 “从涵咏唐诗得来”。而胡怀琛《诗的作法》、施瑛《旧诗作法讲话》、金铁盦《诗法入门作诗百日通》、范烟桥《作诗门径》、徐碧波《简易学诗法》均以白话文写成,体现出对新文化运动的响应。
引入新式教学方法
诗词教材引入新式的教学法。如丁福保《诗钥》采用问答体,摹拟初学者提问而作答,开近代教学法中问题叙述法的先例。顾宪融《作诗百日通》以课程为单位,将作诗的基本知识编为22课,每课先选读若干古人的诗篇,再指导具体作法,引入现代课堂教学的理念。朱宝莹《诗式》、冯振《七言绝句作法举隅》采用范例法教诗,《诗式》为诗选本,取唐人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各若干首,每首加以 “评”、“注”,又复分“体”、“品”。《七言绝句作法举隅》同样为诗选本,以圆圈标出诗中关键字眼并附讲解。事实上,诗词选本在诗词教材中屡屡出现,但选诗的目的为写作示范,与传统选本已有所不同。
诗词教材带来教学方式的转变,与市场的互动加速了知识公有化、诗词大众化的进程。传统私塾教育是老师与弟子面对面的交流,而诗词教材的出版使得教学变为书本与读者的交流,口传心授转换为文本交流。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突破了过去开门收徒的门派观念——即“我的知识”不一定只能传给“我的学生”,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占有观念。《学诗初步》自1916年至1920年已再版9次。《最浅学词法》自1920年至1934年14年间印了7版。出版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等选题十分商业化,注重走大众化道路。部分诗词教材的编者亦深谙市场之道,如陈栩曾任畅销杂志的主编,顾宪融曾是出版社编辑。
诗词教材或因其诗学、词学价值不足,且诗法启蒙教材自古以来地位就不高,导致它们未进入研究者视野。不过,既为“教材”,其目的在于教学,并非创新,所以从诗词技艺的教学和传承角度审视它们的价值和地位,应当更为恰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人结社与晚清民国文学的历史转换”(13CZW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彭敏哲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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