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有一批“诗词教材”，它们以学习诗词写作为目的，正式出版后，销量极好，有的再版多次。这些“诗词教材”自成体系，通俗易懂。有以“诗法”冠名，亦有以“诗词启蒙读物”或“学诗小册子”称之，但尚未引起时人关注。由于其中不少著作有学校教材或自学读本的功能，故笔者称之为诗词教材。这些教材受到旧式诗学传统和现代西方诗学的双重影响，其求新与守旧之处颇具意味，对于研究民国时期新旧体诗之关系、古典诗学的现代转型及现当代诗词教学有重要价值。
保存旧文学传统
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许多人开始写作新诗、白话文。文学环境之改变，致使旧体诗词的创作氛围淡化，蒋梅笙《诗范》中狄侃《序》云：“今者欧风东被，人尚新理，高文典册，饱蠹覆瓿，诗之一学，更訾为雕虫小技，屏不一观，将成广陵绝响矣。”谢无量《诗学指南》简介页云：“自文学革命以来，诗、词、骈文遂鲜有人涉猎焉，不知一国固有之文艺。治文学者，要不可不窥其崖略。”因此，谢无量作《诗学指南》《词学指南》，“揭其体要、穷其源流”，给“有志于斯者，无望洋兴叹之感”。旧学与新学的相互碰撞，文言环境的日渐式微，诗词技法被看成继承文学传统的门径之一，担负起保存旧文学的使命。
保存旧文学的方式具体是指令诗词下移到一般城市识字阶层。古典诗词只在士大夫群体之中流传，是传统知识分子抒情达意的一种文体。古人学诗词先要拜师入门，自学教材却可以帮助学习者“无师自通”。傅汝楫《最浅学诗法》中庞省三《序》云：“考之于古诗三百篇，大抵劳人思妇之作也，信口成吟，即景言情，其发于天籁者，固人人能之也。后世讲求声韵雕琢字句，而人人固有之能事，遂若文人学士所独擅，何其谬与？窃不敏，尝欲以诗歌之能事，还诸人人，就浅近立说。”“还诸人人”，意在普及，“就浅近立说”，意在方便初学。顾亭铠《学诗指南·序》进一步强调方便自学：“手此一编，无诗友为之切磋，亦不患不知病，不患不能诗矣。”诗词教材打开了旧体诗词的传播途径，因此也就保存了一代之文学。
因承担保存旧文学之使命，诗词教材也呈现出守旧的一面。如蒋梅笙《诗范》，虽然“今之教科书者，率尚语体”，但是书仍以文言写成，并且对新诗采取严厉否定的态度，其例言云：“迩来妄人，耳未闻四始六义，目未睹两汉三唐，略习欧文，辄欲破坏国粹，以无声无韵之通俗语，每句提行，然自号曰诗。噫嗟，吾不知地球万国，亦尝有此读不成声之诗否也。颜厚至此，尚何言哉！吾将以是编为毛瑟之枪，从诸同志鼓而逐之。”由于诗词教材是为旧体文学服务，尽管具有一定现代色彩，却仍受到新文化运动阵营的猛烈批评。
蕴含现代诗学逻辑
诗词教材建构了具有逻辑性和学理性的“体系”。不同于旧式诗词学感悟式、评点式的形式，民国诗词教材采用现代诗学的研究方法，内容和体例都蕴含了内在的逻辑脉络，对诗词的源流、高下、作法均有点、线、面结合的立体呈现，与西方现代学术体系接近。张延华、吴玉《学诗初步》建立了以“上卷：诗的基本知识及古体诗作法”、“中卷：近体诗作法”、“下卷：诗的避忌、取材、读法、变体、拗体等”的“三级”式学诗模式。顾宪融《填词百法》用“百法”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其中百法条理分明，层层递进，基本都是古代词学批评的理论结晶，只是编者用科学的方法对传统词学知识进行了逻辑建构。这种建构无外乎是体制、结构与历史三个方面，正好对应词学课程体系中的“通论”、“词选”和“词史”，同时也印证了它们作为教材的实用性。类似以“百法”冠名、建立体系的还有《作诗百法》（刘铁冷）、《学词百法》（傅汝楫）、《学诗百法》（刘坡公）等。
诗词教材具有清晰的学科意识。过去诗人创作中包含诗学研究，而某些诗话、诗论又以诗之作法为核心，“学诗”与“诗学”概念含混不清。诗词教材实现了二者的分离。如范烟桥《作诗门径》，区分“学诗”与“诗学”的不同，又区分“诗学原理”、“诗史”和“诗法”的不同，书中内容较为纯粹，都是与初学有关的诗法方面的知识，而凡涉诗学、诗史方面的内容，都只作简要说明。
诗词教材蕴含西方现代诗学的因子。如顾宪融《作诗百日通》使用“主词”、“副词”、“分句”等概念来分析五七言诗句的“文法组织”，引入西方语言学方法。范烟桥《作诗门径》则将新诗纳入到诗体演变的历程中，其《总论》云：“中国的诗，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从歌谣变而为乐府，再变而为五言诗，再变而为律诗绝句，再变而为近今的新体诗。”还专门开辟一章来讲述新体诗。刘铁冷《作诗百法》中有“作新体诗法”，“新体诗亦有音韵，亦有节次，惟须神明于诗境者，方能成篇，若用俚言俗语，信口而出，信手而为，未免使观者齿冷，读者气索矣。”并举沈尹默、胡适作品为例，认为胡适之新诗是 “从涵咏唐诗得来”。而胡怀琛《诗的作法》、施瑛《旧诗作法讲话》、金铁盦《诗法入门作诗百日通》、范烟桥《作诗门径》、徐碧波《简易学诗法》均以白话文写成，体现出对新文化运动的响应。
引入新式教学方法
诗词教材引入新式的教学法。如丁福保《诗钥》采用问答体，摹拟初学者提问而作答，开近代教学法中问题叙述法的先例。顾宪融《作诗百日通》以课程为单位，将作诗的基本知识编为22课，每课先选读若干古人的诗篇，再指导具体作法，引入现代课堂教学的理念。朱宝莹《诗式》、冯振《七言绝句作法举隅》采用范例法教诗，《诗式》为诗选本，取唐人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各若干首，每首加以 “评”、“注”，又复分“体”、“品”。《七言绝句作法举隅》同样为诗选本，以圆圈标出诗中关键字眼并附讲解。事实上，诗词选本在诗词教材中屡屡出现，但选诗的目的为写作示范，与传统选本已有所不同。
诗词教材带来教学方式的转变，与市场的互动加速了知识公有化、诗词大众化的进程。传统私塾教育是老师与弟子面对面的交流，而诗词教材的出版使得教学变为书本与读者的交流，口传心授转换为文本交流。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突破了过去开门收徒的门派观念——即“我的知识”不一定只能传给“我的学生”，改变了传统的知识占有观念。《学诗初步》自1916年至1920年已再版9次。《最浅学词法》自1920年至1934年14年间印了7版。出版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等选题十分商业化，注重走大众化道路。部分诗词教材的编者亦深谙市场之道，如陈栩曾任畅销杂志的主编，顾宪融曾是出版社编辑。
诗词教材或因其诗学、词学价值不足，且诗法启蒙教材自古以来地位就不高，导致它们未进入研究者视野。不过，既为“教材”，其目的在于教学，并非创新，所以从诗词技艺的教学和传承角度审视它们的价值和地位，应当更为恰当。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人结社与晚清民国文学的历史转换”（13CZW061）阶段性成果）
（作者：彭敏哲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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